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邂逅端木恨不相逢未嫁时（第1页）
§邂逅端木，恨不相逢未嫁时
萧红从北平回到上海不到两个月，发生了七七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很快，“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也成为抗日战场。
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萧红还在懵懂中，对突然爆发的这场战争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当好朋友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在战争前夜抱着一只颤栗的小猫咪来萧红家中避难，告诉她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当隆隆炮声中看到勇敢的战士为国捐躯的时候，她从飞机的轰炸声中醒悟过来，这窗外的炮声不是瞬间即逝的烟花，一场日本侵华的血腥战争已经爆发了。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萧红顾不上沉溺于个人的儿女情长中，顾不上个人的小伤感，她以战斗者的**和姿态，以笔作武器投入到拯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她用自己的笔写一些与抗战有关的文字，尽管这些文字的威力显得有些微弱，但是，她投入进去了。
战争的爆发，使上海陷入一片混乱中，许多刊物都停刊了。胡风和上海同仁要创办一份抗战刊物，正在为刊名发愁。胡风本想拟定为《抗战文艺》，又觉得太直白，没有艺术味道。
在时远时近的炮火声和令人心颤的飞机轰鸣声中，八月的一天，胡风邀请萧红、萧军、曹白、艾青、彭柏山、端木蕻良等作家商议筹办刊物事宜，告诉大家他正为刊物的名字发愁，让大家一起出谋划策。
因为已经爆发的战争，那次聚会作家们一反往日的幽默活泼，神情都比较凝重。萧红坐在一边，不断吸着纸烟。对刊物名字的事，她沉吟思考了很久，提议刊名就叫《七月》，纪念七月抗战的爆发，另外一层意思，七月流火，七月是一团熊熊烈火，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战**，有象征意味，还有诗意。“七月”两字采用鲁迅的手迹，也是为了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弘扬鲁迅精神。
在这次《七月》创刊会上，萧红第一次认识了端木蕻良。
那天，端木蕻良坐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在这些文学大家面前，他是没有名气的小辈，所以默默坐在那里，一直没说一句话。萧红对这个陌生的文弱儒雅的男子没太在意，还是胡风把端木蕻良介绍给了萧红，告诉她，这个男青年叫曹京平，笔名端木蕻良，是辽宁昌图人，已经发表了十一部短篇和一部长篇小说，是个很有前途的文学青年。
因为都是东北老乡，因为萧军和端木蕻良都是辽宁人，乡情把他们之间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
闲谈中，听说端木蕻良已经来上海一年时间了，萧红睁大眼睛天真地问：“是吗，都来这么久了，怎么没听胡先生说起你呢？否则我们早就认识了。”她比端木蕻良大一岁，像个大姐姐一样照顾他，给他递上一杯茶。
端木蕻良受宠若惊地接过去，礼貌地笑笑，他没敢多说话，也不知道对萧军和萧红这样的大作家说些什么。其实他来到上海后是见过一次萧红的，只是她在明处，他在暗处，她不知道罢了。听着她大胆提出把刊名改为《七月》，看着她潇洒地夹着纸烟，看她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知名女作家的派头，端木蕻良暗自佩服萧红的才识。他欣赏这个女人，她有东北女人的直率豪爽，也有女作家特有的浪漫文艺范儿，虽然乍一看她长得一点都不漂亮，但是越看越有味道。
端木蕻良属于有些小资的左翼文青，他是那个时代的高富帅，家境殷实，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庭，中学时代就离开老家，到了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因为“九一八”事变后搞学生运动，在南开中学没毕业就被学校开除了。
虽然中学没拿到毕业证，第二年端木蕻良却考上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其实他对历史并不怎么感兴趣，最喜欢的还是文学创作，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写一些小说，后来就加入北平左联。他曾经创作了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等。北平左联遭到破坏后，他辗转到了上海，结识了鲁迅、胡风这些文学艺术界的大鳄。
1936年夏天，端木蕻良刚到上海不久的一个日子，他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公园里和几个朋友坐在树下聊天，远远走过来几个人，其中有一个他见过面，是黄源，还有一男一女，朋友告诉他，那个男的是萧军，女的就是萧红。那天，萧红穿了件红色衣服，马上要到日本去了，她已经从外形装扮上为出国做好了准备，头发刚刚烫过，装扮比过去也时尚了不少，远远望去，给人风姿楚楚的美感，有些《红楼梦》中林美人娇弱惹人怜爱的感觉。那一次，萧红给端木蕻良留下了极其美好的第一印象，他几乎产生了要主动上前结识他们的冲动，不过，依照他的性格，最终还是忍下了。
《七月》创刊会上，萧红有了两大收获，一个是刊物采用了她取的名字，她在文化界更加令同仁们刮目相看，另一个就是她正式认识了端木蕻良，她生命中的又一个男人。
1937年9月11日《七月》在上海发刊，胡风主编，萧红成为临时编辑部里的一个编辑。这是一份没有报酬的刊物，稿件的质量却很高，编辑水平在当时也是一流的。
上海的时局越来越动**，曾经与萧军深深相恋的许粤华似乎也无心再打扰他们的生活，因为她和萧军的那场绯闻，使她和丈夫黄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很微妙。她开始把精力放在编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少年读物》之上，随后跟随也是文化名人的黎烈文到福建永安编报刊，最终和黎烈文相爱，并在和黄源离婚后，嫁给了黎烈文。黄源则把一切的情感纠葛抛在脑后，参加新四军，投入到火热的抗战中去，成为抗日战场上的文化战士。
在文化同仁们纷纷搬离上海之后，创刊不久刚刚出版了三期的《七月》也面临着危机。上海即将沦陷，形势越来越动**不安，《七月》杂志被迫转移到武汉。萧红和萧军也随着《七月》编辑部一起，在1937年初秋，在聚满了逃难的难民的上海梵皇渡车站，在拥挤中登上前往南京的列车，从南京坐船转道去汉口。
萧红和萧军这对本来已经行将陌路的夫妻，因了突发的战争，相互扶持着离开上海，他们牵着手，像一对恩爱夫妻那样裹挟在难民潮中，相扶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一座城市的沦陷，暂且缓解了他们爱情分崩离析的速度。生命攸关的时刻，价更高的爱情已经退居到次要的位置，除了爱情，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从汉口下轮船前，要在江汉关进行例行的检疫。
虽然时局不好，萧红他们运气好。
船上的乘客毫无次序地拥堵在船舱的各个角落，这种检疫不过就是走过场，检疫船靠近后，有检疫官走上轮船，萧军和萧红发现，其中一个检疫官居然长得很像他们哈尔滨时代写诗的朋友于浣非，笔名宇飞。他开口说话，便是一口浓重而熟悉的东北口音，没错，就是他，他们惊喜地挤上前。
几句热烈的寒暄之后，宇飞从检疫船上叫过一个人，这个人是宇飞的朋友——诗人蒋锡金。他老家是江苏宜兴的，在湖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工作，业余时间在汉口和冯乃超、孔罗荪合编《战斗》旬刊，还帮着穆木天编辑半月刊《时调》，每天在武昌和汉口之间忙来忙去，有时候就住在宇飞工作的检疫船上。宇飞把萧军和萧红介绍给蒋锡金，并委托蒋锡金帮助和照顾他们。
之后，萧军和萧红还真仰仗着蒋锡金的照顾了。
武汉到处都是从上海逃过来的难民，在这里租房子是件非常难的事，蒋锡金很仗义地让萧军和萧红住进了自己的房子——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寓所。他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他们，他在书房里放了张小床，自己睡进书房。这个新认识的朋友和他们相濡以沫得像一家人，萧红每次做饭都多准备一些，让蒋锡金和他们一起吃饭，洗衣服也顺手把蒋锡金的一起洗了。白天蒋锡金外出工作，萧红就在他书房的桌子上写作，她已经拟完了《呼兰河传》的大纲，开始着手写这部巨著了。
炮火中难得的一段短暂的静美岁月，萧军和萧红的关系缓和了下来，在外人眼里，他们像许多恩爱夫妻那样，安安静静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武汉，成为三十年代末中国文人的避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