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妈妈 从十四岁到十九岁（第7页）

在伪造情形下（用10周的孕检报告取代6周，相当于把末次停经第一天往前推了4周），把伪造的末次停经首日标记为C点，那么C点一定在B点之前的4周（即前推了一个月经周期），而且C点距离A点一定大于30天。

武玫把伪造的情形解释给法官听。

“你们去请教医生，就能充分理解我的意思！我就是在C点跟B点之间的月经周期内怀孕的！在那个时间段内，武文斗性侵我多少次，我不记得。我只能确定两点。一、在那些次数当中，有一次发生意外导致我怀孕。二、那个时间点我还未满十四周岁！”

“扯淡！”武文斗一听时间不对，急了，“你生日那天是周末，你跟陈逍那小子约会回家晚了。第一次性侵发生在那之后的周一晚上。我是犯了罪，可我不傻，不可能去性侵未满十四岁的孩子！”

这时，武玫取出来当年那一堆孕检报告，包括两次B超和超声波报告。

报告以及病历本上的内容，明确记录着武玫的停经时间以及两次胎检所对应的胎龄。报告写明第一次孕检时，她怀孕十周。此十周为孕检日期减去末次月经第一天（也就是武玫所画时间轴的C点）所得。彼时，武玫差39天才满十四周岁。39天等于时间轴的A点减C点。而证据表明，武玫是在B点和A点（一个月经周期）之间怀孕的，彼时她未满14周岁。

实际就《刑法》来说，在性侵案中，哪怕被侵犯对象只差一天才满十四周岁，那么这个侵犯的严重性，也远远大于去侵犯已满十四周岁的对象。

这是实实在在的证据。

武文斗彻底懵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事发突然，娄东伟也慌了。

他问武玫为什么只做了两次胎检。

“我当时才十四岁！”武玫哽咽着说，“一个是不想费钱；一个是当时心情很乱，不知道要不要生下孩子。”

娄东伟又提出异议，说月经周期是不稳定的参数，所以胎龄的算法毫无意义。

法庭否定了娄东伟的说法。因为病历本记录的停经时间（十周）跟彩超数据结论相符，两者互相印证。

娄东伟继续质疑，说孕检报告可以造假。

事实上就算他不提，法庭也会责成警方调查。

休庭后，警方去医院查证。

时隔几年，医院那边肯定没有患者就医的视频记录，但能保证孕检报告绝对假不了。

报告内容假不了，那孕检的人呢？能不能找人代检？这种可能性可以偷偷考虑，但是没法查证。参与调查的警察明白一个基本的法律逻辑：你怀疑别人，就得拿出依据。既然没法查证，那么孕检报告和病历记录一定是法庭采信的直接证据。

警方随后又找到武玫生产时的民营医院查证。

当年给武玫接生的女医生还在那里工作。

她对武玫印象深刻。面对警方问询，她很快想起几年前给那个十七岁女孩接生的事。

她很纳闷，不明白警方为何调查那件陈年旧事，生怕说错话惹上事端，于是简单地陈述事实，说当时接生的孩子胎龄为41周，是足月儿。

警方继而要求医院拿出纸质资料，后者无法提供。

警方最后质问武玫，为什么当年孕检及临产登记用假年龄。

武玫反问：“十四岁的女孩干那些事，能顺利吗？”

有了上述查证，武文斗稀里糊涂得了个强奸幼女的罪名，被判重刑（十四周岁是个门槛。《刑法》规定，与十四周岁以下幼女发生性关系，无论同意与否，都视为强奸，必重罚）。

武玫用半真半假的孕检报告，把怀孕时间推进到十四周岁之前，成功设计武文斗。从审判到关进看守所再到入狱，整个过程，武文斗一直嚷嚷，说武玫的孕检报告是假的，可惜没人搭理他，更没人同情他……在牢里，性侵未成年女孩的犯人处于鄙视链最底端。在接下去很长的岁月里，他将承受来自狱友们的各种不可预料的折磨……

对大众情绪来说，武玫这个案子非常敏感，一旦公开报道一定引起强烈反响，好在媒体引用了化名，才没有对她造成更大的困扰和伤害。

案子了结后，武玫又去找了毛院长，把经历和盘托出，那令后者无比悲伤。

临走，她又问起小时候那个问题：她是怎么来到福利院的。

毛院长说：“跟你抛弃毛毛一样，一天早晨，我们发现你躺在门口，只不过你身上没有任何字条之类的东西。”

这个回答她听过无数遍，谈不上失望。

她拜托毛院长好好照顾毛毛，等将来大学毕业，她想正式把孩子领走。

那年武玫考入了滨海本地的警校，一切似乎都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可是她料不到接下来的一件事，再次把她推进绝望的深渊……

警校一年级下学期，一个男人突然找到她。

那人是滨海晚报的记者，姓金，叫金生水（注：金生水多年后成为报社主编，在后来的“夜莺案”中写过一篇著名的报告文学——《她们，不仅仅是冷冰冰的被害数字，还曾是怒放的花》，给警方提供过巨大帮助）。

金生水脸型方正，戴眼镜，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样子一点也不惹人讨厌，一看就是个做事情严谨的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