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冲就是要跑得快（第2页）

二是期权合约购买者只有权利没有义务，在交割日时如果执行价格不利于期权持有者，期权持有者可以不履行。

这种做法大大降低了期权购买者的风险；当然，与此同时也会诱使投资者进行更大的冒险行为。但不管怎么说，这对期权合约购买者来说，在止损方面就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普通投资者在购买股票、外汇时就没有这种选择权。

三是期权的执行价格越是偏离期权的标的资产现货价格，对冲基金所从事的投机活动就越能带来机会和便利，这是普通投资不具备的。

综上所述，对冲基金和普通投资行为有很大区别，如果市场判断正确将会获得巨大收益；当然，如果判断错误，也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正因如此，在全球暴利一族中，有许多就来自于对冲基金的获利。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对冲基金已经从最初的这种原始操作演变为极其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运作，在承担高风险、追求高收益方面有了新发展。

并且，不但投资活动极其复杂，投资杠杆也越来越高（可以利用反复抵押证券资产方式，在原始基金规模基础上扩大几倍、几十倍）。高杠杆率的运用，既扩大了获利空间，也增加了投资风险。

更普遍的是，这些对冲基金大多是私募基金，目的主要是回避法律对公募基金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严格要求，从而操作起来更隐蔽、更灵活。

从索罗斯的投资策略看，他最喜欢也最擅长的是卖空策略。

具体操作是，他首先在几个较大的股票上下大赌注，然后卖空。接下来如果形势发展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股价猛跌，他就可以从中赚大钱。当然，他的这种下跌愿望并不一定会如期出现，所以在别人看来，他的这种卖空风险是很大的；但索罗斯显然不这么看，因为他在此以前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准备工作，对此胸有成竹。

事实证明，他的这些在别人眼里看来是巨大冒险的行为，到最后十有八九会如愿以偿。也正因如此，索罗斯才会成为金融大额，令人骇怕。

举个例子来说，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的前身双鹰基金，最早是1969年他和好友罗杰斯共同组建的。一方面是当时的基金规模还很小，另一方面是当时全球所有的对冲基金多不为人所关注，所以在公司成立后的几年间，索罗斯连同他的双鹰基金根本就不为人所知。可是索罗斯依然在认真地做功课，每天都要研究一大堆商业期刊和研究报告，以便从中寻找任何一点适合投资的蛛丝马迹。

1973年机会终于来了。当年10月埃及和叙利亚侵略以色列，以色列由于武器落后而遭到惨败。索罗斯看到这种局面后马上联想到：美国的武器装备是不是也已经过时了呢？或者说其中有多少已经过时了呢？不管这个比例有多大，美国国防部是一定会花巨资来更新这些已经过时了的军事装备的，所以如果从现在开始我把更多投资用于购买拥有美国国防部订货合同的公司股票，将来一定会大赚一笔。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索罗斯的合作伙伴罗杰斯还专门去接触美国国防部官员，以及美国军工企业承包商，结果使得他们两人更加坚信自己的想法。于是，索罗斯基金大量投资诺斯罗普公司、联合飞机公司、格拉曼公司、洛克洛德公司等拥有美国国防部订货合同的公司股票。

事后证明，索罗斯的这种分析非常正确。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被动挨打，确实引发了以色列和美国重振军备的决心。索罗斯基金投资这些股票后，1974年中期就取得丰厚的获利回报。

1974年那时候索罗斯拥有大量的日本股票，有一天下午，日本东京的一位股票交易员告诉索罗斯说，日本人对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印象并不好。索罗斯当时正在打网球，他听说后马上联想到当时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的丑闻，立刻要求手下卖出这些股票。后来，尼克松果然因此下台了。这种敏感的政治态度和眼明手快的操作手法，是许多基金操盘手的基本功。如果是换了其他投资者，说不定还会等等看，至少不会这样果敢。

基金投资中的双杀对冲绝对离不开这样的信息判断和眼明手快。

话说2000年索罗斯在日本投资3亿美元，建立了一家Eifuku对冲基金，当时也曾经取得了不错的业绩，2002年回报率高达76%。2003年初，当其他投资者都在准备暂停投资专心度假时，Eifuku基金却一反常态地利用借来的股票和资金进行大手笔的杠杆投资。结果由于炒作过度，Eifuku基金在短短几个交易日内就暴跌98%，随后不得不宣布清盘。据估计，索罗斯在这家对冲基金身上损失1。8亿美元，即原来的3亿变成了1。2亿。

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就在索罗斯1998年精心指挥投机资金轮番进攻港元时，1998年3月刚刚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如果香港有需要，中央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香港！”当时索罗斯也在兴致勃勃地一边收看电视一边喝茶，当他听到这句话时心中不免一惊，茶杯往地上一掉，他觉得自己麻烦大了。

这则故事虽然无从查考其真实性，但中国政府对刚刚回归祖国的香港抱有这种坚定支持的态度，是对索罗斯的巨大震慑。

所以说，索罗斯虽然擅长双杀对冲，但其根基主要还是全球各国的政治经济动态，这是决定他如何双杀对冲的基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