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摆脱经济危机（第1页）

第二节摆脱经济危机

希特勒执政后，一方面着手摆脱经济危机，为扩军备战提供经济前提，另一方面实施经济体制和机制的改组，逐渐建立起具有浓厚纳粹特色的战争经济体制。整个纳粹统治时期，根据主要经济任务的差别，德国经济大致可以划分成三个阶段。1933—1935年为“沙赫特时代”，重点是在纳粹党和企业家之间构建起新的合作平台，摆脱经济危机，减少失业人口；1936—1941年为“四年计划时代”，以组建“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为抓手，较大幅度地实施纳粹的经济体制机制改造，构建备战经济体制；1942—1945年为“施佩尔时代”，推动经济为总体战争服务。

希特勒就任总理时，德国经济已经走出了危机的谷底，但仍陷于困境之中，失业人数高达601。4万。[7]1933年2月1日，即希特勒出任总理的第三天，就发表了《告德意志国民书》，宣布政府将实施“伟大的”四年计划：在四年内“彻底克服失业”“拯救德意志的工人”“拯救德意志的农民”。希特勒强调：“政府保证避免一切可能危及通货的尝试”，“不靠由国家组织的经济官僚机构的间接方法保护德国人民的经济利益，而是依靠私人创造力量最大限度地推动，依靠承认财产所有权”。他说：“胜利的原则在于对企业的组织和引导以及从赔款和不可能履行的债务与利息义务中解脱出来。”[8]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当时他必须尽快解决两个主要的经济难题：失业和农业危机。[9]西方国家历史上的经济危机，大多依靠“自我均衡调节机制”来应对，政府较少干预。1929年爆发的大危机，使资本主义原有的一切旧的经济理论、旧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纷纷失灵。不少西方国家开始在经济大风暴中寻找一叶方舟。德国从布吕宁起的三届内阁，也都在围绕着克服失业、恢复经济、解决赔偿和债务问题来运作，但都未能奏效。希特勒要想快速摆脱经济危机，赢得民心，同样存在着很多困难。

德国由于长期承担赔款责任，早已耗尽了黄金与外汇储备。《道威斯计划》（DawesPlan）实施后，其经济实力快速增长，但赔偿义务仍然如影随形，严重制约其黄金储备的增长。经济大危机所导致的国际关税战、倾销战、货币战和资源战，使德国工业品出口受阻，黄金外汇储备大量流失。1931年银行危机，外汇储备流失20亿马克，布吕宁政府下令将所有外汇业务集中于国家银行，但仍未能遏制住这一趋势。国家银行的外汇和黄金储备，1932年分别降至10。48亿和8。06亿马克，1933年降至6。03亿和3。86亿马克，1934年再降至2。38亿和0。79亿马克。反观纳粹分子，尽管队伍中也有少量获得博士学位的高学历“人才”，但数量更多的，却是文化水准较低的中下层民众，其元首希特勒，更是连高中文凭都无力获得。这样的政党要驾驭难度极大的经济问题，在起步阶段必须同气味相投的专业人士联手，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自己服务。此外，利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士来管理经济生活，还能在新政权尚未巩固之时起到安抚有产阶级的作用，有利于争取他们的合作。“沙赫特时代”由此而起。

沙赫特是一位精通金融业务的银行专家，传统经济学金本位论者，政治上信奉民族主义和君主主义。1923年德国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困境后，他出任国家银行总裁，以社会民主党人、财政部长鲁道夫·希法亭（Rud，1877—1941）的创意为基础，主持发行“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成功地稳定了金融，成为国内外经济和政治界的显赫人物，被誉为“金融奇才”“民族救星”。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后，沙赫特以拒绝接受《杨格计划》（YoungPlan）为导火线，同魏玛政府分道扬镳，积极支持希特勒上台。纳粹党掌权后，他于1933年3月重新出任国家银行总裁，并担任国家开支管理委员会主席，翌年7月兼任政府经济部长，1935年5月又兼任“军事经济全权总代表”，一时成为直接对希特勒负责的纳粹德国“经济独裁者”。沙赫特执掌经济大权后，总结布吕宁、巴本、施莱歇尔三届政府的经验教训，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是在具体方法上，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针：松财政，紧货币。

松财政，就是由国家大量投资，兴办公共工程，如修筑道路和高速公路，兴建机场，建造住宅，整治水道，改良农田土壤等，用以刺激需求。在1933和1934两年内，全国用于公共工程的开支，达到50亿马克。这些非生产性项目的投资，既繁荣了经济，又不会加重已有的生产过剩性危机。紧货币，就是控制通货膨胀，控制外汇，稳定物价。

国家兴办公共工程和扩军备战，需要大量资金。国家筹集资金，通常有三种不同的途径，即增税、增发货币和借债。大幅度增加税收不仅会引起民众的不满以致反抗，而且会直接削弱本来已经不足的“社会有效需求”，抵销扩大就业的好处。增发货币会直接引发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德国经过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全国上下对这一点都非常敏感。因此沙赫特采取了以借债为主的筹资方法，以实现紧货币的目标。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沙赫特除按常规举借内债，发行“劳动国库券”（Arbeitswechsel）外，还建立了一套依靠发放短期商业债券的“兴工券”机制。这种短期商业债券，一般期限为3个月，但可延长20次，最长达5年，每年兑现15。它作为商业债券可以自由交易，实际上成了马克之外的一种“辅助货币系统”。这种变相的货币，避免了公开的财政赤字和公开增发货币，不会直接引发通货膨胀。“梅福票”（MefoWechsel）是“兴工券”中知名度较高的一种。

“梅福票”的全称是“冶金研究股份公司（缩写Mefo）期票”，由发行公司支付给军火承包商和生产商，最后由国家银行保证到时贴现。在一般情况下，该票在5年后开始贴现，这样就能暂时缓解战前预算支出的负担。“冶金研究股份公司”是1933年5月由四家军备康采恩建立的假公司，其成员均为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两位领导人则分别来自国家银行和政府国防部。当时，在危机冲击下，一般德国银行已经冻结了贷款业务，缺少可投资金与流动资金。国家银行虽有放贷能力，但原有《银行法》规定它不能直接从事公开的市场活动，也不能代表国家兑现债券。1933年10月17日，希特勒政府颁布法令，授权国家银行在证券市场上收购国家证券，授权一般商业银行承担再贴现。这样，大企业承包国家的公共工程或军事订货之后，即可按合同规定的开支总额（包括利息）领取相应的债券。一般的商业银行承兑此种债券。然后，由国家银行再贴现。沙赫特利用这种债券机制，为纳粹政府实施大规模公共工程和军备计划筹措了资金。

表4-1德国国家银行账目[10]

（单位：10亿马克）

到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前，全国共发行“梅福票”约120亿马克，占同期军费开支的15，其中1934—1936年，占到了约12。[11]此外，国家还有总计达80亿马克的中长期债务和15亿马克的其他短期贷款。换一个角度看，在193334—193839年6个财政年度内，国家总开支约为1000亿马克，其中只有80%来自税收和国家企业（特别是铁路和邮政）上缴的利润，其余主要通过借债的方式解决。

“松财政，紧货币”方针实施的结果是，德国以很低的通货膨胀率换得了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1937年底与1932年底相比，德国国民收入增加63%，而纸币流通量仅增加48%。然而，预算支出的增长对财政平衡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以至于从1935年开始，希特勒下令禁止公布政府预算，[12]希冀以此避免引起民众恐慌，并伺机寻找其他途径来缓解寅吃卯粮的空缺。

在筹措资金的同时，增加就业机会、缩减失业人数的行动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1933年6月1日，政府发布了由纳粹党人、财政部国务秘书弗里茨·莱因哈特起草的《扩充就业面纲领》（Arbeitsbesgsprogramm，旧译《关于缩减失业人数的法令》），该纲领因其起草人的姓氏而被俗称为“第一项莱因哈特纲领”。根据该纲领规定，国家财政部将发行总数为10亿马克的“劳动国库券”，用于增加工作岗位，尤其要保证下述各类工作的开支：

1。修缮与改造行政大楼、公寓和桥梁，以及各州、地方当局和其他公共机构的建筑物；

2。修缮农村住房和办公楼，分割原有住房，以及将其他用房改造成较小的住房；

3。城郊房产；

4。农业移民；

5。河道整治；

6。增设为民众提供煤气、水和电力的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