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说谎(第4页)
“谢谢你。”余多说,“你可以走了吗?”
祝安安没想到自己大度地主动讲和,余多竟然还这么冷漠,觉得很没面子。许珍贵问她要不要一起走,她气得说,我不走。
许珍贵看她突然倔起来叫不动,只好一个人离开了。她按着地址到附近,找了一个公共电话,打过去,还真是姐姐接的,只是余多给的地址是错的。“借钱?余多不会跟同学借钱的,谢谢你,小姑娘。”姐姐说,“我知道了,你不用来找我了,快回家吧。”
这么一折腾天也要黑了,许珍贵想借钱的事改天再说,就回家去了。余多的姐姐觉得这个电话打得没头没脑,想去看看余多,但不巧又赶上了余多她爸在家里发飙,说她姐回来的时候头发上有烟味儿,揪着她去洗澡。家里电话线在他发飙的时候被扯了,直到第二天凌晨,她才接到派出所和学校打来的电话。
“他不可能是自己跳下去的。”严瑾对着警察说,她的嗓子已经彻底嘶哑,气若游丝,却又透着咬牙切齿的狠厉,“他不敢的,他不敢。他从小到大都被我保护得很好,吃什么用什么我都要仔细看过才给他的。磕磕碰碰他都嫌疼,他胆子很小的。你们不要听别人瞎说。她们每一个人都在说谎。那不是意外,那是蓄意的谋杀。她们害死了我儿子。她们喜欢他,嫉妒他,都想毁了他。”
“你知道这些药片是哪里来的吗?”警察把现场找到的那些药片放在她面前。她瘪了瘪嘴,声音弱了下去,但还是坚持说:“他不会的,他只是情绪不好,他不会做蠢事的。他那么听话的孩子,他不会的……”
谨慎起见,她和余多被分开问话,没有见到面。她一直不停地追着人问,余多说了什么,有没有承认她做了什么,毕竟那里只有三个人,一死一伤,余多是唯一毫发无损的人。但实际上余多一直一言不发。
“我不相信。”许珍贵始终说,“我不相信余多会对贺尧……做什么。她那么瘦,那么矮,就算她想干什么也做不到吧。”虽然她知道自己这样胡乱臆断也没有什么道理,但她还是潜意识不愿意相信这个意外是人为的。
在祝安安没醒过来的日子里,好多相关的同学都被叫去问询,连尖子班的郑家悦都因为是她们的室友而被问过话。
“……我跟她们不熟。”郑家悦面无表情地说,“你说的这些,我都没听她们说过……我知道的都说了,你们还有要问的吗?没有的话我回教室了,我还要复习。”
等到祝安安在医院醒来,已经是很多天之后了。其间校领导和派出所的人都来看过她,祝安安的父母每天以泪洗面。她妈哭晕过去好几次,只要有人来就问,余多说了什么,许珍贵说了什么,严老师说了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们的女儿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没有人可以回答他们。
经过了好几次手术,祝安安捡回一条命,但是脊椎神经严重受损,很可能从此再也站不起来了。睁开眼睛之后,她的第一句话是:“我摔哪儿了?”
“你从六楼摔到四楼。”她妈哭道,“宝贝,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事了吗?你怎么摔下去的?”
警察跟她爸妈说,为了稳定她的情绪,并且不影响她的记忆,先不要告诉她余多和贺尧出的事,让她自己回忆。她哭一会儿,歇一会儿,过了好几天,意识才慢慢恢复。
“贺尧,”祝安安说,“贺尧是自己跳下去的。”
“那你是怎么摔的?”
“我吓坏了,自己摔的。”祝安安说。
“没有人推你?”
“没有。”
“你不用害怕,直说就行。没有人推你?”
“……没有。”
警察把祝安安醒来的事告诉了余多。余多虽然不知道祝安安是怎么说的,但听到她醒了,能说话了,沉默了很久,也终于开了口。
“是我。”她说,“是我把贺尧推下楼的。我们两个吵架,我生气了,就把他推下去了。”
“你比他瘦,比他矮,你怎么把他推下去的?”
“因为那边有台阶,还有窟窿。他不熟悉,我熟悉。”
“祝安安是怎么摔的?”
“……也是我。我和贺尧吵架,不小心推到她,她才摔下去的。”
两个人说得不一样,但警方之前在现场鉴定了三个人之间的争斗痕迹,毕竟只是十几岁的半大孩子,当时又是意外,也制造不出什么疑窦丛生的凶案现场。虽然祝安安是受害者不敢承认,但证据吻合,余多的承认也只是早晚的事情。
“她看到祝安安醒了,知道赖不掉了才承认的!”严瑾哭道,“否则她死也不说!我就知道,从一开始她就没安好心,小小年纪怎么能恶毒到这个程度?我要她给我儿子偿命!”
许珍贵从爸妈那边听说余多承认了,她仍然无法相信,但她没有机会亲口问余多了。祝安安的父母在医院彻夜陪护,拒绝任何人探视;余多的姐姐一遍遍地跑派出所、拘留所,直到开庭;严老师被学校暂时停课。直到高考和毕业,她都没有再见过她们。
私下里,爸妈自始至终没有再问过她,为什么要带同学们去老房子。但在这件事之后,他们后怕了很久,高考前的每个晚上,她妈都会偷偷过来在她床边坐一会儿,用手指头碰碰她,就像试探她是不是存在一样,然后躲出去跟她爸一起抹好久的眼泪。爸妈说她真是幸运,能够置身事外。可她却庆幸不起来,只觉得从来没有这样茫然和痛苦过。离开的那个人,重伤的那个人,甚至背上“杀人犯”罪名的那个人,都是她朝夕相处的朋友和伙伴,可一夕之间,他们的人生全都戛然而止在十八岁,只剩她一个人手足无措地走进成年的世界。这算是幸运吗?
社会新闻的热度很快过去,学校也恢复到了高考前倒计时的紧张气氛,大家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许珍贵想过去找郑家悦倾诉,但郑家悦仿佛着了魔一样,除了成绩,什么对她来说都不重要了。晚上看着对面郑家悦的被子里隐隐透出手电筒的光,传来沙沙的写字声,白天看着她熬得通红的眼睛和恍惚的神色,许珍贵想说的话也都咽了回去。
那年许珍贵出人意料地超常发挥,高考分数比她最好的模考成绩都高出很多,报了上海的一所不错的大学。领录取通知书的夏天,她最后一次回校,看到他们这届学生的名字张贴在光荣榜上,覆盖了之前所有的模考成绩。那一年他们学校并不光荣,不仅是因为高考前出了这么一桩震惊全城的丑闻,还因为确实考得不好,一个清北的名额都没有,985和211的比例也不高,学校连招生宣传都不想提。光荣榜也是历年来最敷衍的,打印出来的密密麻麻的毕业生名字排满榜单,她好不容易才在某一竖列的最末找到自己的名字,又在年级前十看到了郑家悦,她考上了一所北京的名牌大学,她下意识还想找,目光上下逡巡半晌,不知道要找什么,只能茫然地在榜前伫立。良久,她无意间看到角落里不知谁拿铅笔写了一行模糊的小字:“做过的每一个决定,都改变了我们的一生。”她鼻子一酸,忍不住又掉下眼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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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老师的日常是极其枯燥的。三年三年又三年,带过的学生毕业了一届又一届,很多年之后还能留下印象的每年也不过一两个,大多都很快模糊成面目难分的影子,封印在大同小异的课本和试卷中,失去了辨识度。这样的好处是常常能够忘记时间,忘记年份,忘记岁月的流逝,忘记本该记住的事情。
那年高考暑假结束之后没多久,严老师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回到了学校,按照往常的教学安排,走进了新的高一班级。有极少数的家长知道那年发生在贺尧身上的事,但看她像是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似的,还和以前一样严格、冷静、理智,学生们也像她往届带过的一样怨声载道,而成绩也是一样地好。偶尔有学校的领导和同事私下里提起那件事,也是叹惜几句便作罢,渐渐地也没有人再提起了。新的班级里自然也有考第一名的,有一心想着玩的,有知道自己学习不行想去艺考的,有什么都不会一天天没心没肺的。在这些永远年轻、永远青春洋溢的面孔之中,她总能看到熟悉的影子,像,又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