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青铜时代概念的时空适用性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例（第3页）

3。松嫩平原

松嫩平原地处欧亚草原东部，是欧亚草原文化分布的最东端，因而在辽西山地区出现了东北地区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的同时，也在这一区域发现了零星的铜器。这是东北地区较早出现用铜遗存的一个区域。

最早出现零星铜器的是约略相当于“夏至早商时期”的小拉哈文化（赵宾福2009A），出土的铜器有小刀、笄、双联泡饰和节状饰件。这是前殷墟时代东亚地区铜制品分布最北的地点。相关发掘报告称“小拉哈文化的发现填补了长期以来松嫩平原早期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空白”，其实很难认为如此零星的发现即表明松嫩平原在此期就进入了青铜时代，何况小刀和笄还都是失却了层位关系信息的采集品，暂且存疑。

小拉哈文化之后的“古城遗存”，约当中原地区的商代晚期，该文化中未发现青铜器，但出土有制作青铜斧、刀、铲的陶范（赵宾福2009B），表明该文化的人群已能批量制作青铜器，或已进入青铜时代。而该区出现较多青铜器和铸范的白金宝文化，已晚至西周早期到春秋晚期。结合陶质铸范，可知应有斧、刀、锥、环、连珠饰等。到了相当于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汉书二期文化，出土的青铜器和铸范仍主要为小型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大安汉书遗址出土的一件属于青铜短剑附件的石枕状器，表明该文化应已存在青铜短剑（赵宾福等2017）。铁器的出土，暗喻着至少自战国晚期始，该文化或已进入铁器时代。

（四）直接进入青铜时代的区域

可能由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青铜时代的区域有辽西山地区、辽东北部区和西流松花江流域。

1。辽西山地区

辽西山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小河沿文化之后，就是发现了较多青铜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该文化的年代上限早不到龙山时代，已如前述。仅在其中心聚落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的26座墓葬中，就发现了50余件铜器以及零星的金器和铅器等金属器物，包括权杖头，冒、镦等斧柄饰件等，大宗者为耳环和指环。已检测的样品皆为青铜，铸锻兼有。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约当二里头文化时期。在其他遗址则散见有铜刀、削、针、耳环、指环和青铜碎屑等，此外还出有用来制作饰品的陶范。辽宁锦州松山新区水手营子出土连柄铜戈，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或夏商之际，其制作工艺代表了这一文化铸铜技术的较高水平（井中伟2008）。

夏家店下层文化青铜器：锦州水手营子连柄戈（左）、敖汉旗大甸子杖首（右）

这一区域青铜时代的遗存纷繁复杂，学者间看法不一。这里仅据研究最为系统的《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一书的意见，罗列其大致的发展脉络。在相当于“商代早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之后，这一区域的青铜时代文化分别是相当于商代晚期的以魏营子文化为代表的遗存，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和“凌河遗存”早期，而相当于战国早中期的遗存则以“凌河遗存”晚期、“水泉遗存”、“井沟子遗存”（含“铁匠沟遗存”）、“五道河子遗存”为主（赵宾福2009A）。到了战国晚期，燕文化遗存成为主流，该区域也大致进入了铁器时代。

2。辽东北部区

如前所述，辽东地区从西周时期开始全面进入以双房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时代。在此之前，辽东南部区的双砣子三期文化仅发现了零星铜器，更早的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双砣子二期文化尚无用铜遗存发现。在包括辽东山地丘陵和下辽河东岸平原的辽东北部区，与双砣子二期文化大体同时的马城子文化（含“新乐上层文化”“顺山屯类型”“望花类型”“庙后山文化”等类遗存）早期也基本未发现用铜遗存（赵宾福2009A），该文化的晚期则出现了管銎战斧、方銎斧、铃首刀、鹿首刀、环首刀、镜等多种铜器，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井中伟等2013），应已进入青铜时代。

3。西流松花江流域

西流松花江，即松花江吉林省段，曾被称为“第二松花江”。该流域直到西周时期的西团山文化，才出现了用铜遗存，其中包括作为东北系铜剑之母型的青铜曲刃矛。在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该文化中、晚期，青铜曲刃矛、曲刃短剑和方銎斧等，代表了这一青铜时代文化的发展高度（赵宾福2009A）。

（五）各区域青铜时代上下限的梯次

如表1所示，东北地区最先进入青铜时代的是辽西山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晚期和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一道，是东亚地区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四支考古学文化之一，绝对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700年（见本书《从仰韶到齐家——东亚大陆早期用铜遗存的新观察》）。这与其地邻欧亚大草原、较早接受内亚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与其大体同时出现用铜遗存，但仅限于零星小件铜器的小拉哈文化地处松嫩平原，也是因位于欧亚草原的东端而有地利之便的，但这一区域进入青铜时代要晚到相当于殷墟时期的“古城遗存”了。

除了松嫩平原，在相当于殷墟时期进入青铜时代的，还有与辽西山地区毗邻的辽西平原区（高台山文化晚期遗存）和辽东北部区（马城子文化晚期遗存）。稍后，整个辽东区和西流松花江流域在相当于西周的时期也进入了青铜时代（双房文化和西团山文化）。横贯东亚的青铜潮也止于这些区域，没能越过小兴安岭和长白山脉。此线以东的鸭绿江流域在春秋战国时期仅见有零星的用铜遗存，而图们江流域、牡丹江流域和三江平原地区，则大致在汉代由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而东北地区铁器时代的到来，显然是战国的燕文化和后来的汉代文化由西南向东北方向强力推进或影响的结果。

要之，东北地区不是全境都存在青铜时代，各区域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也有早晚之别，呈现出“南部比北部先进，西部较东部发达”的态势（王承礼等1982）。

三、“青铜时代”概念运用的学理辨析

在“青铜时代”这一概念的运用，尤其是探讨其从无到有的过程中，首先有一个内涵界定的问题。大家一般同意只有“青铜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才算进入“青铜时代”，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不少学者仍把零星青铜器甚至小件饰物的发现作为该区域进入青铜时代的标志。在东北地区考古研究的实践中，就不乏将罕有甚至全无用铜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划归青铜时代的例子，已如前述。

其次是主体界定的问题。要明确进入青铜时代的“人们”的主体，也即谁的青铜时代的问题。进入青铜时代的主体，应是一个（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社会，一个特定的人群，是生活于特定区域的这群人进入了“青铜时代”。如是，是否就不能把进入“青铜时代”的主体，无限扩大到这个特定的人群以外那些没有进入青铜时代的人群及他们所处的地域？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这样的做法是被默认的，甚至是主流思维。

有学者在论及黑龙江东部的“青铜时代”考古时指出，“这一地区（松花江、乌苏里江、黑龙江流经的三江地区）的‘青铜时代’与中原地区有些不同。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是以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为标志的，但这样的标准却并不适用于三江地区的实际情况，在中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包括三江地区在内的一些地区并没有制造青铜制品的能力。因此，这些地区青铜时代的早期阶段仍然是以石器为工具和武器。这一点，从这个地区以及周边地区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证明。因此，本文使用的“青铜时代”概念，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年代范畴，而并不表明这一地区青铜时代的全部文化都已经具有中原地区青铜时代的典型特征。”（李伊萍2004）这清晰地表述了在无青铜遗存发现的区域使用“青铜时代”概念的思辨逻辑。

上文接着论述道，“黑龙江省东部地区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在目前还处于空白状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个时代，尤其是其早期阶段青铜制品的缺乏，使得判断青铜时代遗存成为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因此，即便已经发现的一些可能属于青铜时代的遗存，也由于种种原因，或被认作新石器时代，或者被归入铁器时代，从而直接导致人们对新石器时代、铁器时代年代范畴的模糊认识，造成后两者外延的扩大。寻找或从已有的发现中确认青铜时代遗存，已经成为三江地区考古学研究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李伊萍2004）在这里，“青铜时代”是在全无用铜遗存的考古学文化中“寻找”或“确认”出来的。

另有学者在专论图们江流域的“青铜时代”考古时表述道，“至于青铜遗物问题，图们江流域青铜时代文化堆积中均鲜见出土，是否存在青铜遗物不应该被看作分辨遗存时代的硬性指标。”（宋玉彬2002）而在关于吉林省青铜时代考古的研究论文中，通篇也全无对任何青铜制品的分析，也未对“青铜时代”的概念做出界定和阐释。所谓“青铜时代”涉及的时间范畴始于“夏至早商”，下限则到“战国至汉初”，文中回顾道：“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西团山石棺墓地有针对性的发掘，首先将一些广泛使用石器生产工具并已出现青铜器的遗存，从所谓的‘石器时代之文化’中分离出来，于此开创了吉林省青铜时代考古的新局面。”（朱永刚等2015）再举一例：“黑龙江地区也经历了青铜时代这一发展阶段，基本和中原地区是同步的。但在具体的文化面貌表现上，黑龙江东部、西部地区有明显的差异，这一时期东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均未发现具有该时代特征的标志物——青铜器（件），表现了显著的自身区域特点。因此，青铜时代的概念，作为一个年代范畴，黑龙江东西部区域存在着与中原地区不同的文化特征表现。”（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显然，上述论文所述“青铜时代”是以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为参照系，意指相当于中原地区青铜时代的时段，而无关该区域用铜遗存的有无。

推而广之，“在中国境内的不同地区，金属器（青铜和早期铁器）在出现年代上有早有晚，在地域分布上也不大均衡，甚至各地区因文化传统的不同在应用范围上也各有特色。所以，上述中国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开始和结束，我们都只能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准。”（井中伟等2013）显然，这是把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全域当作一个叙事单元，来对数千年前各地异彩纷呈的史实展开叙述的。

需指出的是，一个地区没有青铜时代，全然不见或仅见零星铜器就由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是很正常的，并非所有区域都毫无缺失地经历了所有的文化史发展阶段。在中国考古学乃至历史学领域，为什么一定要在每一个罕有甚至全无青铜制品的区域都划出一个与中原地区青铜时代大体同时的“青铜时代”来？中原王朝的影响波及范围以外的区域，有些还有待建立起根植于当地的文化史分期与谱系框架，但即便这个框架建立起来，其阶段划分的话语系统可能还仍然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原中心”本位的影响。这一学术思维方式及其演变历程，本身就值得深思，值得探究。

目下，学术界已充分地意识到作为研究对象的各地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具体的田野考古与综合研究作业也开始细密化，是时候在学术话语系统上也有相应的跟进了。这是深化相关研究的必由之路，谨以这一呼吁作为这篇小文的收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