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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通货膨胀危及社会稳定
通货膨胀直接降低国民生活质量、危及社会稳定,给政府造成不可挽回的信誉损失。国民党政府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物价飞涨,彻底失去民心。民心不稳,社会也就必然不稳。
通货膨胀猛于虎,不仅降低国民生活质量、危及社会稳定,而且还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信誉损失。而要防止这一点,就要认清形势、了解实际通货膨胀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而不是一味地回避,更不是高唱赞歌能够解决问题的。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2010中国人民生活品质指数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品质满意度不仅比5年前明显下降,而且对于短期生活品质改进的信心也明显下跌。调查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物价上涨、房价居高、收入水平无改善。调查认为,普通工人虽然年年都在增加退休工资,但6年下来的涨幅还不如公务员涨1年,这种居民生活满意度下降的现象有可能会引发社会风险上升[注释1]。
从历史上看,几乎从来不可能从官方嘴里会说出通货膨胀一旦无法控制、经济就会崩溃在即的真相,因为这样会使百姓陷入恐慌,更加增强全社会的通货膨胀预期。
但现在的问题是,这层纸不被挑破并不能否认问题的严重性。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不是挑破这层纸,而在于未雨绸缪,把物价控制在允许范围内。从国际惯例上看,就是CPI年增长幅度在3%以下。一旦超过3%,就表明通货膨胀出现了;超过5%,更是表明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无论这种通货膨胀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也无论它是“结构性”的还是“全面性”的,都表明问题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阶段。
要知道,物价如果一旦上涨上去就很难跌下来,不是变本加厉地持续上涨,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历来有人对通货膨胀唱赞歌
通货膨胀显然是弊大于利,但奇怪的是历朝历代对通货膨胀唱赞歌的人不知其数,而且都是那些拥有话语权的人,所以蛊惑性更大。
说到底,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些人迫于自身利益不敢说真话;另一方面是,他们过高地估计了通货膨胀的好处,认为通货膨胀“也并非一无是处”。不用说,这样也就必然会导致对通货膨胀的危害性估计不足,甚至视而不见。
应该说前者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人是一种很现实的动物,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言行后果;所以这里重点说说后者。
鼓吹通货膨胀的说法历来有之,不但在发展中国家,就是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为了避免被人抓到“小辫子”,这种观念在鼓吹通货膨胀时往往会在前面加一个定语“温和的”,以为这样就可以说话留有余地、退可守进可攻了。
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各国中央银行都能确定一个目标通货膨胀率,就会使得实际利率下降许多,有助于帮助政府渡过经济危机。不但如此,通货膨胀还会有助于那些不景气的产业和地区恢复成本竞争力,有助于帮助发达国家的政府和私人部门减轻债务负担。
例如,几乎所有工人都赞同劳动报酬要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上涨这样一种观点;但在实际操作中,当劳动生产率下降时你却很难把实际工资水平降下来。这时候怎么办?通货膨胀就可以从中帮忙。
在通货膨胀背景下,工资和利率水平应该有相应上升,但如果工资和利率水平的上升幅度低于通货膨胀,实际上就可以起到变相降低工人工资的作用。
工人们拿到手的工资虽然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增加,可实际购买力却相应降低了,这在劳资双方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事,也可以说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这就是所谓温和的通货膨胀能够起到的经济润滑剂作用。
而且有人研究认为,当通货膨胀率为3%到4%时,比通货膨胀率为1%到2%时更容易掩盖工人工资收入的缩水率。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却又是无可奈何的事实。
如果说,这时候欧洲中央银行有一个较高的目标通货膨胀率的话,那么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家也就都能重新获得竞争力,避免因为降低工资而遭民众反对[注释2]。
更奇怪的是,从工资增长水平不高的工人角度看,有时候他们也愿意有一点通货膨胀。因为许多家庭尤其是贫困家庭都在借债过日子,而通货膨胀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们的债务负担。
例如,许多“房奴”需要归还购房贷款,随着通货膨胀的上升,一方面自己有可能会因此增加名义收入,另一方面也会因此降低抵押贷款的实际价值,从而缩短实际还款过程。
当然,抱有这种想法的不仅有个人,还有政府。政府同样希望能从通货膨胀中收到同样的效果:一方面刺激财政收入,另一方面降低政府债务负担。前者如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如果不是随着通货膨胀率提高而相应提高,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数量就会越来越多,并且他们的纳税收入级差也会相应提高。也就是说,有越来越多的纳税人会因为面临更高的税率,从而把更多的所得税变成政府财政收入。
至于后者,简单想一想就知道:现在居民的银行存款利率赶不上通货膨胀,居民的这部分实际损失到哪里去了呢?
容易看出,为通货膨胀唱赞歌的人是站在某个利益集团上看问题,而不是站在公正立场上。如果站在公正立场上看问题,当然任何事情都会有利就有弊。即使上面所说的都对,也要看到通货膨胀对投资、对节俭者赋税这样一种负面作用。
就拿适当的通货膨胀率能够帮助政府减轻债务负担为例,这确实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等推行的政策中看出来;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这种政策的效果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