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终结（第1页）
第25章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终结
自由主义好比一粒种子，它最适宜在民主政治的土壤里发芽成长。强权政治和集权专制是自 由主义的两大瘟神。
“理想国”的遥远梦影
萧乾虽出生于宣统元年，但从懂事起就一直是共和国的公民了。以他最起码的政治常识 ，帝制与共和的区别首先在于：前者是一个人或其王朝说了算，而共和则是每个公民都应有 发言权。
然而从20年代军阀混战到3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不是张作霖、吴佩孚说了算，就是 蒋介石说了算。遇有不同的声音，轻则失踪判刑，重则“饮弹龙华”。邵飘萍因言论而遭军 阀枪杀，萧乾自己也在小小年纪因参加共青团而被关进张作霖的侦缉队，要不是被他就读的 教会学校的洋校长保释出去，也难保不丢命，因那是个可以不审就随便枪毙人的地方。所以 他说，1939年他不是从一个共和国，而是从一个实质上是帝制的国家前往英国的。看到人家 的领导靠选票上台，不称职的可以罢免或下次不选；看到即便在战时，那里的人民也言者无 罪，对不适当、不合时宜甚至不顺眼的事，即便对首相指名道姓地痛斥，也不至关监狱，更 不会失踪，自然好生羡慕。
叫他更难以理解的是，不但民间可以畅谈国事，甚至正当英国独自在对德、意法西斯作 着民族存亡殊死战的时刻，伦敦居然还在公开发行着两家反战的报纸：一份是从宗教上反战 的《和平新闻》，另一份是拥护纳粹盟友――苏联的英共机关报《工人日报》。（当时苏联 与纳粹签了友好协定。）丘吉尔首相还迫于舆论的压力，曾向一个因在言论上与政府唱了反 调而受处罚的老人赔礼道歉。换个地方，这两份报纸即便政府不禁，民众也会把它捣毁。
萧乾看到二战首先比的是人心向背，其次才是武器优劣。在他心目中，言与行是很难分 的。大敌当前，除了奋起抗敌的主流之外，竟然还有唱反调的，国家处在生死关头，却出版 反战报纸，鼓吹和平，还不构成叛国行为？然而不，那自然会为正义之声所压倒。德军飞机 来袭，如有人朝天空打一下手电，即便出于疏忽，也轻饶不了，会处以重刑。而出版反战报 纸，仍属言论，只能容忍。
由40年代萧乾从英国发回的通讯特写看，对民主、法制的肯定和对言论自由的提倡是贯 穿始终的主题，其中尤以《舆论？广播？宣传》和《瑞士之行》为最。
瑞士在当时可说是欧洲最稳定而团结的国家，然而它却是由三四个不同民族，且各有 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民族所组成。萧乾甚至觉得，同文同种也并非一个国家团结统一的首要 条件。他感到是瑞士坚固的民族制度，把不同民族的人拧成一团。大家都是平等的公民，谁 也不是发号施令的主子，谁也不是奴才。社会上，政坛上，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经过 激烈的辩论，最终达到一致。《瑞士之行》便集中流露出他对这种民主自由气氛的羡慕。但 很快，他就认识到，他对瑞士的民主吹捧过了头。
《舆论？广播？宣传》则更以许多实例来说明，越是国难当头，越要讲求民主。越是同 集权的纳粹作殊死战，自家的民主传统越不可丢。否则，这战争就没有了意义。这表明，越 讲求民主，人民就会越拥护政府，因而国力就会更强大。
但作为一个东方人，萧乾直到晚年仍不认为我们应把民主自由的尺度放那么宽。我们像 40年代的反纳粹战争一样，许多地方仍在同贫穷、愚昧、野蛮和落后作着殊死战。绝对自由 是太奢侈了，但在共同目标下，不同的声音还应是被允许的。为统一口径而堵塞言路，得不 偿失。
不难看出，晚年萧乾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已经打了折扣，而他在1946年到1948年那段， 确是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从他这两年间写成的以《红毛长谈》为代表的杂文和为《大公报 》所写的上百篇社评能证明，他当时真的是把自由主义当成一种理想，一种抱负，一种根本 的人生态度。
反讽：一把幽默的手术刀
《红毛长谈》是萧乾作品中一部极富特色的政论讽刺杂文集，经历了欧战风云的萧乾从 英国一回国，就陷入一种极度矛盾与痛苦的精神状态中。到上海以后，他便想以洋人文白相 杂、似通非通的文字写个专栏。这样，既可以隐瞒身份，本身又带上些滑稽色彩。他当时正 处在迷茫时期，旅英七载回来看到上海特务横行，深恶痛绝。他和第二任妻子谢格温的家就 在深夜无端遭到过特务的骚扰。另外，他当时一心只反内战，根本没什么阶级观点，只求不 打仗，国人平安过日子。再者，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看到太多不顺心的事，因此就在文字 中以乌托帮的形式构造起自己的理想国，实际是梦想一种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
《法治与人治》是《红毛长谈》的开卷首篇，写于1946年秋。文中暗示国民党以防乱为 名，向共产党的解放区进攻，挑起内战，而在宣传上却力避使用内战字眼，以逃避罪责。他 谴责国民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为维护自己统治，消灭异己当然是最好的途径。控制了 新闻媒体，欺世瞒人也就来得容易。“中国人向来择词谨慎，盖任何欧西国家，大乱之后， 如他国平静无事，埋首建设，而己国乒乓不息，必坦然承认起了哄，此丑貌，虽纽约五街之 美容专家亦难装饰者也，该国精力亦必倾于消解内哄。而贵国独与内战与内乱间作字句之斟 酌。此足证贵国人士对文字之敏感，慎重，有分寸也。”另外，“贵国虽为古老文明，而仍 不失少年之战斗性，此亦研究汉唐文化之欧人所意想不到者也。”对于这种内战纷扰，每每 念上一通可使国家个人种种问题都必迎刃而解的“国父遗嘱”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在红毛笔 下，上海大世界可真荣光万分。“每遇红毛记者，辄称之为伟大的同情者。满城悬旗欢迎， 小学生列队呐喊，这当是政府主使所为。而一旦红毛措辞不恭，便不准其发电报。事实上， 红毛记者之奉命来华，无异于三轮车自外滩而南市，职务所驱使者也。”
红毛自称来自欧洲人种文化宗教最复杂的一角，深知中国没有天主、东正等新、旧教之 分，且疆土广阔，文化同一，应是得天独厚的。所以内战起伏，妨碍统一，人为之也。同时 ，“阔家小姐少爷极尽奢靡，沪埠之流线汽车，大饭店餐馆之玉杯象箸，室装溺器，可与秦 阿房宫相比而毫不逊色。”寻常百姓，没有金条，是住不进亭子间的。难怪红毛慨叹，中国 “精神上所缺者为公德守法，而物质最缺者，厥为屋顶也。”
不难看出，文章挖苦了国民党用念遗嘱代替建设，对洋记者一面溜须拍马，一面又不许 报道事实真相。同时，痛斥上海阔家公子小姐的糜烂，以及没有金条租不到房子等国统区的 情况。
萧乾在文中流露出的反讽技巧常令人钦佩，例如文章最后那段深含哲理的幽默讽刺：红 毛在林中散步，被凭空扑来的一黑白犬在“余小腿肉厚处狠狠咬了一口。余忿然质问：汝兽 类，奈何凭空噬我一口乎？犬夹尾答曰：我不咬你，你必举足踢我矣！故先发制你。呜呼， 此中之悲剧也。”这段人兽对白，无疑是篇中精华。人无信任，犬无保障，便都会“先噬人 以卫己。拥上前去以免落后，社会秩序势必愈闹愈乱。思故中国问题之根治，在终止人治， 施行法治也。”这自然是萧乾的善良意向，希望国共双方避免内战，化干戈为玉帛，绝不能 狗一般凭空扑咬。“然法治今年或可施行。避免在法治掩护下继行人治则恐尚需时日耳。”
《中古政治》是红毛的第二篇杰作，它以当时的中国不配法西斯化，反讽中国的政治体 制依旧停留在中古时期。其实，萧乾的用意并非仅限于此，他从多方面对比了国民党与德国 纳粹的异同，从另一个侧面揶揄中国竭力讨好、奉承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在欧美大都会华 丽旅馆请鸡尾酒，重资津贴红毛职业文人写誉华文字，”试图在国际社会确立中国如何民主 的形象。同时讥诮中国在一些方面尚不如法西斯。“夫法西斯者，一套政治机器也。中国生 产未机器化，政治亦依然徘徊于中古时代。”
萧乾把当时的国民党中国比成一个发育不健全，营养不良的畸形儿，“太穷，需仰仗他 人扶助，太弱，不敢向举世挑战。”她渴望着健壮和剽悍，无奈自身百孔千疮，不得不靠正 常的民主国家救济和保护，撑起门面，以求在畸形中继续畸形地发展，不至沦落消亡。
这当然还只是中国不配法西斯化的外在原因，根本原因则在“贵国人民之素质 。”红 毛凭阅史书和与人接触，断言中国人民深入的个人主义气息，“乃法西化大家最无办法之事 也。”
法西斯化重纪律，尚英雄崇拜，把整个国家几乎变成一座兵营，人人都有尚武精神。而 中国人则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耕田，吃饭，拉屎，生儿子，病了吃药，死了入土；袁 世凯可来，张宗昌可去，而中国农民却最后仍是主人。中国人的这种国民性表明中国不太可 能法西斯化，中国人的个人主义是法西斯化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那种传统的鸡犬相闻、老 死不相往来的人生哲学在中国人脑中根深蒂固，不管你以什么主义、什么思想或任何意识形 态相加，他们都会一如既往地把自己封闭在土生土长的故土家园。
权利是把双刃剑
很显然，西方的个性主义与中国的个人主义形成的基础不一样，表现出来的方式也迥然 不同。个性主义无疑是民主国家的产物，它以人权为基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秩序里享 有充分的个性权利。而个人主义却是专制集权的衍生物，一个人的思想便是所有人的思想， 一个人的权利便是所有人的权利，决不许个性权利有任何生存的空间。换言之，个性主义与 个人主义原本是一个东西，在民主国家，人人享有巨大的权利空间，尊重他人自由成为可能 ，个性主义得以张扬。而在强权独裁下，个性权利被无端斩于马下，其自身抗体发生变异， 便自然生成了只讲一己私利的个人主义。我不享有权利，谁都别想享有权利。你自私自利， 大家便都自私自利。也许人们的灵魂中都有一块个性主义的自留地，只有遇到适合的土壤和 充足的阳光雨露，才会长出茂盛的庄稼。那便是萧乾所希望的，把中国的个人主义民主化。
“夫交通灯者，民主政治中之制度化也，而交通灯运到贵国改由警察开，也有如外国总 统制运到贵国即变成袁世凯之皇帝一样也。”萧乾饱汲中西文化，对中国变换西方民主制的 技法颇为了解，他以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来暗示，任何民主的东西到了国民党手里都会 变样，交通灯、总统制仅是一两个方面。
萧乾意味深长地指出，交通信号的颜色全是由人来规定，红色危险，绿色安全，找不出 什么理由，倘若哪个地方硬是规定红色安全，那绿色便被视为可怕了。总之，这是文明社会 的规定，在红色与绿色中间，还有一过渡的黄色。他把这三种颜色分别比做国民党、国共之 间的无党派人士和共产党。国共双方到底哪边为红并不重要，也没什么意义。重要的是，黄 色的存在本身意义不大，但其作用却在避免撞车惨祸。无党派人士的作用也大致如此，他们 虽不能阻止内战的发生，更不能在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却可以起到缓冲作用。正因为 此，“国共双方才在两路口皆堵住庞大卡车之今日，尽力争取黄色为己用。黄色或足以避免 血肉飞溅之悲剧也。”而当红、绿灯交相争艳，国共重燃内战烽火时，黄色就没用了，只能 瞠目而视。所以，“此并非法西斯政治，而是中古时代之蛮性政治而已。”
萧乾把交通灯下的警察比做当权者，他在纷**通的喧嚷声中，伫立在太阳下，也算受 尽了辛苦。即使为了那可怜的警察，也希望中国的政治交通加速自动化。萧乾以一管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的柔弱之笔，透过一连串的比喻，剖析了当时中国政治交通的混乱及根源。真正 的出路在哪里？萧乾的答案是：需要的是容忍，守法，和一颗公道心！但他随即慨叹：“中 国的交通灯制已非局部改革所能为。”他把中国如何改革才能实现真正的自动化交通，即民 主的秩序，留给了政治改革家。
“超阶级”的困惑
《半夜三更国际梦》是《红毛长谈》中篇幅最长的，它不单记录了红毛的一夜三梦，更 是对1948年前后中国国内政局，以及世界上几大强国为在中国获取巨大利益精打细算，互不 相让表演所做的专论。尽管文中都是梦中呓语，“各电皆系敝毛所杜撰”，但萧乾“超阶级 ”反内战的倾向显而易见。忧国忧民的萧乾以其超凡的国际事务洞察力，近似荒诞的笔墨， 描述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国际舞台上的被动尴尬地位，国共间持久不停的内战所造成的深 重损失和混乱秩序，对未来中国提出了乌托邦式的设计，以此宣泄强烈的反战情绪。同时， 表达出渴望和平、向往民主的自由思想。
“俗语云：夜长梦多。夫梦者，昼间下意识有所思，而夜眠织成之花样也。”萧乾是做 梦高手，一夜三更全是洋洋洒洒的国际政治梦。曹雪芹《红楼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这篇也能算做是满腹荒诞梦，一片赤诚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