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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不是平均死亡年龄

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为58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10岁左右。北京市中关村的中年高级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比10年前缩短5。18岁。近5年来，中国科学院系统在职科学家的平均寿命只有52。2岁。上海10家主要新闻单位的大规模调查显示，去世的新闻工作者，死亡年龄高度集中在40～60岁之间。

——摘自某公开报道

本案例中涉及这样两个概念：一是“知识分子”，二是“平均寿命”。这两个概念中只要有一个没搞清楚或根本搞不清楚，就会误解与知识分子平均寿命有关的统计数据；或者说，就会被误导了。

先看第一个概念，所谓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概念最早起源于欧洲，在东欧称之为isia，在西欧称之为iual。国外对知识分子的主流看法是，知识分子是指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一个群体，是国外“中产阶级”的主体。

在我国古代，与当今西方知识分子概念最相近的称呼是“士”或“士大夫”，这个阶层在我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占据着中心位置，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并且操纵着整个封建社会官僚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第一位知识分子。

在我国当代，学术界一般认为知识分子是那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主要以创造、积累、传播、管理及应用科学文化知识为职业的脑力劳动者，他们同样是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

不难看出，知识分子是一个政治性概念，他们广泛分布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文化艺术、医疗卫生等领域，很难进行精确统计。

有鉴于此，有人发明了一条很简单的杠子，把知识分子标准确定为：具有中专以上文化水平，从事科研、教育、文化传播、技术应用、企业管理等专业技术工作的脑力劳动者。这样一来，就把知识分子的范围圈定在了“具有中专以上文凭”，具有“干部”身份，并且“坐办公室”的这群人身上。直到现在，我国人事干部制度中仍然是这样划分的。

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的概念非常含糊不清。要知道，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中专”毕业还算是个文化人的话，那么现在具有“中专”以上文凭的人已经在年轻人中基本普及，中专以下文凭的人反而“物以稀为贵”了。

再来看第二个概念，所谓平均寿命。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寿命有多长，要等他去世以后才知道。这就带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谁去统计“他”的寿命长短？是“我们”吗？如果是这样，说不定“他”还没去世，“我们”倒先去世了；即使“我们”的寿命比他们长，恐怕也要等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得到这样的统计结果，所以这种办法行不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口学家认为，既然没有人知道任意一个活着的人的寿命究竟有多长，那就只能用人均预期寿命来代替，这能变相达到某种统计目的。

所谓人均预期寿命，是指预期每个人出生时平均可以成活的年数。例如，2011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73。5岁　1。这表明，如果某个婴儿出生在2011年的我国，那么根据当时我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卫生医疗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不考虑这个婴儿本身的体质好坏、遗传因素、生活条件等差异，如果在他一生中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他将来能够活到的岁数理论上是73。5岁。并且，由于每个人都有性别，不同性别的平均预期寿命也不一样，所以还要根据性别来推算他（她）的平均预期寿命。

容易看出，这种平均预期寿命并没有考虑到他（她）的个人差异，而实际上，一个人的个人差异与寿命长短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这种人均预期寿命数据与实际相差太大。只是因为我们不能预见这个婴儿将来究竟能活多少年，所以也就只能用这种方法来间接地、不是很精确、却又简单得多的办法来推算了。

又看得出，既然是平均预期寿命，那么这个婴儿将来的实际寿命不一定会正好活到这个岁数。一般来说不是超过就是不足，正好活到预期寿命的可能性反而微乎其微，比买彩票中奖的机会还小。关于这一点，读者看看周围的人就知道，同一年出生的人有的小时候就夭折了，有的却长命百岁，可是当初他们的“平均预期寿命”是一样的。

不但如此，不同阶段的人均预期寿命也不一样，需要统计部门通过每年人口变动调查所公布的死亡率，对人口普查死亡数据进行修正后得到“生命表”，以此来表明任何一个年龄的人群其预期寿命大约是多少，这就是“周期性预期寿命”。当然，由于每一年的情况都在变化、数据也在更新，所以每一年的生命表和周期性预期寿命表数据是不同的。

明白了上述道理就知道，衡量一个人的寿命长短只能用平均预期寿命来代替，而不可以、也不可能用实际寿命来表示。

看到这里，再回过头来看本案例中所提到的知识分子平均寿命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最早出现在国务院办公厅的一份材料　2中，这份材料引用中国妇女报网、光明日报网、解放军报网等网站上报道的中年高级知识分子健康状况堪忧的内容，其中就提到“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为58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10岁左右。北京市中关村的中年高级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比10年前缩短5。18岁”等数据。

报道大胆设想说，这是因为知识分子的“职业枯竭”　3引发了过劳死现象，并且这种过劳死现象在全球很普遍。

追根溯源，上述数据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独自进行过一项有关北京中关村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调查。他通过搜集位于北京中关村地区的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单位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5年时间里的134名去世者资料，计算出他们去世时的平均年龄是53。34岁，从而得出“北京中关村知识分子平均寿命只有53。34岁，比10年前缩短了5。18岁”的结论　4。

这份名为《来自中关村的健康报告》1995年刊登在《体育文史》上后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直到事隔多年后在一次会议上被国家卫生部一位前副部长旧话重提，再经过媒体广泛报道，一时引起各界关注。

在人们的概念中，知识分子尤其是书法家、画家等都是长寿群体。知识分子每天的工作时间或许会比普通人长一些，工作中有压力的比例也会比普通人高一些，但总体看，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阶层中，无论健康知识还是收入水平、医疗保障、体检制度、生活条件、社会地位、退休金待遇等都具有明显优势　5，怎么就会相对短寿了呢？

所以，就在2005年初《南方周末》刊登署名文章时，文章作者自己也不能理解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为什么就会比全国平均寿命低10岁。

因为从道理上讲，知识分子和农民工相比，不能说他们活得太累；和失业工人相比，不能说他们压力太大；和全国8亿农民相比，他们的条件更是可以说养尊处优。更何况，这些知识分子基本上都处在体制内，医疗保健、生活条件、健康意识要比一般工薪阶层优越得多。所以想来想去，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都应该高于普通人才对。更何况，工作压力大只是影响寿命长短的一个因素，而且不是主要因素。推而广之，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谁的工作、生活压力不大呢？

同样感到不理解的还有中央高层。中央领导看到《信息摘要》后马上批示要采用“科学的抽样方法”“准确的统计数字”重新调查，并于2004年7月由原国家人事部、北京市人事局委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组成课题组，进行“中年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的健康状况调查”。

课题组聘请了人口学、统计学、公共卫生学、社会学专家，全面搜集位于中关村地区的中国科学院下属的18个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对2000年1月到2004年12月间去世的436名副高级以上职称的知识分子进行全面调查。调查数据显示，上述知识分子去世时的平均年龄为70。27岁（其中在职知识分子去世时的平均年龄为56。31岁，离退休知识分子去世时的平均年龄为72。24岁），与前面这位研究员所得到的数据截然不同，究其原因在于前者在研究中混淆了“平均死亡年龄”和“平均预期寿命”这两个最基本的人口学概念。

所谓平均死亡年龄是指死者年龄的平均值，但人口学界普遍认为，平均死亡年龄并不能准确反映某个时期的死亡水平。而前者在报告中恰恰把中关村的134名去世的知识分子的平均年龄误以为是知识分子平均预期寿命，并且把它与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相比较，得出“知识分子平均寿命比全国平均寿命低10岁”的荒谬结论。

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两个不同概念，两者没有可比性。

更不用说，前者报告中漏掉了大量的退休之后去世的知识分子数据，因而调查样本极不完整。如果调查样本局限于在职知识分子，那么得到的调查数据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60岁，因为一旦超过60岁就不在这个统计范围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