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村社区的含义及特征（第2页）

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差序格局和以邻里关系为基础的合作格局，都可以称为农村的初级社会关系。

当然，以上对于农村社区特征的概括是一般化的。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第一，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区差异极大，因此不同地区的农村社区的特征也有很大不同。即便是在同一个区域内，也有“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特点，也就是说，每一个农村社区，都可能有它某一方面的独特性。第二，在农村现代化过程中，农村社区出现了诸多新的特征。虽然这些新特征中的某些特征还是一种动态性的、现在进行时的，因而可能是不定型的，但是它仍然代表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向。

三、当前农村社区呈现的新特征

有许多学者对是新时期的农村社区的诸种新的特征，进行了生动地描述。具体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地域特征方面，其自然边界日益模糊化

主要是指在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由于工业化、城镇化，其耕地日渐减少，而新型的工商业建筑如工厂、商品交易市场、商店、旅馆、饭店和游乐场等大规模兴建，甚至已经毗连成片，以往村庄的自然边界即使还存在，也不再具有以往的意义了。特别是在一些城郊村，与城市的边界更加模糊甚至完全取消。

2。经济特征方面，出现了农产品的基本市场化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中国最广大的地区虽然仍是农村，但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比例已经非常小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今天的农村已经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了。农民的种子、化肥、农业机械都是来自城市或城镇，甚至来自更遥远的地方。在生产许多产品时，农民的目光便盯着城市甚至国外的市场。他们使用了电和各种电器，使用了汽油、煤油或柴油；在许多地方，甚至浇地的水都要购买——今日中国农民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同城市连接在一起了，他们已经构成了现代工商社会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农民和农村现在其实更多是捆在市场上，就整个中国而言，已经是“市场中国”了。

市场化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专业化。即使是在传统农业内部，市场经济对于社会分工和规模经济的要求，也改变了过去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分工不细密、靠传统经验就可以进行的经济行为特征，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许多在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业方面的“专业县”、“专业村”、“专业户”。专业化不但体现在生产方式方面，也体现在生活方式方面。一个朋友在农村的母亲去世后，其丧事是由一个专业化的组织承办的，事主只要交代了待客人数和标准，其他诸如搭棚、桌椅、餐具、食材、厨师、乐队等，都由这个组织负责。同时，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包括工业、商业、建筑、运输、服务、旅游业等新型产业。甚至在一些发达地区的村庄，已经没有了传统的农业，一些乡村和农民创办的其他类型的企业，规模和水平已经十分现代化。

3。人口特征方面，开始了剧烈的社会分层和大规模的流动

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人民公社时期单一的“社员”，如今转变为农民、企业工人、农民企业家、私营业主、乡村管理者、外出务工者等，农村社会具有了多元性、复杂性、流动性和竞争性。我们很难说清楚，现在的“农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群体究竟包括了哪些人。通常说“农民”是一个户口概念，这种户口标志一种身份，这部分人生活在中国城市身份体系特有的福利制度之外。但是，在城市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农转居”（农业户口转变为居民户口和村委会转变为居委会）正在成为一种潮流，许多转为居民的原村民仍然被称为“农民”，成为“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农业户口的”农民。如果说“农民”是个职业概念，专指以农业为职业的社会群体，但是，现在被称为“中国农民”的这个人群显然不这样单纯。在这个变迁分化的时代，人还是那些人，村还是那个村，但是，农民不再是过去的农民，村庄不再是原来的村庄。传统村民的含义不再一致，传统村庄的结构也不再完整。这种乡村结构分化的过程，是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重要部分。整体来看，中国乡村的社会构成已经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同时，中国农民开始了大规模的流动与迁徙。中国农村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有大量富余的劳动力，这些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据有关机构的估计，当前农村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合计超过5亿人，其中农业仅需要1。2亿人，在沿海和城市打工的有2。5亿人。这种转移的农民开始是青壮年劳动力，季节性的或阶段性的外出打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农民工”。后来，有一部分农民工就在城市定居。甚至不限于青壮年农民，有的农民举家搬迁，成了新市民。由于众多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许多农村成了“空壳村”，留守的都是些妇女、老人和儿童。这造成了很多问题，比如农村人才“断层”现象突出。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的社会治安问题、家庭安定问题、养老问题、教育问题，等等。

同时也有另一种人口现象，就是外来人口向农村的流入。例如，一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外来人口已经超过了本地原有人口，如广东东莞。当然，从城市化的角度看，类似东莞这样的地区，已经不再是农村。

4。在文化特征方面，日渐信息化和多元化

村庄开放带来与外界资源、信息的充分交流，特别是人口的流动，为过去相对稳定的村庄生活带来了诸多变量。这些变量不仅改变村民的日常生活，也在改变村庄内外部关系，改变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和结构。遥远的西方国家如何进行一场战争、如何处置一个紧急事件，都被村民直接关注并成为议论评点的题目，而乡村内部的事情，农民所受到的影响则可以直接转化为某种价值和行动。从信息传播看，农民获得外部信息变得快捷方便，大量的国家政策通过大众传播工具发布，传统的逐级传达文件似乎变成多余，普通农民往往比县乡干部更懂得政策。政策传播不再被官员“垄断”，基层政府“领导”农民的难度显著增加。从农民与政府的互动看，农民更有力量反作用于政府，当农民为某些事情而抗争冲突时，如选举纠纷、征地纠纷、环境破坏、干部腐败等问题，因为信息共享，农民变得更加容易组织起来。因为与外部的联系变得方便，农民也更加容易获得外部的支持。比如，一场村民与乡镇政府的征地谈判，农民往往有远在北京上学、在上海经商的村里人在政策信息、斗争技巧、上访资金的支持，甚至有国外人士、媒体的直接关注介入。这个时候，基层政府面对的，不再是孤独无援的几十个普通村民，而可能是一种巨大深远的社会网络。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如何调整行为，改善与乡村社会的互动。

但是农村的文化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找回并强化了某些传统的文化。特别是可以被称为文化遗产的那些传统文化形式，在式微了多年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又被挖掘出来，得到了重视，甚至得以振兴。比如河北抚宁县的吹歌、昌黎县的大秧歌、唐山的皮影戏。最明显的，是东北地区的“二人转”，不但在农村复兴，而且登堂入室，成了全国人民的欣赏对象。全国各地的农村，基本都出现了这种传统文化的复兴。如果没有特殊的文艺形式，那么也会表现在习俗方面。特别是在一些“乡村旅游”的农村，地方习俗成了吸引游客的一个重要内容。

对于农村文化传统的回归现象的原因需要进行仔细的分析。它们也许是现代化过程中农民自身文化需求的一种反映。在以电视媒体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城市文化向农村的侵袭中，农村在表现了初期的慌乱后，逐渐重整旗鼓，开始以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种形式来对抗这种城市文化的来袭。消极的比如说打麻将，在许多农村，打麻将成了农民消遣的最主要的方式。积极的就是上述重振传统文化形式。

农民在富裕后，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文化需求和这种需求能够被满足的能力。于是，最符合他们文化特征的一些传统的文化形式，就具有了新的生命力。农民实际上也是通过这种独特的文化，来强烈地表达这一社会阶层的独立性与力量。

但它们也可能是农民基于利益考虑的一种商业方式，即通过这种文化形式，与外界进行某种交换，以获取利益。就像和服对于日本人、韩服对于韩国人一样，许多我国少数民族的服装也许只是在节日或特殊场合才穿上，平时的服装早已是西装或便装。但是，这种民族化的服装习俗如果对旅游有用的话，那么它也可以复兴。这后一种情况，其实也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它使得农村文化可以反过来影响城市人群，满足城市人群的文化需求，从而实现了城乡之间的一种文化交流。同时，在文化方面出现的变化中，也有一些是不好的，如封建迷信的回潮。

5。在心理和人际关系特征方面，逐渐理性化与利益化

农民的职业分化导致了利益的分化，而利益分化则是利益表达的基础。如果从心理和人际关系角度看，许多学者特别提到了中国新农村的人际关系“理性化”的趋向。当年梁漱溟和费孝通先生曾以“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来指称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征（所谓“差序格局”，与“伦理本位”义同，是指每个传统的中国人都被一层一层的人伦关系所笼罩，而人伦关系是一种人无可选择的血缘关系）。在今日农村，“差序格局”即使还存在，其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即原本紧紧地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正在变得多元化、理性化，亲属之间关系的亲疏越来越取决于他们在生产经营中相互之间合作的有效和互惠的维持。而这种改变，极可能向农民日常生活渗透，其最终结果是：“理性全面进入农民生活”。

理性化和利益化可能会导向正向结果，比如农民的民主意识的提高。只有出现了利益的分化，农民才更有可能要求利益表达的方式和程度。他们希望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身要求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他们努力寻求保护自己利益的方式，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日益增强。这成为农村基层自治的基础。

这种理性化和利益化也可能导致复杂的情况。特别是在人际关系上，这种理性化过程中的特点是：家庭的解体，姻亲关系日渐重要，有选择地走动亲戚，朋友关系的广泛存在及其亲戚化，兄弟关系的疏远，日益严重的农村养老问题，生育子女的理性考虑，父母与子女分家，传统习俗和仪式迅速衰落等等。重要的是，在差序格局解体的时候，人们自己选择关系，这种关系的选择，依他们的理性算计。市场经济和现代传媒则为农民提供了进行理性算计地交往朋友的理由。人际关系与经济利益越来越紧密地挂上了钩。

农民的分化和职业的变化在农民交往方式上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交往标准的差异性增大。农民开始走出村庄，接触到不同的人和许许多多新生事物，因而思想更加开阔，更愿意接受新生事物，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这种以利益为核心的心理与行为特征的出现，虽然是基于“理性化”，但往往是一种私利的理性化。就个人的理性而言，其实有两种，一种可以称为公共理性，一种则是个体理性。前者是一种关注公众利益的理性，后者是关注个人利益的理性。在个人更加自由的条件下，个体理性的最大化，有时反而不如在个人自由不足条件下，集权或威权对公众利益甚至个人利益所能够提供的保障。

比如，在新时期，在这种“理性化”下，我们看到了农村传统的“守望相助”的传统在许多地方被销蚀，甚至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严重。由于农民社会关系“原子化”的基本特点，在其生产过程中，也出现了不能进行合作从而使共同利益甚至社会利益受损的普遍现象。比如农民不能组织起来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也不愿向土地作更多投入。无论是农村基层工作者还是农村的老农，都认为现在的农民“变懒”了。在这种利益化的指引下，农村人际关系呈现了复杂性，比如，在许多地方，宗族势力不是消解了，而是强化了，同时出现了新的利益团体。

但是，无论我们对农村人际关系理性化的评价如何，它都是农民个体的“理性”选择，因而有它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从来都是“理性化”的，不过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价值观。人们可以批评农民的某些“计算”过于斤斤计较于私利和目光短浅，但如果从农村的社会环境中去看待这种心理和行为现象，必须承认，农民个体利益的重建以及基于个体利益的“理性化”，构筑了农民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总体上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

综上所述，在新时期农村所出现的新的特征，从根本上说，是在国家和社会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背景下，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这种新的变化还在继续着。但无论如何，由于中国国情，农村和农民将始终存在，并始终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存在，所以，它必将始终保持自身独有的自然、社会、文化特征。同时，城乡二元结构虽然已经在全社会的进步中日益弱化，但也必然在相当时期存在。因此，农村社区的特征除了它自身天然具有的那些之外，也会长期带上社会政治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