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魔咒（第2页）

拉丁美洲地区国家的政局不稳、军事政变频繁出现，给这些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制造出重重障碍。

例如，1996年到2003年的7年间，厄瓜多尔居然一连换了5位总统，这样频繁的政府更迭在全球都很少见。不用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每个总统上台都会另搞一套，这就难免会破坏经济发展的长期计划，甚至完全没有长期计划可言了。

200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每次发生社会冲突和政治动**都会给国家经济和家庭结构造成巨大灾难，导致经济发展至少倒退10到15年。试想，这样的“进一退二”还怎么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

第三节　多周期叠加导致经济一蹶不振

多周期叠加导致经济L型增长，这时候虽然也可以称之为增长，但实际上由于这种经济增长从L型左边的“I”下滑到了底部“＿”，就意味着这里有一个经济增长的陷阱；并且由于这种陷阱是各种周期因素叠加造成的，所以很可能会一个陷阱套着另一个陷阱，从量变引起质变，构成连缀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个坑洼地儿。

这里的多周期主要包括房地产周期、存货周期、资本性支出周期、证券市场负财富效应等各种因素。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如果不巧又碰到外部冲击，就会造成经济发展迟缓甚至停滞不前、下滑，形成明显的中等收入发展陷阱。这种陷阱呈“L”状，下滑后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在底部徘徊[5]。

有人认为，自从我国2008年人均GDP第一次突破3000美元后，实际上就已经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了。而恰好在这时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这种外部冲击加速了我国直接面对中等收入陷阱。

以这些多周期中的存货周期为例。存货是衡量企业产品供给是否过剩的重要标志。也就是说，如果企业不是为了囤积居奇，那么就必然会希望存货越少越好。存货越少，表明产品越畅销、越供不应求，既减少了资金积压，又表明产品很受市场欢迎、经营很景气。从这个角度看，每当企业存货增长达到一个相对高点时，就可以反过来理解经济将进入下行周期。这就是存货周期揭示的经济规律。

从最近20年来的情况看，我国企业的存货增长出现过三个高点，一是1996年的产成品资金占用增速高达26%，接下来就出现了一轮经济滑坡；二是2004年时产成品资金占用增速高达25%。接下来就又出现一轮工业增加值下滑；三是2008年产成品资金占用增速更是上升到28。5%，不用说，接下来的经济滑坡必将比前两次更厉害。

那么，从存货周期来判断经济运行规律什么时候即将走下坡路，什么时候开始止跌回升呢？这里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是工业企业的用电量是否开始回升。如果用电量开始回升了，就很可能表明经济也要开始回升了。

再看房地产周期。房地产是近10年来我国居民家庭的主要财产标志，所谓“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一套住房的价值少则上百万，多则上千万元，是家庭最大的财产。所以从房地产周期的运行调整，也能看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周期来。

以2008年1到9月为例，其间我国的商品房和住宅销售同比下降15%以上，商品房空置面积增长10。2%。根据当时的存量房和每月销售速度进行推测，消化这些存量房需要二三年以上时间。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经济周期接下来将处于下滑阶段。

再看资本性支出中的企业设备投资周期。企业要发展，就必须投入相应的生产、经营、运输设备，所以从企业设备投资看，能够大致判断企业未来的产能大小，判断经济景气程度。同时，企业设备投资也会带动全社会投资需求，所以这可以用来判断全社会投资规模的一个风向标。

从2005年到2008年的情况看，我国工业企业设备投资总额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1%以上，远远超出2005年以前只有百分之三四十的水平。这表明，连续4年的设备投资高增长必定会造成我国企业产能的大量增加。而接下来的工业利润增长速度下滑，又必然会导致随之而来的工业投资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否则，这样的投资就变成了负效益。所以从这一点上判断，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宏观背景下，这种产能过剩必定会导致我国经济低迷。

离开实体经济来看虚拟经济。我国证券市场从2008年开始处于前所未有的熊市，这种负财富效应必定会严重影响居民购房、购车以及其它高端消费需求，从而与前面所述的几个周期相重叠，加剧经济下滑。

从外部冲击看，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外贸出口，也会带来很大影响。研究表明，全球GDP变动1%大约会影响我国出口5%，也就是说有5倍的放大效应。这就意味着，如果从全球看，2009年的GDP比2008年下降1。5%，会造成我国产品净出口增长速度回落7。5%。

读者在明白了上述各种影响因素后容易发现，为什么我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要出台4万亿元的扩张投资计划了，目的就是想通过这种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方法，来抵消房地产投资、工业企业厂房设备投资回落以及出口增长速度下滑，避免在经济陷阱中陷得更深。

第四节　我国掉入陷阱的风险不断增大

综合各方面情况看，我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正在逐步加大。

从表面上看，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问题。例如从第三方的独立评估看，我国“十一五”规划中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标就没能如期实现，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也没有实现，相反，问题却变得更突出了[6]。而实际上，隐藏在这些经济问题背后的是，我国长期以来的“加快增长”目标，已经形成我国特有的“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模式，并且严重威胁到以后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而所有这些问题，反射到社会、政治、生态领域，就呈现出收入分配不平等、官员腐败、城市二元社会（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构成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直面的挑战。

正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所说，我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短期来看，我们很乐观，但是从中长期来看，远虑大于近忧。”他认为，“从现实来看，我们有两个问题特别突出，一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国民收入失衡比较严重。第二，居民消费率偏低、走低。”

所以，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应当把“民富优先”当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把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国民收入导向，最终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政府转型三方面有实质性突破[7]。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也同样认为，30年的成功经济改革使得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接下来要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8]。

我国最早是在1995年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口号的，现在15年过去了，大家看到的是效果并不理想。不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没做到，并且收入分配差距还在继续拉大[9]。

如果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侧重的主要是要素投入和投入比重、产出问题；那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涉及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战略了，除了要素层面的因素外，还包括制度层面。

从这一点上看，我国现在提出的口号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转变既表明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我们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也表明中等收入陷阱已经迫使我们不得不注重从制度层面来解决问题，而不再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

[1]任冠军：《日韩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网易财经，2011年3月2日。

[2]张茉楠：《新时期如何破解金融危机与转型期叠加的结构性难题》，理论网，2010年5月20日。

[3]刘方志：《惠双民：中等收入陷阱恰是魔咒》，《现代快报》，2010年7月9日。下同。

[4]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警示》，《半月谈》，2011年3月15日。

[5]滕泰：《中国经济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中国证券报》，2008年12月15日。下同。

[6]胡鞍钢：《“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人民论坛，2010年7月30日。下同。

[7]林小昭：《迟福林：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增大》，《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1月6日。

[8]于乎：《中国如何避免进入“中等收入陷阱”》，南方网，2011年4月11日。

[9]刘方志：《惠双民：中等收入陷阱恰是魔咒》，《现代快报》，2010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