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第2页）

公务员悄然进入中产阶层

公务员是人民的勤务员，即使级别最高的公务员，从道理上说也是人民的公仆。可现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公仆”的工资比“主人”要高出许多倍。不用参考什么统计数字，只要看一看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打破了头要求报考公务员，就一目了然。在经济发达地区，公务员已经全行业地进入了中产阶层阶层。

领导干部首先富起来

这里的领导，包括、但不限于国有和集体企业领导。领导干部由于身居要职，有着良好的政治、经济、地位、人脉优势，更容易跨进中产阶层。这还不包括各种“穷庙富方丈”的腐败行为在内。

在全国较早实行“阳光工资”的广东地区，2003年4月16日，佛山市出台了《规范和完善镇级领导干部收入管理试行办法》。办法规定，各区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相当于公务员职务中科级干部的镇级领导干部，可以分两类享受最高年薪，南海、顺德所属镇的正职领导干部年收入最高可达15万元，副职最高12万元，而这在公务员工资序列中是找不到的　7。

收入多少，与本人年龄有关

中产阶层的收入多少，与其本人年龄有关。在我国，这种相关关系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年龄规律截然不同。

中国中产阶层具有年轻化特点

在社会结构的自然演进过程中，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是由各种年龄群体构成的，成分非常复杂。可是在我国却比较单一。

一方面，在我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引导下，高收入领域大多集中在诸如金融、证券、信息、高科技等新兴行业和外资企业中。这些行业在社会上处于上升地位，一旦进入其中，就意味着占领了收入制高点。

另一方面，中国新中产阶层大多具有较高学历，具有新的专业知识，懂外语、会电脑、会开车，比较容易进入到有竞争力的行业中去。他们无论在职业结构上，还是在生活方式、社会态度上，都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有巨大差异。例如：他们有令人羡慕的职业、有很强的高消费倾向，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能挣会花；有渴求名望与成功的心理状态……所有这些，都会在比他们年龄略小的新一代中起到示范效应，激励他们勤奋工作、努力学习，将来也加入到中产阶层队伍中来　8。

年轻一代和年老一代的收入矛盾

近些年来，不乏有一部分老年人尤其是老职工抱怨说，自己干了一辈子，收入还不如那些刚毕业的“学生娃”；眼看还有几年就退休了，却不得不“提前内退”；更有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面对着劳动合同每年一签的现实，随时都面临着失业威胁！

实际上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我国存在着这样一个“新生代”，他们在人才资源市场上具有更高的竞争力，收入也超过其他年龄层。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戴维丝，曾经在研究中国城市代际结构时发现：在我国改革开放前，文化程度较低的年长一代，占据了地位较高的职业和职位；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一代，从事的却是较低职位的工作。这表明，改革开放前我国人才资源配置完全没有体现市场竞争原则。人才资源配置处处论资排辈，年龄越大、资格越老、收入也越高，两者呈现出一条直线上升关系。

这种情形在改革开放后彻底颠倒了过来。中国人民大学李强教授1994年调查发现，20～30岁的年轻人，收入要高于其它各年龄组，尤其是超过中年组。41～45岁的中年组收入指数最低。

究其原因，只能从代际更替上得到解释，而且这种奇特现象只有在社会急剧转型期才能出现。原因在于，由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竞争力强的年轻人收入增加很快，不能适应社会剧变的中老年人收入必然下降，甚至完全被淘汰出局、失去收入来源。这从年轻人的收入高低与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上，可以看出来　9。

我国中产阶层内部结构中年轻人比例较高的事实表明：代际更替正在以职业结构、产业结构、新的经济体制的面目出现，这从本质上反映了我国社会正在走向一个资源配置更优、效率更高的方向。

中产阶层年轻化分布不均衡

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收入和年龄之间的关系一般呈现出中间高、两边低的曲线，年轻时和年老时收入较低，年龄在45岁左右时达到最高。中年人经验丰富、竞争力最强，理所当然收入最高。

可是在我国，年纪轻轻不到30岁倒能进入中产阶层行列。这是因为，市场转型重塑了两代中国人的利益结构：作为计划经济社会中间阶层的国营企业职工、即目前的这一代中老年人，在市场经济下出现了整体衰落；而新崛起的一代年轻人，特别是一些新兴产业和大城市中，正在形成新的中间阶层。这些年轻人普遍具有高学历，在新兴行业或外资企业就职，而这些行业和企业又处于上升期，于是水涨船高，他们进入了中产阶层。

这种新中产阶层的出现，在全国范围内并不是均等的。根据李强教授1996年在全国23个省市的县级以上城市调查，发现有这样的规律：在省会城市，30岁以下的年轻人收入要高于41～55岁的中老年人；而在县级市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收入却低于41～55岁的中老年人。究其原因在于，在大城市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大款，是他们提高了该年龄组的平均收入水平　10。

这就是说，虽然从总体上讲，年轻人中的中产阶层比例较高；可是从社会总的阶层分布看，我国中产阶层的比例仍然很小；尤其是在大城市的比例要高于小城市，这表明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普遍。

收入悬殊，与权力背景有关

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种权力排斥现象——体制外的人要想获得相应发展机会，成本要高于体制内的人。随着市场机制的全面引入，体制内、体制外两种不同分配机制，分化出了两种不同利益群体，“准中产阶层”群体从此出现。

家庭背景的关系

这种“准中产阶层”群体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私营企业主，另一部分是干部“下海”经商者。

在下海经商的那部分人中，许多人具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并因此大踏步进入中产阶层。他们个人或家庭因为具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和背景，有机会借助于权力资源优势，在体制外方便、轻松地获得高收入，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中产阶层。

例如，有一位理论工作者，本来是摇笔杆子的，没有半点经商头脑，可当时他却第一批下了海，而且与许多干部停薪留职相比，他是干干脆脆的直接辞职。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父母是国家计划经济部门的高级干部。父母给他提供什么钢材紧缺的信息，然后帮助他获得相应批文，靠这些批文他就能赚钱。事实上，他下海后的第一笔生意就赚了好几十万。在之后的事业发展中，他又利用这种家庭资源很快把事业做大。

显而易见，这种家庭背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利用这种家庭背景进入中产阶层也是不正常的，因为它直接预示着每个人的发展机会不同。发展机会上的不公，必然导致社会地位分配结果的不公，而这与和谐经济、和谐社会的宗旨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