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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本章所指的“问题孩子”，如果在中小学读书，通常被称之为“问题学生”，或者叫“差生”、“落后生”、“后进生”、“潜能生”等。虽然提法多种多样，但实际上都是指向同一类人——令家长、老师乃至社会头疼的人。在传统教育观念下，他们不是“好孩子”！不同的称呼，其实都掩盖不了言谈者对他们“可怜又同情”的那种怜悯心态。

“问题孩子”的通常表现有：上课无精打采、昏昏欲睡或故意捣乱；作业潦草、考试成绩差、升学无望；即使读书认真、学习态度端正，也会由于种种原因考试排名在全班末尾；少数人由于家庭原因和个人原因，小偷小摸，早恋、**朋友、过早发生性行为以及走上犯罪道路等。

“问题孩子”的“问题”出在孩子身上，但根源却在家长、老师、社会。最大的问题是，衡量“问题孩子”的标准成“问题”。

浑身毛病，“问题孩子”后面有“问题标准”

全国少工委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我国目前3亿名中小学生中，有5000万名“问题学生”，占学生总数的16！这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它相当于1个法国、10个瑞士、100个卢森堡的人口！

这个惊人数字，究竟说明什么？是中国学生普遍弱智？还是中国教育水平低？抑或划分标准不科学？显然，说中国孩子普遍弱智，无论家长、学生还是老师都不会同意；说中国教育水平低，也是见仁见智；说划分“问题学生”的标准不科学，倒是众口一词。

众所周知，无论是“问题孩子”还是“问题学生”，他们最大的特点和共同点，都是学习成绩“不理想”。归根到底，这又与中国人才标准的重学历、轻能力有关。

我国1982年确立的人才标准是，“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和初级以上职称的人员”。可以说，这一标准的推出，在当时条件下，对扭转10年“文革”践踏知识、鄙视教育的局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可如今已经过去20多年，人才内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如果还用这种过时的人才标准，显然不切实际。于是，许多地方（如上海市）提出，人才标准要提高到本科学历，以此作为引进人才的最低标准。

可是这样一来，即使是比尔·盖茨，也不能作为“人才”在上海工作了，虽然他创办的微软公司股票市值相当于上海经济总量的1。5倍！著名桥梁专家林元培，设计的杨浦、南浦、徐浦、卢浦4座大桥都已成为上海市标志性建筑，可是因为他只是中专毕业，在上海也不能算“人才”！

这种“学历=人才”的落后观念，正在导致用分数衡量“问题孩子”、“问题学生”，考试舞弊严重、假文凭到处泛滥的主要原因，与发达国家“重能力、重业绩”的人才观念截然相反。

这种“问题标准”衡量下的“好孩子”（主要是学习成绩好，其杰出代表是“神童”）是否就一定成才呢？按理说，应该是；可实际上，啼笑皆非。这无论从我国古代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还是当年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那些“神童”的成长经历，都能得到证明。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举荐自己一位好友的儿子、江西赣州8中高二年级的少年天才宁铂——他2岁半时就能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了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学《中医学概论》、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方毅批示中国科学院下属中国科技大学：“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该校经过特别考试后，破格录取了宁铂，并且为此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大学少年班。

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戴眼镜的神奇少年就在全国家喻户晓，被誉为“神童”。成千上万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不断向自己的孩子施压，要他们向这个“神童”学习。相形见绌之下，许多孩子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平凡无奇，似乎可以被归入“问题孩子”之列。

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习路平多年后回忆说，“当时父亲拿着报纸，对我说，‘看看人家宁铂，再看看你！’我立刻觉得，如果宁铂愿意做他儿子，父亲一定会把我像垃圾一样丢掉。那种痛苦、伤心的感觉，我至今不能忘记。”这种情形在当时盛行一时。

可是，真实的宁铂却相反，他一直渴望做个普通人，虽然没人愿意把他当普通人看待。事实上，他进入少年班后学习成绩很一般，人际关系、心理健康等方面更是过不了关，性格古怪，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尤其是舆论过分渲染，极大地扼杀了他的个性发展。2002年，宁铂前往五台山出家，但很快被找回。2003年再次出家，终于得逞，至今不知身在何处。

由此可见，如果用单一价值观标准划分“成功孩子”和“问题孩子”，即使神童也不一定算成功；相反，即使是“问题孩子”也不能说就没有希望。因为他们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有的是改正错误和缺点的机会。套用一句广告语说，“一切皆有可能”。

离家出走，“问题孩子”后面有“问题家长”

在众多“问题孩子”中，要数动不动就离家出走的孩子最令家长头疼。这些年，离家出走的孩子似乎越来越多，而每一次出走事件背后，都有一串揪心的故事。出走的孩子身心受损，家长心急如焚，老师四处奔忙。那么，这究竟又都是为什么呢？

在北京，有位10岁的小男孩离家出走时，仅仅带了自己积攒的50元零用钱。他怕钱在路上丢了，所以总用小手捂着。没想到，这更引人注目，很快在汽车上被小偷发现并偷走。他本来准备去上海，去找出差的父亲，现在没钱上火车了。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决心沿着铁路线走到上海去！

可怜的小男孩，连哪条是去上海的铁路都不知道，更不知道上海离北京有多远，大约走了三四十里，天黑了，他又渴又饿又困，一头栽在干沟里睡着了。幸亏遇到好心人，他才被送回了家。

那么，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他临走前留给母亲的一张字条似乎可以说明一切：“妈妈，我得不了‘双百’，我不上学了。我找爸爸去了。”原来，为了孩子成才，望子成龙的家长把他转入重点小学，并且高价聘请两位家庭老师对他辅导。全家省吃俭用、不看电视，每次考试都要求孩子“得双百”。在最近的一次小考中，因为考得不理想，他被妈妈打了一顿，才有了这一念头。

类似于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说到底，这都是“问题家长”造成的。

最典型的是，《人民日报》曾经连续刊载了一位女中学生离家出走的4篇文章，分别是她父母写的《望女成凤，凤飞娘痛》、女中学生自己写的《请您们试着了解我——流浪女学生邢建奇给父母的一封信》、记者报导《凤归故里，全家团圆》，以及记者的长篇通讯《凤兮归来——邢建奇出走的前前后后》。这组文章，具体而深刻地描述了家长高压之下所造成的苦果。

在记者的长篇通讯《凤兮归来》中有这样一段话：“邢志文、李培菊四处寻找女儿的一年里，在广州、郑州、武汉等地火车站、派出所，看到的是一摞摞寻找出走学童的照片、启事，也碰到许多像他们一样心急如焚的父母。在去承德的路上，李培菊曾遇到张家口7中的同志，他们在寻找4名离家出走的男生时，路上又听到消息说，该校又有9名女生也在合计出走……据统计，1992年1月3日，仅广州火车站就截下900名9～15岁的学童，其中大多数是弃学闯天下来了。”

邢建奇的父母在文章中写道：“孩子出走之后，我们的头脑才清醒过来。在阵阵痛苦中反思对孩子的教育确有不当之处，真是后悔莫及。我们这两个不称职的父母为了寻找出走的女儿，曾两下广州，四去郑州，沿京广线转了几圈，钱花完，苦吃尽。在那拥挤的车厢，在那盛夏伏天的广州，曾几次晕倒。顿足捶胸，欲哭无泪。愿天下父母能……”

孩子离家出走的原因，主要是学习压力过大，家长和老师教育方法不当；父母关系不好，经常迁怒于孩子，孩子忍无可忍；传媒对少年离家去深山老林学艺、青年男女私奔及对流浪生活的赞美，容易引发孩子模仿；加入不良少年团伙，受到团伙的强力胁迫；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