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跳板二 大力改革政治体制（第2页）

对此，智囊团人士向中央高层提出，我国通货膨胀的形成以及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很大程度上与通过权力意志来配置资源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有关。

这种模式突出表现在：片面追求GDP增长、发展新兴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等，不但严重破坏经济健康运行的微观基础，而且会在宏观层面上不断造成麻烦，反过来要求不断动用行政化“宏观调控”，为下一次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埋下伏笔。

所以能看到，近几年来我国经济运行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行政化色彩越来越浓，并且调控时间也越来越长，政府对资源要素的控制力度、投资大项目和特大项目的胃口、国有企业垄断扩张速度、“国进民退”的程度，可以说史无前例。而这一切，又大大压缩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增强自主创新活力的空间。

于是乎，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落入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巢穴不能自拔，反复上演“投资—通胀—宏观调控—再投资—再通胀—再宏观调控”的循环过程。

不用说，这种“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一再强化，不但会破坏经济健康运行、经济增长方式的正常转变过程，而且会导致“权力主导一切”的倾向不断强化，在政治、社会生活方面带来一系列问题。

有鉴于此，智囊团建议中央高层，在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一定要同步深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制改革，宁可减缓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速度，也要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赖以生存的体制和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为“十二五”规划的顺利实施打下制度基础。

可以说，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从顶层设计角度出发的。有了这样的宏观规划和蓝图，通过改革政治体制来牵引经济发展就有了相应保证。

回想过去，我们总是习惯于“摸着石头过河”，还美其名曰是“渐进式改革”。其实，这是缺乏顶层设计的表现，效果当然要打折扣了。即使称之为渐进式改革，也没有任何证据说就一定比休克疗法好。因为无论做什么事，尤其是改革这样的大动作，如果没有前瞻式思考和设计，仅仅“摸着石头过河”，不但可笑，而且很危险——试想，如果这河里没有石头怎么办？或者虽然摸到了石头可又滑掉了怎么办？只有有了顶层设计和思考，才知道碰到什么样的问题该怎么处理，胸有成竹。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通过分析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巴西以及前苏联的经历，提醒大家说：“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这些）国家最后都是以财政危机、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来结束这样的发展。”他建议那些强调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怎么怎么好，把它说成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说成是中国的5000年历史上最好的”人，“应该去多看看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史，包括中国自己19世纪和20世纪的一些经历。”[12]

换句话说，今天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既不是我国独创，也不是最好的。否则，改革开放之前的模式岂不是比今天更好？另外就是，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要求“摸着石头过河”有道理的话，那么现在就再也不能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了。因为对于一个理性的人来说，总得考虑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才能去付诸实践，否则代价太大。

所以大家看到，我国要继续深化改革已经非常困难。一方面，改革每深入一步都会损害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恰恰只有他们才有能力继续推动改革。这就是说，他们既是改革的推动者又是阻碍者。在这种情况下，“渐进式改革”的弊端显而易见。

第四节　重点是要规范政府行为

政治体制改革千头万绪，应该首先从哪里抓起呢？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但这几年来我国的实践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从行政体制改革着手，这是一条成功之路。而从行政体制改革入手，就要首先实行党政分开、规范政府行为、约束政府权力，以此作为突破口。

对此，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认为，谈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克服“意识形态化”，不要以为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照搬照抄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如多党制、三权分立等；同时又要克服政治体制改革“恐惧症”和“无知症”，认为“选举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如果任其发展执政党就会沦为“在野党”等等[13]。

从中国国情看，目前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应该放在授权民主和党政关系的处理上。也就是说，在这其中有两个最关键的环节：一是在民主体系层面上，要重点推动授权环节的民主；二是在党政关系层面上，要实现党政职能分开。

以前者为例，授权民主是民主政治的起点，说穿了就是要通过选举，由老百姓向掌权者授权，县以下先推行直接选举，让政府官员真正对选民负责。以后者为例，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党政关系，而党政关系的核心并不是要不要党的领导，而是怎么领导更科学。

他认为，所谓领导就是“领着、导着”，对于执政党来说，执政党和政府之间不应该是上下级关系，而是要渗透到整个公共权力的运行环节中去，对每个环节都施加影响，但又不破坏公共权力的逻辑关系。

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执政党可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赋予政府权力，让政府为老百姓服务，再由老百姓去评价政府，从中判断老百姓对政府是否信任。执政党的领导作用，不是体现在与政府之间有一种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而是要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尊重人民选择。

否则，如果政府既要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又要向党负责，那么在党组织直接掌握政府人员任免时，政府当然会选择首先服从党的指令。这样一来，也就很难避免“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了。

从这个角度看，“党管干部”和“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矛盾，而是有机统一的。放眼全球，执政党管干部天经地义，但这里的管不是管“具体人头”，而是管“政策方向”。

目前我国实行的这种党政关系模式，是当年直接照搬照抄“苏联模式”而来的，而这种苏联模式的出现有其特殊性。具体地说就是，当时的苏维埃在成功夺取政权后，严重缺乏管理人才，所以只好大量留用旧政府职员；为了防止这帮“资产阶级分子”、“小资产阶级分子”改变国家体制，所以专门建立党组织来一层一层地去控制他们，这样就形成了党政两套机构并存、共同行使政府职能的体制。不用说，我国目前的国情完全不是这样，所以这种体制应当到大力改革的时候了。

从其他国家的情形看，不仅是拉丁美洲国家，全球高收入国家都曾经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但它们之所以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就与它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无关系，这也符合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的原理。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5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到了今天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门口。

当时的美国也出现许许多多社会问题，如大资本垄断行业、商业利益侵蚀地方政治、劳资纠纷激烈、消费者权益受损等问题十分突出。有鉴于此，美国下定决心要从整体上进行体制改革。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美国学习英国的做法，把原来实行的“分赃制”改为“文官制”。换句话说，就是政府以社会公正为原则，一切以此为基础去改善社会环境、促进公共福利，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这对于美国后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据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薛澜认为，美国的这种做法对目前的我国有一定借鉴作用。我国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目前亟待政治体制改革和创新，在政府主导推动改革的同时发挥社会合力[14]。

[1]王长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在与危机赛跑》，《中国改革》，2010年12月2日。下同。

[2]郑永年：《亚洲民主乱象让中国引为鉴》，《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7月21日。

[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P359、36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4]梁士兴：《“政改”可能更侧重行政体制改革》，《经济导报》，2010年3月10日。

[5]李喆：《温家宝：政治体制改革不成功，文革可能重新发生》，《新京报》，2012年3月15日。

[6]董德刚：《所有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干部学刊》，2001年第3期。

[7]窦含章：《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明确才能少走弯路》，新华网，2010年11月1日。

[8]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9]王卡拉：《乌坎事件位列2011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首位》，《新京报》，2012年2月18日。

[10]章苒、刘劼等：《“顶层设计”：政治新名词反映中国未来改革路向》，新华网，2011年3月13日。

[11]《中国改革新路线》，《高层决策参考》，2011年1月31日。下同。

[12]郭哲：《陈志武：未来不需“摸着石头过河”》，和讯网，2010年12月22日。

[13]王长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在与危机赛跑》，《中国改革》，2010年12月2日。下同。

[14]胡雅君、张晓阳：《薛澜：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1世纪网，2010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