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陷阱八 社会动荡（第2页）

举个例子来说。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滞后，党政机关公务员至今实行退休制度、公费医疗，再加上1998年以来机关事业单位多次上调工资，导致与企业职工之间的实际工资差距越来越大，这就很不正常。关于这一点，近20年来一直有人在提，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体制仍然没有实质性改革，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再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国有垄断企业尤其是其中的大型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国家财富企业化导致职工收入大幅度增长，与其劳动贡献很不匹配，以至于我国的行业平均工资差距从过去的2倍左右扩大到现在的6倍左右。

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也很不彻底，导致政府收入比重过高，这同样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重要原因。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钱都被政府收去了，剩下的还怎么够分呢？

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所说：“即使按最保守的口径，中国各种税收加上非税收入，各级政府拿走了GDP的三分之一还要多。从国际比较看，这一比例也并不低。”

据他测算，如果把2008年我国各级政府的收入进行统计，比例约占当年GDP的33。4%。而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当年我国税收占GDP比重为18。0%。两项加起来比例高达51。4%。再加上各种各样的土地出让金、收费等，我国的宏观税负可不低。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当然有市场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因素。具体地说就是政府改革滞后、行政成本过高，而这无论对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来说都具有消极影响。

从深层次上挖掘原因，收入分配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也就是说，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彻底、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权力与市场、资本活动相结合获取不正当利益，才造成贫富差距加大。

所以能看到，最近20年来我国劳动者逐渐被边缘化，国民财富加速向政府集中、向资本集中、向垄断行业集中，实际上这是政治博弈的结果。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指出，我国在垄断行业任职的员工人数只占全国就业人数的8%，可他们却拿走了全国工资总额的一半！

正因如此，2007年4月5日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经济半年报》预言：2010年的东亚人口中将至少有十分之九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这些国家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就是要以可持续方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并且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结合起来。

报告认为，在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东亚国家中有一半人口生活在每天生活费低于2美元的贫困线下，而现在的贫困率已经下降到人口总数的29%。可是应当看到，许多东亚国家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有些已经非常明显。

该报告主要作者、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高级经济学家米兰·布拉姆巴特特别提醒，这种“高度的不平等有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因为无法获得信贷的穷人也许不能利用投资机会，（从而）有可能成为政局和社会不稳的根源，阻碍投资和增长”。[8]

第四节　社会动**的风险长期存在

每个国家都存在着政治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只是轻重程度不同而已。我国也一样。不用说，不同国家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这些不稳定因素在表现方式、内容、时机上也会各有特点。

虽然我国政治一直是稳定的，但社会不稳定因素依然在不断增加。数据表明，1990年以来我国治安案件数、刑事犯罪案件数持续上升[9]，或许就能说明一些问题。

《人民论坛》杂志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进行的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问卷调查表明[10]，“人心不稳、社会动**”已经成为我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第三大诱因，有2319人选择此项，占35%。

之所以说我国社会动**风险长期存在，主要是现在还看不到贫富差距悬殊、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在什么时候能得到根本扭转。

正如本书前面提到的那样，我国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主要表现在利益冲突上。这种利益冲突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理性，完全可以通过讨价还价、协商、合议等方式得到解决，不必非得动刀动枪；或者说，动刀动枪等武力行为只会使得问题趋于复杂化，最终变得不可收拾。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尽管我国目前存在着种种社会矛盾，这些社会矛盾如果得不到缓解，也完全有可能发生某种形式的社会动**；甚至有人认为，我国已经到了社会动**的边缘。但他认为，并不是像有人所说的那样10年之内我国必定会发生大的社会危机，只要我国把失业、下岗、农民负担、拆迁等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解决好了，发生大规模社会动**的可能性就不大。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社会治安的明显恶化，因为针对社会不公的最常见反应方式之一，就是破坏社会治安。[11]

需要提出的是，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引发社会动**的因素不仅是贫富悬殊、收入不公，还涉及到其他一系列方面。所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薛澜提醒说，目前我国面临着“期望值管理”、宏观经济调控及各种社会问题的挑战，要警惕社会问题共振效应。[12]

举个例子来说，目前我国不少地方在拆迁中都引发过利益冲突。例如，2011年4月22日北京市房山区某镇政府决定对该镇一家工厂实施强制拆除，为了保卫工厂，该厂四周布满工人站岗，他们的身边放着用啤酒瓶自制的燃烧弹，厂房顶上也有工人来回巡逻，墙上挂着“手续合法，抵制强拆”的横幅。见此情形，工厂外面虽然停着公安、城管、消防、安检、治安等部门的几十辆执法车、推车、急救车，有500多人在附近一家超市待命，但最终还是在僵持数小时后宣告离场，同时该厂的水电供应被切断[13]。

类似这种一方说是违章建筑、必须依法拆除，另一方说是合法建筑、手续齐全的情形，在我国可谓并不少见。

从全国角度看，这每一个拆迁案例都是孤立的，可实际上它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问题，对公民的实际生活和心理影响非常大，并且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是对政府智慧的考验，处理不好就可能会酿成大错，引发社会不安定因素。

遗憾的是，面对今后可能出现的社会动**，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措施还都没有从他组织稳定转向自组织稳定上来，这是最令人担忧的。

所谓他组织稳定，是指从外部来维护组织稳定，这是一种勉强维持的稳定，也是消极的稳定，最典型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期间的那种稳定。所谓自组织稳定，是指发自组织内部的稳定，这才是百事畅达的稳定、积极的稳定[14]。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种理想的自组织稳定呢？关键是要首先遏止贫富差距悬殊和分配不公加剧趋势，别无他途。

[1]张宇燕：《经济增长与社会动**的“托克维尔效应”》，《上海证券报》，2006年5月16日。下同。

[2]范剑青：《阿根廷爬出“陷阱”求公平：扶助穷人，竭力均富》，《人民日报》，2006年5月26日。

[3]徐慧君：《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2005年6月26日。

[4]《09年维稳新思维：从强力控制到动态平衡》，《南风窗》，2009年4月13日。

[5]杨军：《惯性“维稳”破局》，《南风窗》，2009年4月13日。

[6]王慧：《地方官员承认维稳压力加大，部分地方打压上访者》，新华网，2010年9月22日。

[7]《中国将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分配不公致贫富差距大》，天津网，2010年12月13日。下同。

[8]世界银行：《：新挑战是避开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发展门户网，2007年4月5日。

[9]胡鞍钢：《“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人民论坛》，2010年7月30日。

[10]高源：《中国能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50位专家与6575名网友调查结果的对比分析》，《人民论坛》，2010年第13期。

[11]孙立平：《“不稳定幻像”与维稳怪圈》，《人民论坛》，2010年7月7日。

[12]胡雅君、张晓阳：《薛澜：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1世纪网，2010年10月28日。

[13]石明磊、苗飞：《50名工人设岗哨自制燃烧瓶与500余拆迁人员对峙》，《新京报》，2011年4月24日。

[14]杨宜勇：《运动式维稳是不可取的》，《人民论坛》，2010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