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的形成（第2页）

例如，日本20世纪60年代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70年代推行的“新社区运动”等，都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平整初次分配，为最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第三节　政治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

中等收入陷阱的政治原因，是指有这样一条改革悖论：“改革是一个调整既得利益的过程，是在财富的存量部分做文章。”也就是说，一开始进行改革的时候，改革的推动者总会从自身利益角度制定改革措施，从而使得自己从这种改革模式中最先获益或获益最多，成为既得利益群体；而一旦当他们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后，就会反过来阻碍以后的改革，以确保自身利益能得到进一步扩大至少不会被削弱。

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改革并不是万能的，也不会一往无前。一旦原来的改革者成为既得利益群体，政治体制改革就会滞后，甚至停滞不前、倒退。根据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原理，这时候的政治体制就会阻挠经济发展，在推出宏观政策方面昏招迭出。

所以说，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与这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和体制等密切相关。如果宏观政策有误，并且体制改革滞后，要想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就会难上加难。遗憾的是，这种情形还非常普遍。

例如依然从拉丁美洲国家看，由于过去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政府的作用被削弱到极点，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经常出现不稳定性，再加上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失衡迟迟无法消除。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很容易造成经济危机，经济发展起伏很大。

最典型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等，它们都对所在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打击，并且还波及到其他国家。

本书前面提到，阿根廷在1963年到2002年的45年间一共出现16年经济负增长，这主要就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期间[3]。

可见，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而导致的经济增长波动，影响是巨大的，并且很可能会多年连续出现。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宏观经济政策有误，往往与体制改革滞后分不开。哲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迟迟无法推进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呢？

说穿了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受利益集团阻挠，这种改革很难开展下去。因为只有维持现状，这些利益集团才能一如既往、不动脑筋地得到既得利益，寻租、投机、贪污受贿。他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是不是会受到损害，哪管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是不是还会正常发挥作用呢？

例如在拉丁美洲国家，精英集团的“现代传统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极力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改革；或者实在到了非改革不可时，会把这种改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可改可不改的尽量不改，必须改革的拖延着改。从而使得体制改革的效用大打折扣，甚至消弥于无形之中。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怎么能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呢？

相反，从日本、韩国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看，它们最大的成功经验就是很好地抓住时机、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尤其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把“别人的”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不失时机地推进以打击贪污腐败、推进民主政治为主线的政治改革，把这两个改革的效用共同发挥到极致。

例如，20世纪70年代韩国创造的“汉江奇迹”，就是通过出口导向战略来扶持、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的。接下来韩国又在1986年颁布《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和《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规划（1989—1993）》，明确提出企业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从而使得韩国的产业竞争力有一个较大提高。

正是这一“汉江奇迹”，使得韩国这样一个面积小、人口密度大、自然资源贫乏的小国，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就从原来带有严重殖民地性质的全球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高收入国家，刹那间越过中等收入陷阱。2011年，韩国GDP总量实际增长3。6%，人均国民收入（GNI）2。25万美元[4]。

所有这些奇迹，正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步步跟进的背景下实现的。离开了后者的保障，这些经济成就就可能会失之一旦了。

第四节　国际原因：中国威胁论来势汹汹

任何国家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都会努力争取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而从我国目前的情形看，来势汹汹的“中国威胁论”必将在以后对我国形成更大的包围圈，阻挠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且，这本身也是形成我国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障碍和国际原因。

我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一举一动都令人瞩目。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这种“北京共识”（西方国家眼里的中国发展模式）让西方国家既惊又怕。不用说，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中国历来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围攻剿灭的对象；仅仅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考量，任何崛起举措，都会使得其他各国担惊受怕。“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在这小小地球上，无论是当年的前苏联，还是今天的中国，要想让其他国家“熟视无睹”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样，就必然会形成“中国威胁论”，不管它实际上存在不存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向阳分析认为，近年来西方涉华舆论的两大基调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2011年这两种论调又出现新嬗变，总的来看是“中国威胁论”明显反弹，“中国责任论”相对回落。由此可以推断，今后5到10年中这两种论调仍然会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错综复杂的国际影响。

专家指出，众说纷纭的“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背后，实际上是“中国被威胁论”。也就是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通过这种话语霸权左右中国未来走向。“中国责任论”的背后，强调的则是与中国的合作。这些西方国家非常清楚，无论是本国经济还是全球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与中国经济的互动。

看上去这两种观点前后矛盾，但这正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西方国家遏制中国的用苦良心。其中的共同点，以美国的霸权逻辑最为典型：从来或很少反思自己，一有问题就怪罪于中国。不用说，这就是我国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5]。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西方国家是普遍抱着一种怀疑态度的，不时会出现“中国即将崩溃”的悲观论调。改革开放20年后西方国家猛然醒悟，认识到我国已经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已经到了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地步了，所以改而发出“中国威胁论”论调。现在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过去了，这种论调并没有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而有所减弱，反而各种经济贸易限制措施层出不穷，“西风压倒东风”的国际舆论环境还有进一步恶化趋势。

所有这些，都构成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我国接下来的经济全球化风险会越来越大，必须眼睛向内，以内需经济发展为着力点，降低受制于人的风险。

[1]宋立：《跨越“超二赶一”与“中上等收入”两大陷阱的战略思考》，《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2月24日。

[2]王一鸣：《“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和原因分析》，《学习时报》，2011年3月29日。下同。

[3]王一鸣：《“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和原因分析》，《学习时报》，2011年3月29日。

[4]《2011年韩国GDP同比增长3。6%》，韩联社，2012年3月30日。

[5]陈向阳：《专家论“中国威胁论”新嬗变：反映西方霸权逻辑》，《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