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跳板四 着力化解民生问题（第2页）

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看，过去我国的民生改善主要是伴随着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化而来；可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注重解决民生问题、加大对社会事业的投入。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大对社会事业投入就是加大民生投入。

加强企业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

企业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有许多，吸纳劳动力、向政府纳税等等都是，但仅仅有这些还不够；因为说到底，这些都是企业应尽的法律责任。你不用工人行吗？不纳税行吗？

从化解民生矛盾出发，这种社会责任感主要应该更多地体现在参与第三次分配上。在第一次分配（向政府纳税，给职工发放工资）、第二次分配（拿出一部分用于社会事业和社会救助）基础上，用于民间捐赠的就是第三次分配。

总体上看，我国企业和企业家的民间捐赠目前还没有形成气候。从数量上看，高收入国家的慈善捐赠一般占GDP的3%到5%，而我国还不到0。1%。即使这0。1%，也主要是来自海外华人的捐赠。

为此，政府应当创造良好的捐赠环境，公开、公平、公正地处理民间捐赠，吸引更多企业和企业家为解决民生问题的薄弱环节贡献力量。

提高人民群众参与度

民生问题的“民”是指人民群众，所以政府在制定相关法规、制度、政策时，要特别注意倾听群众意见、提高百姓参与度。如果高高在上，觉得制定政策、制度是属于“自己的事”，与老百姓无关；或者认为这些政策制度的制定过程被百姓知道了，会因为七嘴八舌而影响进度，那么可想而知，这样的政策、制度就不一定会得到百姓认可，也就是更难发挥最佳效果。

看看现实中许多政策、制度不是无法操作就是朝令夕改，不正是他们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结果吗？！

把民生问题当作重点问题来研究

革命导师恩格斯说，社会的需要胜过10所大学。民生问题是我国社会目前最大的需要，毫无疑问应该成为学术界最大的研究课题。

所以，政府和学术界应该联合起来对此进行研究，把在实践中创造的行之有效的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用于指导解决民生问题。

第三节　老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

民生问题涉及到百姓切身利益，老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只有着力化解民生问题，才能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又快又好地向前发展。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说目前已经形成共识，关键是下一步怎么做。

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高度关注[8]：

一是民生问题虽然有其共同性，可是在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之间又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性构成了复杂性，使得民生问题解决起来颇有难度，并且不能搞一刀切。

例如，以义务教育为例，在经济发达地区，早就普及了小学、初中入学，家长考虑更多的是怎样让孩子读一所好学校。可是在贫困山区，许多孩子连上学都困难，不是没有课桌椅、吃不上饭，就是每天要爬山越岭十多里路走读，没有起码的文具用品，甚至连教材也没有。

虽然这两者都是民生问题，却根本不是同一个档次的问题。在这里就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需求，有目标、有步骤地解决问题，并且要让百姓看到希望、看到解决问题的时间表。

二是民生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始终存在。旧的问题解决了，又会冒出新问题，甚至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所以不要希望一蹴而就，而是应当根据不同社会发展阶段逐步解决。

有鉴于此，就需要政府和百姓都有理智的长远眼光，既要考虑到目前有哪些民生问题亟待解决，又要分析、展望未来可能会出现哪些新问题，并且把现在面临的问题和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只有这样，才会有助于一揽子解决更多问题，同时又避免因为短期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

综上两点可以看出，化解民生问题虽然有相当大的难度，但只要以最大的决心来解决当前面临的最大的民生问题，问题就会越来越少。

在这其中，尤其是要顺应民意，了解百姓最希望解决什么，这是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重中之重。为此，有时候甚至必须采取强硬措施来达到目的，知难而退、躲躲闪闪、**缩尾只会使问题越积越多。

例如，2010年末委内瑞拉就遇到了4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洪涝灾害，12万人无家可归。不用说，在这种背景下，尽快解决灾民的居住问题就是委内瑞拉当时最大的民生问题。

为此，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在视察灾区时，一方面直接安排25户无家可归的灾民入住总统府内他的住所，而他自己则搬到利比亚领导人送给他的帐篷内办公；另一方面，他表示将不遗余力地为穷人建造安居房。他甚至警告说，政府将没收“资产阶级”的土地为穷人建房，如果哪家银行不慷慨解囊发放贷款，就会面临查抄风险[9]。

可以说，委内瑞拉在解决民生问题上采用的这种铁腕手法非常值得肯定。归根到底，民生问题是最大的政治；那些无家可归的灾民的事就是天大的事。有了这样的决心，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

在我国，有一个固定词语叫“国计民生”。“国计”和“民生”连在一起相提并论，实际上就很好地反映出民生问题和国家发展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想当初，2400多年前的《左传·庄公三十三年》就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了（意思是说，民生问题的解决程度会决定社会进步的程度，甚至决定政权兴亡），可令人奇怪的是，在接下来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很少看到有哪个朝代真正重视过民生问题；相反，民不聊生却成了一种历史常态。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民生问题才开始真正受到关注，一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好的表态。可是到了“**”时期，由于经济发展遭到破坏，所以解决民生问题的成效并不明显，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百姓普遍过着“共同贫困”的生活。

现在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社会结构也和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有很大不同，民生问题再次被提上最重要的议事日程。正如过去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都要看“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这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方向和总开关。

例如，目前社会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食品安全问题？为什么15个主管部门也管不好一个食品有毒添加剂问题？这些问题乍一看解决起来有难度，但实际上只要想到老百姓的事是天大的事，并且对照上面几个“××不××”标准，解决起来实际上很容易——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否则就让这些人离开，由真正管事的人来做，这不是很简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