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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天神树

在三星堆遗址二号坑中，共出土了八棵被称为神树的青铜器物。这些树有大有小，但均被砸烂并经火烧，大多残缺不全。最大型的被称为一号神树，修复专家杨晓邬与他的助手们经过三年多呕心沥血的修复，总算使这件器物比较完整地呈现于世人的面前。此树通高3。96米，整株树分为底座、树身、龙三部分。圆圈形的底座上有三个拱形的足，如同树根状。主干之上有三层树枝，均弯曲下垂。树枝尖端有花朵果实，每一枝的枝头上都站立有一鸟，全树共九只鸟。树的顶端因为残缺，不知顶部的具体情况。但从残缺的顶部仍能看见有一个巨大的果实，推测树的顶部也应该有一只鸟站立，因为它的结构与其他枝头的结构在整体上相同。神树的主干外侧有一条身似绳索的残缺的青铜龙，由树冠沿着树干蜿蜒而下，那弯曲的身子总长度达到了五米。龙身是用铜管扭成绳索状而成的，直径约十八厘米，呈由天而降之势。整个形象看上去大气磅礴，雄壮威武。那高昂的龙头与扭曲的龙身，给人以腾云驾雾、自由流动于天地间之感。这棵神树是中国国内出土青铜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同时也是全世界范围内体量最大的青铜文物之一。据修复专家杨晓邬说，在一号神树的修复过程中，开始并不知道树干与那条残缺的青铜龙有何种关系，待各自修好后，神树怎么也不能单独立起来，非要有个支撑架才能立稳。经过一番观察，发现神树的底座和树干有几块多出的小铜片，望着这几块小铜片，杨晓邬突然意识到可能与刚修复的那条巨型龙有内在的关联，于是赶紧和助手把那条青铜龙搬过来核对，结果发现树与龙正是相互配套的一件器物。待把龙配上之后，神树站立后便不再倒下。这个时候杨晓邬才明白，这条攀在树上的巨龙除了它的文化内涵和寓意外，在技术工艺上明显地起到了保持树的重心稳定而不倒的作用，单是这一方面的铸造技术，就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创造和技术成就。后来经过多个实验室配合研究，神树的树身采用分段铸造法制成，运用了套铸、铆铸、嵌铸、铸接等手法，可谓青铜铸造工艺的集大成者。从现代美学的角度看，神树造型结构合理，布局严谨，比例适宜，对称中有变化，对比中求统一，整棵树虽由多段多节组合而成，但观之仍有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之感，完全称得上是神工鬼斧，巧夺天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艺术境界。

修复后的青铜神树摹图

神树上的铜鸟摹图

青铜神树局部摹图

除排序为一号的大型神树外，那棵中型神树的下半部分保存得比较完整，只是上部已基本残断无存，仅有一根枝头上有鸟造型的树枝大致可以复原。树的底座呈山形状，应表示神树长在神山上，上面刻有太阳和云气纹。座圈的三面各铸有一方台，上面有跪坐人像，人像双手不知握有什么东西。估计此树原高度也应在两米以上。小神树共有四棵，但均因残缺太甚，无法修复了。不过从残件上可以看出这些树的树干呈辫绳状，树座盘根错节，浑然一体，树枝端头造型应为人首鸟身像，有学者把它誉为人们常说的“连理枝”予以解释。

铜树座摹图

关于这大大小小的青铜树所体现的主题和用途，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在铜树的修复之时，曾受四川方面的邀请到成都做了亲身观察，并对当地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据俞伟超云：三星堆祭祀坑的大量出土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两棵大铜树和一个大型铜立人像。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形体高大，形象奇特，更在于其含义难明，可以引起很多遐想。据初步推断，二者都应是当时土地崇拜的体现物。大铜树尚未全部修复，全形还不太完整，但大致可知是在一根大树干上，分出多层的三枝树杈，每枝树杈上，又再生出许多枝叶。上面悬挂着大量小件物品和神怪形象，看上去真是五花八门，眼花缭乱。尽管其细部还有许多复原不了的地方，但整个铜树的形态，一眼望去，就可以知道它同东汉时期在四川和云南、贵州以及甘肃和青海东部墓中随葬的铜质摇钱树有一脉相承的关系。那种东汉的摇钱树，我在1980年已著文说明是社树的模拟物。关于古代的社树崇拜，《论语·八佾》曾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可知商代是流行的。三星堆的早期蜀文化既然存在着很多商文化的因素，当时的蜀人同商人一样崇拜社树就成为很可能的事情。“社祀”是一种祭祀土地神的活动，古代的农业部落因为见到粮食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为了祈求农业丰收，所以普遍崇拜土地神，并把这种土地之神叫作“地母”。社树就是一种地母崇拜的体现物。当时的蜀人，既然已经以农业为生，当然会出现这种地母崇拜。况且以后的东汉时期，四川又是铜质摇钱树最流行的地区，这自然潜藏着一种历史文化的传统。如果把这几方面的情况结合在一起考虑，把三星堆大铜树推定为社树的模拟物，看来是问题不大的。

对于俞伟超的看法，考古学界没有太多的争论，只是有不少补充或另外一个系统的全新论述。如参加三星堆发掘的敖天照则认为，这几棵神树应是“早蜀先民宇宙观的实体模式，也是太阳崇拜的实物写照，与古代民族普遍存在的自然崇拜有关。《山海经》和《淮南子》曾有扶桑和若木的记载，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一、二号铜树，就是栖息神鸟的扶桑和若木。扶桑在东方太阳升起的汤谷上，若木在西方太阳落下的地方。天上的十个太阳，由十个神鸟运载。一个在空中，九个在枝头……这就是远古时代人们认为宇宙有‘十日’的神话传说，即太阳崇拜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神树上的具体体现。用这种方式以祈求太阳适时出没，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

关于敖天照所说的扶桑与若木的提法，早在20世纪70年代，史家郭沫若曾有过一番论述。当三星堆二号坑出土青铜树的消息披露不久，就有一大批学者以郭老的这篇文章为底本，再次推断、论证青铜神树所牵涉的扶桑与若木等问题。不过如同古人所云，姜还是老的辣。就学术水平而言，后来者似乎都未超出当年郭老论述的范畴。因而只要看了郭老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其他学者的考证也自然成了小巫与大巫的关系。

郭沫若在《出土文物二三事》（《文物》1972年3期）的第三个故事中这样说道：

1969年11月，在河南济源县轵成公社泗涧沟村西南，发现了一座西汉晚期的砖室墓。墓中出土了不少的陶器和陶俑，也有部分铁器如刀剑带钩之类。

在陶器中有一株陶树，通体施釉，上半部呈暗绿色，下半部呈黄色。树顶站一大鸟，头上有浅冠，颈与身直竖，颈颇长。树枝九出，约略以三枝为一轮，由上而下的第一、第三、第四枝上各有一小鸟；第二、第六、第九枝上各坐一猴；第五、第七、第八枝上无物，或系脱落，但无痕迹。三只小鸟和三个猴子都没有施釉。枝端有叶上翘，叶的外面，第一、二、三、四、六枝均着一展翅的知了（蝉），第五、七、八、九枝无蝉而有花。树脚呈三角锥体，三面穹窿，以三棱锐点突出为脚。锥棱上有飞蝉、奔马、踞坐的狒狒，两手各执一长物而食；锥面上有三个**的人，左腿上屈，左肘内屈，放在膝上；右腿下屈着地而坐，右肘撑在地上者一人，撑在右膝上者二人。此外有些花纹，似杂草。

这株陶树，同志们采纳了我的意见，定为“古代传说中的扶桑”。新华社曾据以报道，但未加以说明。我现在把我的意见叙述出来，以供参考。

在古时候，中国有一个神话式的传说，说天上本来有十个太阳，每一个都载在乌鸦的背上。这十个太阳和十只乌鸦都栖息在汤谷上的一株名叫“扶桑”的大木上。它们轮流值日，一个太阳和乌鸦值日时，其他九个太阳和乌鸦便在扶桑树的下枝休息。太阳背负在乌鸦上，大概是一半白昼、一半黑夜的象征。

有一次，太阳们没有遵守这个规约，十个太阳同时出来了。于是灼热不可当，草木和农作物都被烧焦了。老百姓们不仅热，更找不到东西吃。那时有一个会射箭的人名叫“羿”，他是尧皇帝的臣下。尧皇帝便命令羿去射太阳和乌鸦。羿果然射落了九个太阳和九只乌鸦，只剩下一个太阳和一只乌鸦在天上，于是老百姓就起死回生，天下太平了。

陶制扶桑木所表现的就是这个故事的后一阶段。树顶仅有一个乌鸦站着，象征着剩下的一个太阳，下边的九个树枝只附着鸣蝉、小鸟、猿猴；树下的人和物，在草茵上，都好像悠然自得或奔逸欲狂。但人身上是一丝不挂的，正表明其原始，是所谓“葛天氏之民与？无怀氏之民与”了。

后羿射日（汉画像石，河南南阳出土）

上述故事，我是从好几种古书上的记载综合起来的。为了表明不是杜撰，也或许可以满足读者的好奇，我想把那些资料综述在一道。

《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