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二 青春对抗（第4页）

进入2017年3月，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我在湖边慢跑，身体重心略为倾斜，作为前进的动力；收腹，挺胸，抬头，双眼平视前方，大腿和臀部肌肉拉起小腿，双臂上下垂直摆动，双脚与地面轻盈接触，均匀地呼气吸气，所有动作逐渐趋向于同一个节奏。

在不断奔跑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内心积压的负性能量，通过呼吸一点点被清空。此时跑步已不再需要毅力去坚持，相反被轻松愉悦感所吸引，不想停下来。一望无际的湖面，星星点点的嫩叶，微风吹过脸颊，此时此刻我享受着当下，心中的焦躁感和负性思维逐渐消失，情绪慢慢趋于平静。

这时你能感受到胃肠道在蠕动，想到跑完步去吃些什么美食，或者联想到跑完后把运动数据分享到朋友圈，得到伙伴们点赞支持。当收到一些素未蒙面的朋友的鼓励，内心会有一丝欣喜。

2017年初，有朋友建议我参加跑团。跑团每周六约跑，有专业教练带我们跑前热身，热心人士提供贴心补给；跑步过程中，大家三五成群，按照自己熟悉的配速跑。从陌生人身旁经过，他们投来关注的目光，那一刻我无比自豪。跑完后，大家畅所欲言，交流跑步心得，越来越像一个大家庭。

坚持跑步一年，我的身体素质明显提高。过去抑郁加重，多半是身体不适引起。现在身体状况好转，心情愉快，食欲增加，免疫力提高，形成良性循环。

因为“渡过”作者群，我感受到温暖和肯定，不断发掘自身潜能；因为跑团，我增强了体质，改善了焦虑抑郁状况。这两大群体重塑了我的社会支持系统。

人生最好的礼物

时至今日，我的抑郁症已经好转。我在反思：我的病因是什么？又是怎么好起来的？

我想，我不是独特的，而是这一代80后的缩影。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传统家庭格局改变，一家一孩，人物关系单一。孩子成了家庭的核心，一出生就被装在一个盒子里，呵护着，封闭着，承载着父母和家族的希望。从小学到大学，成绩成了家长、老师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在这种只注重学习、不关注能力培养的教育模式下，青少年缺乏认识自己、与人沟通、调整情绪的能力，心理不健康的种子就此埋下。

等这批孩子长大到17至27岁，进入人生剧烈变动期，面临高考、选择专业、就业、结婚、建立社交圈等各种挑战，此时突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决策过，而面对的问题已不再是考试那么单一；所做的每一项决定，都对未来有着深刻影响。此时的他们，迷惘、惶惑，心智尚不成熟，缺乏社会支持，非黑即白的人生信念和价值观很容易倒塌，精神疾病多在这一阶段发生。

由此可见，青少年精神障碍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只能多管齐下，寻求综合解决方案。就我而言，药物、心理、社会、运动，我都尝试过。

首先，服药尽管效果不明显，但肯定是有用的。记得最后一次在北京联合会诊，医生觉得我用药无效，干脆大幅度减药，只留舍曲林一种。没想到，减药后，我的状况反而慢慢好转。我后来认识到，我的病，不是抑郁症，而是神经症；我的焦虑、强迫等神经症表现，存在一定的生物因素，目前药物无法根治。

这就是说，我是由神经症引发的抑郁症状，抗抑郁药物只能缓解抑郁，不能去除焦虑；用了大量的抗抑郁药，其副作用会影响情绪，加重各种症状。这或许是为什么减药后，我反而逐渐好转的原因。

从刚开始排斥用药，私自停药；到重新治疗，寻找适合自己的药；再到大剂量联合用药；再到单药维持——这是我的全部用药经历。

我不后悔当初接受药物治疗，毕竟药物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在黑暗中摸索，从失败中吸取经验，这个过程是艰辛的，必须怀着一颗勇于尝试的心，敢于承担药物无效和副作用，才能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

其次，心理咨询对我是必要的，但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咨询师，很不容易。后来我自学心理学，做自己的心理咨询师，反而逐渐收到效果。具体而言：人本主义是我运用的主要理论；精神分析让我了解到疾病的深层原因，以及童年成长经历与疾病的关系；森田疗法让我不过度关注自身症状，全身心投入生活；认知行为疗法让我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每当陷入自我否定，我会写进步日记，列出最近取得的成就，防止对自己过度苛刻。

再一个经验，就是独立谋生，融入生活。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因为抑郁放弃工作。我知道，一旦脱离社会，只能离正常的生活渐行渐远。哪怕工作不如人意，哪怕遭受冷眼和蔑视，我也得咬牙坚持。

这些年我自学心理学，很喜欢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他把人类的最高需求定义为“不断实现潜能、智力和天资”；“完成天职、命运或禀性”；“在个人内部不断地趋向统一、整合或协同动作”，我由此想到，生存只是我的最低需求，只有确立未来的发展方向，活着才谈得上价值。

那么，我的方向在哪里？再三思考，我发现近年来抑郁越来越低龄化，青少年抑郁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自我审视，我患病这十年，正处在青春期，经历了高考、就业、建立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挑战。我艰难地走完了这个历程，有义务he那些还处在抑郁漩涡中的弟弟妹妹们分享一些经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我确立了人生方向：自学心理学，通过考试拿到学士学位；再考心理学研究生，把青少年抑郁作为主攻方向，实现自我价值。

抑郁让我深刻思考生命的意义，如果没有抑郁，也许我永远无法知道自己为何而活，未来将走向何方——这正是抑郁带给我的最好的人生礼物。

我们在矿区边走边聊，不知不觉过了两个多小时。整个矿区走了一遍，多年盛衰尽收眼底。

准备离开矿区时，军伟说了一句：“我姥姥和姥爷还住在这里。”

我一愣，问：“不是都搬走了吗？”

军伟说，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大多数都走了，还有一批老职工恋旧，不愿意离开；有的搬进城，最后还是回到这里。比如他姥姥、姥爷退休后，矿上给他们在城里安排了房子，但老两口把房子让给儿女，自己回矿上住。他是姥姥姥爷带大的，现在隔三岔五也会回来看望姥姥姥爷。

时间还早，我提议去看看他姥爷姥姥，军伟就带我来到了煤矿工人村。

在中国，煤矿是个劳动密集型企业，特别是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老矿，职工人数众多，要配套各种生活福利设施。权台煤矿也是这样，矿区之外有生活区，职工宿舍、食堂、医院、学校、邮局、粮站一应俱全，是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

来到工人村，发现这里比废弃的矿区要兴旺得多。一排排筒子楼、平房，虽然年久失修，老旧破败的模样，却人烟稠密，只是很多人家已是外地的租户。军伟说，那时他家在村西头，屋后是劳保办，老年人总在那娱乐，小时候隔着窗户就能听到姥爷打牌的喧闹；姥姥家住在村东头，旁边就是学校，每天上学他从姥姥家门口经过时，总要吆喝一声：“姥姥，我走了！”……

军伟又到里屋看姥爷，老人躺在**没有动静。姥姥说，他听不见，过去在井下挖煤，打眼放炮，把耳朵震聋了；后来又得了矽肺病，喘气费劲，只能在**躺着。

两个80多岁的老人这样生活着，我心情很压抑。但军伟的姥姥却是快乐的，也许是看到我们高兴吧，她一刻不停地说着话，中气十足。这么健康乐观，多少让人觉得些许安慰。

说话间，姥爷在里面叫唤，姥姥赶紧去照顾。军伟对我回忆起小时候的场景：姥姥推着四轮车，他坐在车前头，姐姐坐在车后头；再往后，姐弟俩大了，小推车带不动了，姥姥改成拉货车，他在前面跑，姥姥在后面推着；有一次他生病，姥姥见他放学没来，知道他在医院了，端着热气腾腾的饭菜送到他面前……

正说着，楼外突然传出“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震耳欲聋。在这昏暗得空气似乎凝固的小房间，这声响虽然吵闹，倒也显出生气和活气。

又坐一会，我们就告辞了。军伟的姥姥送我们出来。一出楼，见到阳光丽日，外面围满了人，热热闹闹。这天是双日子，小小的工人村有一家在办婚事。新娘新郎身着盛装，款款而行；一长串黑色的轿车，排场一点不比城里差。

煤矿衰落了，但生活在继续；那满地的红色的鞭炮纸屑，就像是鲜艳的梅花。

（本文自述部分为军伟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