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萧乾与巴金 以文相交六十年（第2页）

很快，《大公报》缩编减版，萧乾这位曾几何时的“红人”，亦被解雇，自谋生路。就　这样，他和刚从日本赶回来的“小树叶”离开上海到了武汉，在汉口遇到了逃亡的杨振声和　沈从文，他们便一起流亡到长沙，后又去昆明。不久，萧乾收到巴金的信，告诉他《梦之谷　》将列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第五辑和“现代长篇小说”书系。要不是巴金的督　促，他恐怕无意于浓浓战火中，觅得片刻的超脱，去重新拾起自己那甜美而破碎的初恋梦。　他担心有人误以为他竟能于民族危亡关头，沉溺于个人昔日的伤感，随即加了一篇短序，赞　誉了台儿庄、娘子关与日寇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

困居昆明的几个月，是萧乾入世以来最苦闷的一段日子。他失眠、忧郁、苦闷，百无聊　赖地在翠湖边上转悠。有一天走过威远街一家西药店，竟错把专治妇女月经症的药当成治郁　闷症的药买了回来。1938年8月，胡霖突然从香港发来电报，一为去年在上海遣散同仁深表　歉意，二是要他立即去香港，共同筹办港版《大公报》。

胡老板的电报驱散了萧乾的黑暗心情，使他亢奋得不能自已。他匆匆告别了结婚才两年　的娇妻，到了香港。在香港，他一下子爱上了年轻、漂亮，弹得一手好钢琴的雪妮。面对充　满青春活力，洋溢着女性魅力的雪妮，他遗弃了温柔、善良的“小树叶”。

1939年9月1日，萧乾离开香港前往战争阴云密布下的伦敦，直到1946年回国，他向国内　发回了许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报道、特写和通讯。那些新闻特写是萧乾文学创作中的重　要成果。其中《见闻》和《南德的暮秋》是巴金从国内的报纸上剪下来编辑出版的。如果不　是巴金不辞辛苦，萧乾在国外写的许多东西也许就变得零散了。

1946年，萧乾回到上海后，巴金那时住在市内偏西区的霞飞坊，他则住在北郊复旦大学　，担任英文系和新闻系的教授。由于住得远，他们见面不多。而那两年，正是萧乾平生一段　“迷茫”的日子。

解放以后，萧乾在北京，巴金在上海，每次见面多是巴金因开会或出国而来北京。最使　萧乾难忘的是1957年7月中旬的一天。那天早晨，他接到通知，下午到中南海紫光阁开会。　那时，他已在《人民日报》头版被点了名，心情很灰，感到惶恐，哪还有勇气去开会。但因　是周总理召集的文艺界的会，他只好垂了头，哆哆嗦嗦走进紫光阁。还没进大厅，巴金就跑　过来，坚持要和他坐在一起。他的心情可紧张了，因为他看到兴致勃勃的左派们都坐在了前　排，后边坐的全是挨了批的。他赶紧悄声对巴金说：“你不该坐这儿，这不是你坐的地方。　”巴金好像根本没听见，只是一个劲儿地小声对他说：“别这么抬不起头来。有错误就检查　，就改嘛。要虚心，要冷静。你是穷苦出身，不要失去信心。”直到周总理走进大厅叫巴金　坐到前排，他才离开。谁知这一别竟是遥遥二十载。

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反右”毋宁是一场洪荒灭顶之灭。萧乾在灾难伊始就沉没了，　巴金却还在政治风暴中努力挣扎。他在1961年给刚从农场调到出版社工作的萧乾写信时，还　要他好好接受教训不可放松改造。紧接着，他自己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也一下子成　了文艺界的反动权威、罪人和革命死敌。1968年夏，上海作协曾派人到北京找萧乾调查巴金　，他当然老老实实地交待，调查大员却瞪圆了眼，说他美化“死敌”。

巴金在恢复了艺术生命以后，就公开宣布了自己对余生的安排，并提出写作计划。他还　写信鼓励萧乾：“我们大家都老了。虽然前面的日子不多，但还是应当向前看。我希望你：　（一）保重身体。（二）译两部世界名著。（三）写一部分小说或回忆录。我们都得走到火　化场，不要紧。”后来又来信说：“对你，我的要求是：80岁以前得写出三四本书，小说或　散文都行。应该发挥你的长处。你已经浪费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了。我也一样，我只好抓紧最　后的五年。这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为世后留下一点东西。名利、地位等等，应该看穿了吧　。”

巴金和萧乾这两位文化老人，都在晚年度过了自己创作生命历程中的第二次青春，结出　辉煌的金秋硕果。巴金完成了中国新时期文化具有丰碑意义的《随想录》。萧乾在评价巴金　对20世纪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时说，巴金在80年代问世的五本《随想录》在现当代文学史上　，都开创了一个新的品种，展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和内容，就是向读者**自己的内心世界，　通过自我揭发和自我否定，从而用亲身的实践来提倡说真话。他说，有什么不比上下肝胆相　照更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大业呢？

萧乾晚年不仅把文学回忆录写成了巴金式说真话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还以80岁的　高龄与夫人一起把享有“天书”之誉的意识流名著《尤利西斯》译成了中文。

1993年12月，萧乾在《收获》上读到巴金的文章《最后的话》，感到不舒服，他首先是　对“最后”二字摇头。他马上致信巴金：

我要学健吾。他是死在书桌上的，不知他当时手里拿没拿着笔。我认为这就是文字工作　这个行当比其他（包括科学）的优越性。我们确实可以写到最后一息……胸中那么多爱和恨　，那么关心同类的你，能搁笔吗？我当然不是劝你在自己生理情况不适时还硬了头皮去动笔　。我只是说，不要这么把笔“封”起……建议你把“最后”二字从思想上抹掉。

我不是说吗，论器官状况，你会活得比我长。我除了心脏，肾也是个大患，只剩下一　个，而且它的功能往往只有三分之一。我是既准备随时辞世（因而对死不再畏惧），又尽一切　努力活得长，活得欢实。凡能延长寿命的，我都去找，去用。到非死不可的时候就死罢了，　但在那之前是，我要把它置之度外。

芾甘，希望你再为《收获》写一文，题目最好表明：这不是最后的。

收到信的巴金在1994年1月4日写来答复的回信，他在信中说：

……我的想法和你的不同，我不愿意死在书桌上，我倒愿意把想做的事做完扔开笔，　闭上眼睛。我写文章，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我说封笔，也可以再拿起笔。我绝不束缚自己　。为了写作，我挨了一生的骂，同样我也骂过别人。但并非为了骂人才拿起笔。我想写《再　思录》，也只是为了讲真话。我是这样想：讲真话不一定用笔。我仍在追求，仍在探索。我　的目标是言行一致，才可以说是把心交给了读者。如果拿着笔挖空心思打扮自己，我就无法　掏出心来。我不愿意向读者告别，可是我不能否定（抹煞）这个事实。有意识地向读者告别　，也许有点悲观，但是我讲出自己那些心里话，对读者多少有点帮助（他们更容易理解我）　。

我最初写小说是为了理解人，结束全集写“最后的话”，则是要求人们理解我。……

巴金与萧乾，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都住在医院里。他们见不了面，互相牵挂着　对方。萧乾过一段时间，就会不由自主地给巴金写信。萧乾在去世前的半年里，一共给巴金　写了5封信。他常做梦，梦到巴金和靳以，想起三座门《文季月刊》编辑部的往事。他感叹　自己在20岁出头就结识了巴金，是他一生莫大的幸运。

1998年3月28日，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巴金写完了致萧乾的信，这是他写给萧乾的最　后一封信：

乾：

信收到，谢谢！一连读到你好几封信，我想念你，我担心你的身体，又恼恨自己没有　力气给你回信。我不能自己料理生活，又不能自己读书看报，一切都要靠别人，想起来实在　心烦，你的信又好像来得正是时候，就像你站在我面前，指着我说：“我做得到的你也应该　做得到，我写了四十几篇文章，你呢？”说真话，我赶不上你了。

我抽屉里有一堆你的信，我欠你的账太多了，但是我写字太困难了。请你原谅我。问　候文洁若。

芾甘

3月28日

遗憾的是，这封弥足珍贵的信的原件竟莫名其妙地丢失了。萧乾为此有好几个晚上没睡　着觉。他一定是在责怪自己粗心，没有好好收藏保管好这封信？幸好巴金的家人发信前，留　下了复印件，由李辉发表在1999年4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

需要在此说明一点，萧乾夫妇曾一度误以为将此信交给了我去复印，是我弄丢了。我　一再解释，我连这封信的原件都未见到。而且，以我在文学馆的工作性质，绝不允许犯这样　的错误。自打结识萧乾，我便给他当起了助手。经我手征集到文学馆的书信、手稿数百件，　没有出过一次纰漏，尤其对像这么重要的文物级别的手稿，更是不敢掉以轻心。对任何一位　作家征集对象，我从来都是谨慎加小心的。晚年萧乾有时很固执，为此事，我们之间发生了　一点不愉快。但他很快就相信了我。萧夫人是过了许久，才好像真正相信我绝对干不出这种　事。她似乎回忆起来，这封信萧乾有可能交给了那几天先我到北京医院去看望他的一位也算　亲近的友人。如果真是这样，我希望这位“友人”别再因私藏着这封信，而受良心的谴责，　尽快把它交到主人的手里。

1999年1月22日，离萧乾去世还有二十天，他给巴金写了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表达　了对巴金的思念之情。他听说公木和叶君健都因跌跤而身亡，所以请巴金出入务必有人搀扶　，多加小心。

萧乾过世以后，巴金的家人一直没敢将这个噩耗告诉他，怕他因情绪波动而影响病情。

说真话的巴金，是萧乾一生的朋友。

（原载台湾《中央日报？长河》1996年1月18、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