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青铜时代概念的时空适用性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例（第2页）

表1　中国东北地区龙山至西汉时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示意北壶流河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叠压在龙山期文化遗存之上的地层关系（张家口考古队1984），也表明至少在该区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上限不早于龙山时代。嗣后，李伯谦在系统分析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论著中则明确指出，夏家店下层文化“不可能早到与龙山期文化同时……它基本上是与中原夏——商前期同时的一种文化遗存”（李伯谦1990B）。作者引用邹衡的观点，将夏文化限定为二里头文化（邹衡1980）。

1。为简洁计，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称谓（某文化、类型或某类遗存）一律省略。

2。括号内为学界对西汉时期各考古学文化所属族属的推断意见。

3。本表依下引论著改制。赵宾福：《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赵宾福等：《吉林省地下文化遗产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7；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黑龙江》，文物出版社，2011年。

东北早期文化区分布示意（据赵宾福2009A图1改绘）

1。嫩江流域2。辽西山地地区　3。辽西平原地区　4。辽东南部地区　5。辽东北部地区　6。西流松花江流域　7。图们江流域

此后，虽然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仍被表述为约当公元前2000——前1400年间（徐光冀等2001），但一般认为“大致同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文化相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3）。而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系列测年研究的不断深入，“其所得到的年代结果也从最初由单一样品年代校正，而且其误差也相对较大的条件下得到的公元前1900——前1500年的年代范围，逐步明确到二里头一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880年，再到目前的将二里头一期的年代上限定在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显示了年代结果由模糊到相对清晰，由粗泛到细化的变化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4）。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上限显然也应做相应的下调（表1）。

（2）双砣子一期文化铜器质疑

辽东南部区指辽东半岛区域，该区域被认为属于青铜时代的有四种考古学文化，即双砣子一期文化、双砣子二期文化、双砣子三期文化和双房文化。最引人注目的是双砣子一期文化，其年代约当公元前2100——前1900年（赵宾福2009A）。在属于双砣子一期文化的大连大嘴子遗址第一期文化层出土了一件残青铜戈。多有学者认为这标志着双砣子一期文化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陈国庆等1993，徐建华1994，赵宾福2009A）。

在最初的简讯中，此器被称为“戈形器”，正式报告则肯定为戈，且认为此件铜器的出土层位无误：“因事关重大，铜戈残段出土之时，我们反复核对了地层，同一地层出土有第一期文化彩绘陶片，确系第一期文化层出土。”

但已有学者指出，“从北方地区大文化背景看，中原二里头文化始进入青铜时代。在此之前，整个黄河流域包括山东龙山文化在内，铜器的出土地点和种类虽有不少，青铜器也占有一定比例，但尚没有达到铸造青铜戈那样的工艺水平，而东北同时期遗存更无确切实例可证。大嘴子青铜戈还有待进一步考实。”（朱永刚1998）另有学者认为此铜戈的援部应系“商代早中期”（二里岗文化或稍晚）的风格（郭妍利2014）；或认为该器所在的双砣子一期文化晚段地层的年代“约当商代”，而此器仅可称为“戈形器”，而无法遽断为戈（王成生2003）。《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和关于青铜戈的系统性研究著作《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3，井中伟2011）则未述及此器，已能显现作者对该器类别和时代的存疑态度。新近出版的《夏商周考古学》一书，也没有把相当于龙山时代晚期的双砣子一期文化归为青铜时代（井中伟等2013）。

无论如何，此残器圆柱形中脊的形制具有相当的先进性，是可以显见的。在该区域，晚于双砣子一期文化、与胶东半岛的岳石文化大体同时且有一定关联的双砣子二期文化，尚基本无青铜制品发现（赵宾福2009A）（表1）。鉴于上述，对这件属于孤例的铜器持慎重的态度是合适的。

（二）无缘青铜时代的区域

排除了青铜时代纵向上溯至更早时段的可能性之后，我们再看看空间上青铜时代覆盖区外缘的情况。与青铜时代无缘的区域又可以分为基本不见用铜遗存和仅见零星用铜遗存两种情况。

1。基本不见用铜遗存的区域

小兴安岭——长白山脉以东的图们江流域、牡丹江流域和松花江、乌苏里江、黑龙江汇流的三江平原及其周边区域，在进入铁器时代之前，基本上无青铜制品发现（宋玉彬2002，李伊萍2004，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1，赵宾福等2017）。这是典型的新石器时代下接铁器时代的区域。有学者指出，“镜泊湖南端莺歌岭遗址上层距今3000年左右，年代比许多青铜文化更晚，但这里并没有发现铜器，意味着当东北大部分地区正经历着青铜时代，领受着金属文明带来的灿烂光辉和浓重阴影的同时，这里的主人可能还仍然停留在原始古朴的新石器时代。”（王承礼等1982）“与东北其他地区相比，图们江流域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文化自身很少受到外界影响、发展水平稍显落后的地区。”（赵宾福2008）而三江平原，在相关学者论及中国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或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时，都未列为专门的一区加以讨论（赵宾福2009A，井中伟等2013）。

2。仅见零星用铜遗存的区域

在进入铁器时代之前，仅见有零星用铜遗存而未进入过青铜时代的区域，可举鸭绿江流域为例。在此区域，相当于商周之际的万发拨子二期文化不见用铜遗存，而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万发拨子三期文化则发现有环、坠饰等小件铜器（赵宾福等2017）。其后的西汉时期，该地区进入铁器时代。

（三）渐次进入青铜时代的区域

这类区域包括辽东南部区、辽西平原区和松嫩平原区。

1。辽东南部区

如前所述，辽东南部区的辽东半岛，在双砣子一期文化和双砣子二期文化时期，都没有用铜遗存的发现。双砣子三期文化中开始出现青铜镞、鱼钩、环、泡等小件制品，其年代约当商代晚期，下限可到西周初年（井中伟等2013）。

“到了两周时期的双房文化阶段……开始出现该文化系当中最具特色的曲刃矛、柱脊曲刃剑、方銎斧等青铜武器”，“伴随着青铜兵器的出现，‘双砣子文化系’由原来的弱势一度发展成为强势。分布地域也由原来夏商时期的辽东半岛南端迅速扩张到西周至战国时期的整个辽东地区，而且影响范围甚至还波及辽西山地地区、朝鲜半岛和第二松花江流域”（赵宾福2012）。显然，只有到了这一时期，整个辽东地区才真正进入了青铜时代。

2。辽西平原区

这一区域相当于夏商时期的遗存主要有平安堡二期遗存和高台山文化，其中前者“应该是处在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结束之后，高台山文化形成以前的一种考古学文化遗存”，其“年代应处于夏代的纪年范畴之内，大体和旅大地区双砣子二期文化的早期年代接近，即相当于夏代早期”（赵宾福2009A）。

研究者推断平安堡二期遗存“应该是处在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结束之后”，但在该遗存中并未发现用铜遗存。此外，如该遗存与双砣子二期文化早期大体同时，则其年代应不早于岳石文化，也即最早与二里头文化（早期？）大致同时，但这又与上述推断中的“夏代早期”不相符合。正如张忠培在给上引书所撰序言中指出的那样，“目前学界基本共识的意见是将夏代起止年代定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同时认为二里头文化并非最早的夏文化，这本著作对此注意不够，有时将与二里头文化同时的遗存，视为夏代最早的遗存。”（张忠培2009）其实这类用法在研究中较为普遍。这也正是笔者提出下述建议的缘由：“鉴于关于‘夏时期’‘夏代（早期）’‘早期夏文化’这类狭义史学及从中衍生出的复合概念人见人殊，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或模糊性，建议在对具体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叙述中慎用为好，尤其是在罕有甚至全无早期文献关联的中原以外区域。”（许宏2019）

如前所述，早于高台山文化的平安堡二期遗存如与双砣子二期文化早期年代接近，则高台山文化早期应不早于二里头文化早期，而高台山文化晚期相当于商代晚期（赵宾福2009A），那么高台山文化早期应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时期。只是到了此期，辽西平原区才开始发现零星的耳环、小刀等铜器，如辽宁彰武平安堡遗址所见。其中的铜耳环呈喇叭口状的U字形，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同类器近同。比至相当于商代晚期的高台山文化晚期，始有管銎战斧、鹿首刀等器形稍大的武器和工具出现，或可认为其迎来了青铜时代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