§三 活菩萨 明妮魏特琳（第2页）

金女大是安全区的第五区，从这天的早上八点就已经开始。登记先从男性开始，三十日下午才开始女性登记。登记大约进行了十天。有人认为，登记过了，人就会安全，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魏特琳日记写道：

今天米尔斯带来一位户部街五十六岁的妇女，昨晚被强奸。今晚她在校门口碰到一个男子要给女儿送些吃的东西，他说现在只有这个女儿了。三天前的晚上，妻子在安全区因反抗日本兵时，被刺刀穿透了心脏，小孩也被扔出窗外。

自从吴贻芳离开金女大后，武汉又遭到日机轰炸，魏特琳非常惦念吴贻芳的安全。直至去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她才通过上海给金女大董事会和吴贻芳写了信：

你们也许想知道我们是如何供应这么多人吃饭的。南京沦陷那天，红十字会在我们校园北部开了一个粥厂，每天向我们这个大家庭供应两顿米饭。数周以来，他们把蒸好的米饭送到校园广场两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已定好了供餐标准，并竭力教育妇女不要拥挤，按顺序轮流，但这对他们来说是很难学会的一课。最近，供餐改在粥厂，比原来好多了，因为粥厂给妇女和姑娘每日两餐，并能随时让她们吃到热的米饭。如果她能付得起钱，一碗饭交三个铜钱，如果她们确实没钱而且经过核实，就发给她们一个红色标牌，可以免费就餐。许多难民营没有像我们这么幸运，有一个管理完善而且近在身边的粥厂。关于开水，我们很早就让两个男人把大开水炉搬进校园——他们很乐意这么做，这意味着他们得到人身保护——因此，这儿的妇女整天都有开水喝。

这是魏特琳在难民危机情况下最好的选择与创造。

不久，魏特琳从英国使馆接到吴贻芳二十日寄自汉口的来信。她在日记中激动地写道：

刚吃完晚饭，便围坐在起居室的圆桌旁，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得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分校正不断发展，这真是太好了！已来了四位新老师，估计还有更多的人会来。看了吴博士和鲁丝的来信，我们多么希望讨论一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远景和规划啊！

收到信的魏特琳和留守人员，兴奋得溢于言表，那是置身事外的人所难以理解的。

一月十三日，日军进城已满一月，大屠杀的形势有了一些好转。然而校园难民人数仍没有减下来，筹粮、健康、卫生成了面临的难题。他们由于没有工具，分配来的二十八袋大米只好靠人力车去运。

埃尔茜当天发来电报，说吴贻芳已转到成都。

抢劫案和纵火案不断发生，数目惊人的脏物在市场上出现，那些社会渣滓赶上了“好时光”。魏特琳发现，一名日本宪兵和一名日本士兵在外国人的住宅里抢劫。

这两天，校园里异常繁忙，妇女们洗涤的衣服，晾满了所有林木和灌木丛。有些人白天回家，晚上再回到校园。城里每天都有大火，但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宁海路、汉口路，特别是上海路成了熙熙攘攘的市场，马路两旁摆满各色物品。鱼卖到零点四元一磅，白菜零点一元，胡萝卜零点三零元等。

日本统治者在安全区外面张贴了大幅招贴画，敦促人们返回自己家里。金女大仍有五六千难民待在校园里。

魏特琳去日本大使馆见代理大使日高，针对难民中七百三十八名尚未回归的丈夫、儿子和父亲，请求大使协助查找。她还和秘书大王到南京模范监狱了解情况，那里大约关着三千人，其中有一千人是平民百姓。她数次找有关人员如拉贝、自治会的许传音等，希图使那些平民百姓获得释放。

拉贝就要离开南京了。魏特琳和玛丽为他举行了告别茶会，把储藏室里仅存的食物拿出来招待。在拉贝先生离开时，有三千名妇女在草坪上跪下来，哭泣着请求拉贝留下来。他讲了几句安慰的话，然后由玛丽陪同离开。

天气暖和起来。春苗出土，有燕子归来。

魏特琳和王小姐一起为难民举办了圣经班，参加学习人数十个班超过一千人。另外还有十二个班是为初级文化水平和未受过教育的人而开设的。

圣经班以学习《耶稣传》为主要课程，还学习一些宗教歌曲，如《赞美上帝》《上帝与我们同在》等。这个为期六周的学习结束后，许多难民不愿离开拯救过她们生命的校园。

三月八日，魏特琳接到吴贻芳来信，得知她不久将离开成都，到上海与董事会协商金女大发展计划，结束圣约翰、沪江两校的校务。她给吴贻芳写了一封长达五页的回信，感慨中国现状，不知何处才是尽头。上海离南京虽然近在咫尺，但当时的情况，吴贻芳却不能回来。

后来魏特琳三次去南京模范监狱，希图搭救关在那里的平民百姓，但都没有成功。她又到海宁路五号去见自治会成员许传音博士，恳求他保释这些平民。许对此也感兴趣，答应她尽力而为。

新年过后不久，便开始进行掩埋死难者尸体的事宜，其具体数字不断传开。

魏特琳四月二日日记记载，德国使馆罗森报告说：红十字会自一月二十三日至三月十九日，在国家公园（今中山陵）就埋葬了三万二千一百零四具尸体，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平民。

四月十五日红十字会总部又告诉她：从一月中旬至四月十四日，在城里埋葬了一千七百九十三具尸体，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平民；在城外埋葬了三万九千五百具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尸体，其中百分之二点五是平民。这些数字不包括下关和上新河地区，那里还有大批人丧生。

玛丽订阅的十二月份的《密勒氏评论报》四月中旬才到。有篇报道说：“所有的中国军队在十二月十三日都有秩序地撤离了。”魏特琳则在日记中说：“我们在这里的人都知道，有成千上万人根本没有出城，而是像老鼠似的被围困在这里，被赶到一起，然后遭到机枪射杀。”

金女大举办的圣经班结束后，他们又将举办为期五周的中、英读书班。这期间，魏特琳还发起为民请愿签字、接种疫苗和为难民争取国际救济委员的救济活动，这些事花去她大量体力和心力。

四月末，吴贻芳将离开上海去成都，魏特琳抓紧时间给她和中国西部同事写信，白天时间不够（有许多难民找上门来求助查找亲人下落），她只得晚上加班完成写信任务。五月二日，她在日记中写道：“吴博士今晚一定很忙碌，明天她要出发，先乘船去香港，然后坐飞机去成都。

五月二十四日，日军和伪“南京市政公署”在宁海路五号，召开难民特别委员会会议，重新确定难民最低数目。据统计，六个难民所仍有七千零八十三人，会议要求必须帮助的人不要超过一千人，并明确宣布，在五月三十一日前必须关闭粥厂。

此时，金女大无家可归的女子还有六百七十二人，魏特琳与王小姐商量了很长时间，讨论难民营的关闭事宜。经过反复动员，最后走了约二百人，剩下的人以教学名义，继续留在学校。

六月二十日，德本康夫人回到南京。晚七时，魏特琳等二十一人在南山公寓参加了她的“圣诞晚会”，每个人得到一份有用的礼物，给孩子们的礼物是玩具。

六月二十三日，天下着大雨。魏特琳、李先生、罗小姐等人带着日本大使馆签发的通行证，乘救护车去火车站上车，去上海参加金女大分校毕业生典礼。车过镇江，水稻种植多了起来，田野一片碧绿。苏州使魏特琳最为伤心，铁路和城墙间建起许多日本人的木屋，这表明他们打算在此长期居住。车站上都是日本人，他们在兜售日本货。到上海，鲁丝和费络伦斯来接站，然而，她们在火车站受到野蛮对待，罗小姐被推来推去，她吓坏了。吃过晚饭后，她们住在莫里斯的家里。

第二天下午，魏特琳到麦克泰利尔体育馆，参加了金女大上海分院毕业生庆祝会，有十七名已经完成学分，六名尚有一些学分未完成。再次见到金女大的教师、学生和校友，她感到十分高兴。晚七时半，又在福州路一家餐馆由学生请教师们用餐。餐馆里很嘈杂，无法进行安然交谈。魏特琳心里说不清是喜是悲，记忆深处总是浮现出难民们悲惨的画面。

魏特琳的暑期是在上海会见朋友中度过的。马吉牧师和德国使馆的罗森博士坐加拿大“女皇号”离开上海回国。他们在苦难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如今就这样分手了。上海女子俱乐部执委会，为她今秋要开办的手工、家政学校开学提供了三千元赞助。假期旅行就这样不知不觉过去了。八月二十三日，魏特琳从上海北站上车，车厢大部分是日本兵占用，只留下两节给平民百姓。下午五时半车到南京，布雷迪医生前来接站，离开站台时，车站为她强行喷了她不喜欢的抗菌剂。

回到学校，魏特琳又是一番忙碌，首先是制定教学计划，聘请部分教师，接下来面试、考试入学学生，为手工、家政科注册，订购织布机（八台）、织袜机（四台）和纺线等。

九月二十日，经过多方努力，手工、家政班开幕式在科学楼举行，九十五名妇女和二十八名小孩参加了开幕式。由教师林弥励主持，魏特琳用中文做了简短致辞，介绍了教师成员。仪式结束后，这批特殊学生被安排到七百号楼去住。

九月二十七日，魏特琳组织的实验中学也正式开学，上午在南画室举行了简短的开幕式，共招收学生一百二十人。到十月上旬增至一百四十三人，生源来自原国民政府学校学生七十一人；私立学校学生十八名；原基督教学校五十四名。分初中三个班，高中三个班。后来学生总数增加到一百七十八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日，魏特琳到美国使馆申请去上海的通行证，同时领取了重庆国民政府颁发给她的“采玉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