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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竿而起

刘邦落草后

刘邦落草以后，地方政府害怕影响政绩，对刘邦团伙以“地域管辖”等为借口相互推诿扯皮，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刘邦虽然有家不能回，但没有遇到被清剿、被追杀的情况，日子倒也逍遥。刘邦让他的连襟樊哙担任联络员，往来沛县和芒砀山，及时了解情况。

刘邦是没什么事情，但是吕雉就遭殃了。沛县政府逮不到刘邦，就根据株连法则逮捕他老婆。这种恐怖的绑架政策被后来的法西斯使用得淋漓尽致。于是，吕雉被收监了。中国的监狱是中国最阴暗的角落，不管你之前有多尊贵，一旦进去了就再也没有尊严、道理可讲。可想而知，进了监牢的吕雉会有什么遭遇？《史记》简单记载了一句“（吕雉）遇之不谨。”供读者们想象。

不幸中的万幸，刘邦在沛县的黑社会混久了，势力如老树盘根，遍布沛县的各个角落。狱吏里边有个叫任敖的和刘邦关系很好，出头殴打了对吕雉耍流氓的狱吏，才使得吕雉免于受辱。

刘邦起兵后，任敖追随刘邦闹革命，有些苦劳，封广阿侯。吕后称制期间，任敖一度担任御史大夫，这是后话。以任敖平庸的才能最后居然升到御史大夫这么高的位置（官位排名前三），这顿拳脚的功劳恐怕要占95%以上吧？

就这件事，笔者要反思一下：你会为一个被通缉的朋友去得罪同事吗？如果任敖圆滑点，当时他大可以装作什么都没看见，这样既不会得罪同事，刘邦也无法责怪他（“看守监狱的狱卒那么多人，又不止我任敖一个，那天我忙某某事情，监狱里黑灯瞎火我真的没看到。”类似的辩解是完全合理的，谁也找不出一点问题的）。可以想象，当时的任敖必定是义气盈胸，一心维护朋友，才会做这种“傻”事。当然，最后好人好报。人有时候做事是需要点正义感的，不用怕。

刘邦强大的关系网里除了黑道弟兄，还有白道的沛县主吏掾萧何、狱掾（司法局长）曹参等人，在黑白两道的联手包庇下，吕雉没吃太大的亏，很快就又放了出来，并且还几次上山去见刘邦。

豪杰并起

二世元年七月，一支900人左右的队伍行进前往渔阳（今北京密云一带，当时的边疆地区）卫戍的路上。这些都是“闾左”人，更准确地说他们都是在家乡失地的农民，流亡到外地为人“佣耕”，相当于现在的外出打工人员。秦政府对这类“盲流”是非常痛恨的，将他们视为帝国身体内的毒素，经常把他们谪发去戍边，借此消灭他们。

这支队伍行军到大泽乡（今安徽宿州东南）的时候遇到了大雨，按照法令耽误了期限的他们会被处斩，于是这些早就无牵无挂的人们选择了造反。带头的人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

有了挑头造反的陈胜、吴广，藏匿在山涧水泽逃亡的人们纷纷聚集过来，队伍规模不断扩大。起义军攻打大泽乡后又打下蕲县（今安徽宿州），从蕲县向西连续攻克铚（今安徽省宿州西南）、酂（今河南永城西）、苦（今河南鹿邑）、柘（今河南柘城西北）、谯（今安徽亳县）等县。一个月不到的时间起义军就攻入了当时淮阳郡的首府陈县（今河南淮阳），并以此为首都建立了张楚政权以对抗秦政府。战事顺利得出乎意料。

二世元年九月，此时的刘邦已经带着队伍在芒砀山落草一年多了。一天，樊哙从沛县匆匆赶回，带回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两个月前，有个叫陈胜的人造反了，顺利攻占了很多县，现在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起义的烽火。沛县县令不是沛县人，在沛县的根基不稳，害怕沛县也会发生反秦暴动并杀死他。在巨大的压力下，县令接受了萧何、曹参等人的意见，准备起兵反秦，化被动为主动，要求刘邦将队伍带到沛县作为沛县反秦义军的军事骨干，去挟制和统领沛县子弟组成一支有一定规模的起义军。

得到消息的刘邦立刻开展了行动，带着这支约数百人的队伍向沛县进发。到了沛县却发现情况有变，沛县关闭了城门，摆出一副准备抵抗刘邦的姿态。刘邦正在疑惑之际，萧何、曹参二人跳城墙逃了出来。原来沛县县令中途又反悔了，打算中止起义行动，杀掉萧何、曹参，抵抗刘邦。

摸清楚情况的刘邦写了封劝告书，用箭射入城中。劝告书的大体内容是：“天下人受到苛刻的秦法压迫很久了，现在各地诸侯并起，沛县的父老乡亲却在沛县令的逼迫下进行守城顽抗，顽抗将会招致屠城。沛县的父老乡亲应该行动起来，共同诛杀掉沛县令，选举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当领导人，响应诸侯的号召，这样家室才能得以保全。如若不然，诸侯军队屠城，我也救不了你们了。”这份劝告书在内容上写得还是很到位的，于是沛县人动手杀死县令，打开城门迎接刘邦。

秦政府故意采用非本地人做县令，以避免县令与当地民间势力进行勾结，进而形成割据，破坏中央集权。非本地人县令由于根基浅薄，不得不仰赖中央的权威。当天下大乱，中央的权威不足恃的时候，县令就无法立足，被杀也是情理之中。

刘邦进城后，沛县人就打算让刘邦担任沛县令，刘邦推辞说：“现在天下大乱，诸侯并起，如果我们领导人选择不当，就会一败涂地，我不敢爱惜自己的性命，只是害怕自己能力太浅薄了，不能保全父老乡亲们。这是大事，大家还是推举更适合担任的人吧。”

就刘邦所说的这段话，可谓入情入理，情真意切。萧何、曹参等人社会地位比刘邦高，知识文化水平也比刘邦高，从技术角度看有文化有知识才能更好地做出分析判断，萧、曹等人当然比刘邦更适合担任起义军首领。

可是当领导人唯一不可缺少的特质恰恰不是“智慧”和“品德”，因为“智慧”、“品德”还有其他的东西可以通过团队来弥补（比如张良弥补智慧、萧何弥补品德），当领导真正不可缺少的特质是一往无前的坚定信念和决心。这是因为领导就是一支队伍的灵魂，其他人可以犹豫彷徨，但是领导人一定要自信坚定，这样军心才能稳定，队伍才能前行，将士们才能将未来寄托给你。或者说当领导必须要有点牺牲精神，有股子“憨”劲。“傻子”不一定都是领导，但领导一定都是“傻子”。这点萧、曹等人可没有，他们是小算盘算得太精的人。他们确实知道“贼吃肉”的快感，但更想过“贼挨揍”的风险，一想到危险，腿就先软了，哪敢挑头造反？

结果起义军领导人这个重任推来推去只能落到刘邦的肩上。刘邦之所以当领导，还有两点比较小的原因：第一点刘邦原本就是领导，起义的核心队伍原本就是追随他的；第二点他在黑白两道都有一定的影响力，算是政治妥协的一个产物吧。

刘邦就这样拉起一支队伍，收编沛县子弟兵，大概有两三千人的规模。因为刘邦以赤帝子自居，部队采用赤色（红色）的旗号。刘邦的父亲和二哥不愿意参与造反，依然呆在沛县过他们的生活。刘邦的母亲刘媪舍不得小儿子，毅然从军成为随军家属。后来，在行军的颠沛流离中病死在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附近的小黄城北，没能亲眼看到他的儿子成为汉王、成为皇帝。当时，戎马倥偬的刘邦只能草草安葬了母亲。

二世元年九月，在刘邦起义的同月，秦朝会稽郡守殷通对陈胜吴广起义接连取得胜利的消息颇为心动，他向项梁表达了他的意思：“江西（长江以西，长江在九江——南京一段为西南东北走向，故分江东、江西）到处都在造反，这是老天爷要灭亡秦朝的时候。我听说先发制人，后发就会被人控制。我想要起兵，由你和桓楚担任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