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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

每个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各有各的表现。中等收入陷阱在我国的特殊表现，主要在于国际环境更复杂，需要进行一次次反围剿战争。当中等收入陷阱和“超二赶一”陷阱重叠时，要集中精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第一节　“超二赶一”最容易掉入陷阱

所谓“超二赶一”，是指前些年我国经济总量的目标一直是超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追赶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在这关键时刻，经济和社会发展必定会遇到更多复杂、棘手的外部环境，这会加大我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从实质上说，由于大部分国家都是在进入高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才出现长期徘徊不前的，所以严格地说，中等收入陷阱应该叫“高中等收入陷阱”才对。而高中等收入与低中等收入的界限，目前的标准大体上是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2000年，按照当时的划分标准，我国实际上就已经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所以，我国目前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时，只不过又增加了一个“超二赶一陷阱”或称“追赶陷阱”[1]。

这就是说，摆在我国面前的中等收入陷阱有其特殊性。我国目前对这种特殊性虽然已有察觉，但仍然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准备。

举个例子来说，在过去的5年中，我国经济总量就已经先后超越英国、法国、德国，然后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在当初超越英国、法国、德国时，这些国家就都出现对我国的非理性和情绪化反应。这既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但无论如何，都会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最典型的是，2008年在我国举办奥运会时，这些国家就都曾表现出极端不友好态度。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虽然我国2010年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是从人均GDP来看还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所以说，这种“超二”行为对我们来说更多的只有统计意义，并没有多少实质意义；但国际上并不这么看，他们自然会从我国的这种“超二”行为联想到“赶一”预期，从而引发包括当事国日本、美国等在内的一系列难以预料的消极反映，包括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冲击。

所以设想，今后我国如果要继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必定会遭到全球更多国家的阻挠和围剿。并且可以相信，虽然一般认为我国经济总量要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的时间表应该在2020年以后，但不容否定，届时被赶超对象（美国）的情绪化反应一定会非常强烈；并且，或许也等不到“届时”，这种强烈的情绪化反应就会提前出现，从而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增加重重阻力。

从历史经验看，后发国家要赶超先进国家，本身就充满许多不确定性；尤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要挑战第一，或者和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平起平坐，这样的成功概率就更低。

具体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前苏联和日本，都曾经挑战过美国的龙头老大地位，但最终都没能取得成功。尤其是时间较近的日本挑战美国，情形与我国更为接近，更可以给我国起借鉴作用。

日本的经济总量是在1968年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不用说，接下来日本就进入了“赶一”冲刺期。虽然日本很顺利地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并且从此昼夜不停地在追赶美国，但始终都没能赶上美国。为什么？原因之一就在于在这种追赶中，美国感到了日本的威胁，使出种种羁绊，使得日本的这种追赶目的无法得逞。

例如，20世纪70年代全球出现两次石油危机。表面上看，两次石油危机都是“天灾”而不是“人祸”，但有许多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正是美国“垄断资本”对日本崛起“下的药”。虽然这一观点无从考证，很难证明是真是假，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但接下来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所接连遭遇的挑战和严重后果，则是明摆着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尤其是1987年日本的人均GDP一度超过美国，80年代后期日本的经济总量也一度接近美国。就在这时候，全球不约而同地流传着“日本可以说不”的论调，这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提高了对日本崛起的警惕，千方百计要阻挠日本崛起。

果不其然，伴随着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通过签订“广场协议”[2]的办法，逼迫日元急剧升值；在日元对美元汇率大幅度升值的同时，日本手忙脚乱地推出一系列经济对策，结果“病急乱投医”：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失当导致泡沫经济横行，长期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到此为止，从此就掉入所谓“失去的10年”或“失去的二十年”时期。而实际上，这就是日本掉入了“追赶陷阱”。

正是这种“追赶陷阱”在起作用，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出现明显的台阶式下降。从具体数据看，1956年到1973年间日本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9。1%，可是1974年到1990年间就下降到4。2%，1991年到2000年间更是只有0。9%了。

不用说，我国在刚刚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奋力追赶第一大经济体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日本的前车之鉴。因为日本当年的情形与我国目前的形势极为相似，所以不要轻言追赶或超越美国，而是首先要注重如何避免日本式的经济萧条和停滞，这才是更重要的。

要知道，虽然世界银行预测我国经济总量会在2020年后超越美国，但即使如此，如果不考虑人民币汇率升值因素，届时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也只有5000美元左右；如果考虑人民币汇率升值因素在内，也不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且人均水平仍然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

更麻烦的是，如果说当年日本追赶美国，好比是青年人和中年人之间较量的话；那么目前我国赶超美国，就好比是青少年和中年人之间的较量——目前我国的实力显然还比不上当年的日本。

更何况，我国目前的这种追赶行为已经过早暴露出来，具体地说就是，我国在目前人均GDP还非常低的时候就被美国看作是“竞争者”，这并不是什么好事；相反，却会因为这种过早被关注、被防范，给我国造成被堵截、被遏制局面。这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非常不利。

当然，不仅是美国，那些过去已经被我国超越了的国家如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也都会形成合力，共同对我国进行围追堵截。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最主要的是要首先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以此来防止掉入“超二赶一”陷阱，最终实现“超二赶一”。

第二节　一个陷阱套着另一个陷阱

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和日本、韩国等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乃至根本区别。这既给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又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机遇和挑战[3]。

例如，日本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虽然经过了出口外向型经济模式转变的阵痛，并且在挑战龙头老大美国时，与美国发生了持续的激烈摩擦；但从长远看，日本之所以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依然是躺在美国怀抱里实现的，也就是说，它得到了美国的许多帮助。韩国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也是同样的情形。

归根到底，这是因为日本、韩国和美国同属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它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相互之间的矛盾属于一种狗咬狗斗争。所以美国当年在遏制日本、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依然给出了一种相对友好、宽松的环境；只要你承认它是主子，不去侵犯它的利益，更别想去超越它，你有困难它还是愿意出面帮忙的。

可是我国目前以及将来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国际环境了。中美两国之间由于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存在着巨大的信任鸿沟，这可以从目前美国逼迫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其他一系列无意或有意的摩擦、遏制手段中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