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文物大交锋（第2页）

“这是国家的文物，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由国家来保管就对了，用得着你们县长批示吗？你们扣留这批文物是违法的。”陈德安有些焦急，也有几分恼火。

“我说陈老师，这些东西不管最后是放在省里还是县里，今天你从这里逃掉就是我们的罪过。我看是不是这样，先把车开到镇政府大院去，你们与省里和县里联系，双方搞个清楚，我们一点也不拦着，还好好地送你们走，你看这么办咋样？”刘副镇长一改刚才的态势，口气缓和地劝说道。

陈德安站在车前抽着烟思考了一会儿，突然冲刘副镇长一摆手，极其痛快地说道：“好吧，就先依你，把车开到镇政府去。”

双方各自发动汽车，陈德安的丰田面包车在三辆汽车的夹挟下，“呼呼隆隆”地驶入镇政府大院。

电话分别打到广汉县城和成都，双方都表示车和文物暂放镇政府，人员各回原处，等待协商，待有结果后再做下一步行动。陈德安知道自己将面临一场大的麻烦，无奈地叹口气，率司机张师傅与几名押运人员怏怏地步行回到驻地。

省考古研究所的赵殿增接到车与器物被扣留的消息后，大吃一惊，急忙向省文化厅汇报。省文化厅一位副厅长接到报告，既吃惊又恼火，对赵殿增道：“难道他们要谋反不成，自古以来这造反可是要杀头的呵！”于是派出一名处长和两名分管文物的干部，到考古研究所与赵殿增等人会合，当天上午赶赴广汉县文化局，由文化局牵头到县政府找副县长、三星堆联合发掘小组原组长陈治山等有关领导协商。

在稍事寒暄之后，文化厅的那位处长自感正义在身，尚方宝剑在手，直截了当地对陈副县长道：“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凡考古发掘的地下地上文物，都必须由考古单位进行整理、修复、保护、研究并撰写出发掘报告，才能考虑文物的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这批文物必须首先拉到省考古研究所完成上述一切任务之后，才可考虑是不是运回广汉的问题。”

陈副县长道：“我们县委、县政府已经做出决定，准备马上建个博物馆，所以这批东西就有必要留在广汉以充实馆藏。”

“建馆当然是件好事，我们支持，但这批东西必须运回成都，其理由我不再重复。”处长态度强硬地回击说。

陈副县长被对方那咄咄逼人的气势所激怒，沉下脸来，不再顾及双方的情面，毫不示弱地说道：“要拉走可以，但你们要打借条，写明是借广汉县的文物整理研究，并在借条上签字画押。”

“你这种说法毫无先例，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一切地下出土文物都归国家政府所有，不属于哪一个县或地区，像你们这样采取扣留要挟的做法是违法的。”处长更不示弱地指责道。

“你们是政府，我们也是政府，我现在代表广汉县人民政府正式告诉你，这批东西要拉走可以，但必须按我们的意见办，否则休想越过广汉县界半步。”说到这里，陈副县长站起身，对文化局的负责人说道：“我还要参加一个会，你们继续谈吧。”言毕，收起公文包，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县长既走，标志着唱戏的台柱子已轰然倒塌，协商的基础已不存在，其他的几位配角无论丑俊，只是抖长袍抹玉带，吹胡子捋长须，大眼瞪小眼地干耗着，无法继续唱下去了。无奈之中，双方鸣锣收兵，各自罢战回归本部，准备继续下一个回合的交锋。

三天之后，四川省文化厅派出分管文物的副厅长王幼麟带领文化厅和省考古研究所的赵殿增等一哨人马，再度赶赴广汉与当地官员协商。行前，王幼麟精心准备了一肚子舌战群儒、让对手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的辞令，准备以舌卷风雷之势，一举夺回被扣押的珍宝。但出乎意料的是，广汉县方面见对手来势凶猛，便采取了三国时候司马懿对付诸葛亮那一套，任凭你对方怎样叫阵，就是避而不出的战略战术，只派出文化局的几名官员虚与委蛇。尽管王幼麟几次提出要面见县委书记叶文志和副县长陈治山，但负责接待的几位文化官员除了摇头就是晃脑。王幼麟率领的本部人马见迟迟看不到自己要找的对手，空有满身的武艺不得展示，只好撤回成都。至此，第二个回合的交锋，以成都方面再度失利而告终。

接下来，理所当然要进入第三个回合。与以往两次交锋不同的是，这一次，双方都采取了不与对手正面叫阵，而是依靠看不见，但又明显感觉得到的外力，以便将对方放倒摆平。交战一开始，双方都向国家文物局汇报，希望对自己一方有所支持。广汉方面为达到开局即压倒对方的目的，不惜代价派出县委宣传部部长，率领一帮随员风尘仆仆地来到国家文物局，直接找到有一面之交的副局长沈竹说明情况，同时提出将文物留在广汉的要求。沈竹闻听觉得事关重大，不好当即拍板做主，随即找文物处处长黄景略征求意见。黄景略听罢对方的陈述，当场沉下脸来，态度十分明确地指出：“像这样的要求全国没有先例，也不符合国家文物法的规定，出土文物必须拉到省考古研究所，进行清理、修复、研究之后，才能考虑是否回广汉的问题。”同时，黄景略毫不留情地警告广汉方面，不要置国家法律与民族大义于不顾，和省考古研究所较劲争夺这批珍贵文物，应尽快让对方把东西拉走，以免造成大的损失。如果真的由于双方争夺而损坏了文物，那就不仅是追究哪一方责任的问题了。

沈竹觉得黄景略的意见合情合理，遂以同一种口径对广汉方面做了答复。

当国家文物局的意见明显倾斜于省考古研究所的消息传到四川后，赵殿增、陈德安等人十分兴奋，认为既然是国家文物局已明确表态，难道广汉方面还要执迷不悟，一意孤行，顽抗到底不成？出乎意料的是，广汉方面采取了人在阵地在，拒不交出文物的战略方针。在这种拉锯战的态势中，双方又采取向省委、省政府主管文化的领导告状与说服的战略战术，以便让领导出面并发出明确有利于自己的号令。但当双方的状子与说客，呈针尖对麦芒之势大举袭来时，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每个人都堪称和稀泥大师的领导们环顾左右，权衡利弊，觉得双方大有手心手背之感，都难以下刀宰割，更难以即刻摆平。在两难之中，开始发挥中国历代官场最为优秀的和稀泥、捣糨糊的处世哲学。四川省文化厅的领导们一看自己的顶头上司都一个个置国家法律与民族大义于不顾，顿感受到了羞辱，一气之下，索性旗帜鲜明地宣布：“这批器物爱咋样就咋样吧，反正从今之后，省文化厅不再蹚这浑水了。”

既然省考古研究所依仗的大树已轰然倒下，剩下自己饥寒交迫、马瘦毛长的一支孤军，自然不敢贸然深入敌阵送死，只好躲在营寨坚守不出，等待上帝赋予时来运转的机会。于是，这第三个回合的较量，省文化厅与省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军再次败北，广汉方面不战而胜。

眼看交战双方偃旗息鼓，罢兵收摊，再也没有了拼杀喊叫的动静。躲在三星堆砖瓦厂考古队的陈德安再次露出头来，向省考古研究所的负责人赵殿增询问情况，并关注着被扣珍宝的命运。赵殿增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已是大势去矣，纵然骨子里颇不服气，但实在无力再度组织力量反败为胜了。于是，以悲壮与伤感的腔调对陈德安道：“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可谓已经仁至义尽了。像我们这样的文化、考古单位，既无权，又无钱，所以弄成了今天这样的结局。当然，即使是其他单位也不见得就能在这场较量中占尽上风，现在看来强龙确实是敌不过地头蛇呵。既然战则不成，只有媾和，我们搞历史和考古的都知道，历代王朝差不多都是这么做的。为这批文物设身处地地着想，我们不妨也吸取点历史的经验，照着这个法子做一次。依我看，这个具体的求和代表与形象大使就由你来担任吧。当然，你现在还比较年轻，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但也不要感到有什么羞耻之感。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这样的事做得多了。我们河北大厂县老家有句俗话，叫作痒痒不差一个虱子。你就出面跟他们谈一次吧。从现在起，你的身份是我们省考古研究所派出的谈判总代表与代言人，至于以后的谈判情况如何，这批文物何去何从，全看你的了。”

陈德安突然得知了这样糟糕的战况并受领了白帝城托孤般的重任，心情极为沮丧，心想，连你们省文化厅与考古研究所的领导，都已经斯文扫地，灰头土脸，我还当的哪门子代言人和形象大使？事情都到了这个份儿上，自己已是无话可说，更无言可代了。想到这里，他当即表示绝不当这个代言人。赵殿增一看对方的强硬态度，知道不可勉为其难，只好静待合适的人选。

陈德安自赵殿增处挂冠而去，重新回到了三星堆砖瓦厂驻地，一头猫下来坚守不出，只是率领手下几名考古人员做一些守护与修复陶器标本等方面的工作。

如此既不媾和又不决战的情形一天天过去，赵殿增与陈德安等人摆出了一副稳坐钓鱼舟的姿态，静观其变。广汉县的官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洋洋自得。而此时广汉县南兴镇的各色官员却如芒在背，如火烧身，越来越坐不住了。该镇的党委书记李发宜原是省人大委员会的一名官员，不久前受组织部门的派遣，到南兴镇挂职锻炼并出任一把手。当三星堆一号祭祀坑的文物出土之后，他就按照副县长陈治山的指示，责令副镇长刘世昌与两个乡镇的派出所所长沟通，针对陈德安可能要采取偷运文物的行动，做了相应的秘密布署。为了使情报准确，警力反应灵敏迅速，还专门让派出所所长出面，把在三星堆考古队担负守护任务的两名民工钻地鼠与爬山虎发展为在公安战线上称为“特情耳目”的地下工作者，让其悄悄潜伏在陈德安的身边，不露声色地密切注视着陈德安与其他考古人员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与此同时，在陈副县长和刘副镇长的具体组织指挥下，南兴镇与广兴镇两个派出所的公安干警，在三星堆遗址内以考古队驻地为主攻目标，进行联合演习，并针对陈德安可能驾车逃跑的路线和突围方法，制定了几套堵截追捕方案。后来，当陈德安真的实施运输计划时，以刘世昌为首的当地官员和警力，按照原定方案迅速采取了措施。这次围堵与追捕行动，对刘世昌和两个派出所的公安干警而言，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漂亮又快捷的光辉战例。为此，这一行动及取得的战果，受到了陈副县长等县领导的表扬。

让李发宜书记特别是刘副镇长始料不及的是，随着领导表扬激起的热乎劲儿的日渐消逝，令人备感头痛的事情随之降临了。按李书记的最初的想法，当南兴镇出面将这批文物强行扣押之后，应该很快就会有一个处理结果。或被陈德安运走，或拉到县城由某个部门的仓库存封，再也没有南兴镇什么事了。但出乎意料的是，随着省、县双方所展开的三个回合的激烈交锋，这批文物如同一堆拉开了引线正冒着青烟的地雷，交战双方再也没人前来触及这个敏感的雷区了。

李发宜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比陈德安高一年级，算是陈的学长。由于受过高等教育且是学历史出身，自然深知三星堆出土文物的重大价值和学术上的非凡意义。一旦这批珍贵文物有个三长两短，无疑会大祸临头。不但自己头上的帽子、位子、票子、房子、车子，统统烟消云散，弄不好还要吃官司，进监牢蹲大狱，到了那时可真叫作吃不了兜着走了。正是由于有了如此清醒的认识和心理准备，当那堆器物被副镇长刘世昌率公安人员强行挟运到镇政府大院之后，李书记就令派出所的干警严加防守，以免发生差错。

到了第二天，派出所所长向镇政府提出严正交涉，称全所除了病、休等人员外，能正常上班的只有三四人。而这几个人维持正常工作的运转都感到疲惫不堪，如今又要不分昼夜地守护着这些文物，除了力不从心之外，更重要的是担惊受怕。鉴于这一严峻的现实，派出所所长找到李发宜旗帜鲜明地提出，眼前这些文物，不属于自己的管辖和职责范围，最好另请他人管理。李书记听罢所长的话，尽管心中大不痛快，但派出所毕竟是县公安局的派出机构，不属于镇一级的党政部门直接领导，有些事办起来就不是太方便和随心所欲。李发宜觉得无力让眼前这个所长回头，就索性信马由缰，任他而去了。

派出所的民警撤出了保卫现场，李书记越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遂向县委、县政府电话汇报，请求立即派人把这批文物弄走。县有关方面要南兴镇先暂时代管，过些天看双方决战的情况再另行定夺。李发宜听罢，哭笑不得，心中既感到委屈又有些窝火，但又找不到人和地方发作，只好强撑着组织手下党政人员轮流值班，日夜守护，不敢稍有懈怠。白天的日子还算好过，到了晚上大的麻烦就来了。按照制定的轮班方法，每班三人，其中二人负责看守，一人巡逻。如果按两小时一班，每晚则需十六七人。当时住在院内的总共不过十余名干部，除老弱病残，因事请假外，能够坚持夜晚出更的只剩六人，在这种情况下，为确保文物的安全，李书记与镇长商量，只好发动干部、职工的家属共同值班看守。大家白天上班，每到夜晚，男女老幼齐上阵，或拖着木棍，或拿着扫帚，或抱着锄头，围绕着那堆文物来来往往，蹿前跑后地看守护卫。几个昼夜下来，所有的干部与家属都表示受不了了。面对这种情形，李发宜只好硬着头皮再与县里有关方面联系，并说出了自己的苦衷。对方可能也正为此事与省考古所纠缠不休而大感烦恼，所做的答复竟让他目瞪口呆。答复的大意是：鉴于各方面错综复杂的矛盾，县里暂时不好立即做出何去何从的决定，南兴镇要么维持原状，要么就自己看着办吧。至于这些文物是保存还是不保存，就由南兴镇全权做主了。

李发宜听罢这个踢皮球与和稀泥的混账指示，差点气昏过去，想到自己一个多星期付出的辛苦和在精神上承受的巨大压力，真是感到既辛酸又委屈。而到了这个时候，才觉得自己是真正的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今弄了个骑虎难下欲罢不能的尴尬被动局面。在一番长吁短叹之后，李发宜找来镇长等领导商量对策。大家怀着满腔的怒火在对这次事件的主要组织者与实施者副镇长刘世昌指责痛斥一顿之后，于吵吵嚷嚷中得出了两条结论：第一，既然县里都不管了，我们也没有必要担这个责任，应尽快把这些文物搬出南兴镇大院。第二，具体操作方法可仿照三国时蜀中大将关云长败走麦城，被东吴孙权部将擒获杀害之后的策略。遥想当年，当孙权把关云长的头颅割下之后，怕祸及自身，受高人指点，转而送给了一代奸雄曹操，以达到嫁祸他人的目的。南兴镇虽找不到曹操这样的合适人选可以嫁祸，但可根据解铃还需系铃人的古训，忍辱负重，厚着脸皮，由副镇长刘世昌带队，专程到三星堆考古队驻地找陈德安负荆请罪，请他出面把这批文物拉走。只要陈德安肯把这批文物运走，一切的一切都与南兴镇无关了。按照这两条既定方针，刘世昌极不情愿又不得不屈服地率领一干人马驱车向三星堆遗址奔去。

在砖瓦厂考古队驻地，陈德安与刘世昌二人再度见面，尴尬之情难以言表。在经过了一番交谈之后，陈德安表示自己已被对方伤透了心，不愿再去掺和这件事情。但谈到最后，还是架不住刘副镇长的苦苦劝说，加之自己骨子里确实对这批亲手从坑中一件件拿出来的器物，有一种难以割舍的血肉之情，遂开始被对方说动。他深知，如果这批器物就这样一直在南兴镇耗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出于以大局为重的考虑，陈德安答应将东西拉走。但鉴于这批器物被南兴镇与广汉县扣留，搞得满城风雨妇孺皆知，省考古研究所与三星堆考古队已被弄得斯文扫地，这次行动就不能偷偷摸摸，不声不响，必须光明正大，很有脸面地离开南兴镇。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取得广汉县党政领导的理解与支持，否则，一切仍将是空想。为此，陈德安与刘副镇长当天即到广汉县找到了分管文教的副县长陈治山。此时广汉方面对这堆扣押的文物也感到极其棘手，正不知如何处理是好，见陈德安找上门来，立即抓住契机，召开会议研究。众官员在经过了一番出谋划策之后，一致同意将器物运走，但必须承诺广汉县政府对这批器物拥有主权，省考古研究所拿走只是借调的性质。等这批器物修复、整理、研究之后，还要及时地、无条件地、一件都不能少地归还广汉县人民政府做永久性保存与陈列展出。

陈德安听罢这个条件，心中又涌起不快，本想拂袖而去，但刘副镇长出于对南兴镇方面急欲摆脱苦海的考虑，力主陈德安再向省考古研究所做一次汇报和通融，并按省所的指示与广汉方面继续展开会谈，以最大可能地争取器物的主权。陈德安抱着一丝希望将情况向赵殿增做了电话汇报。赵与其他所内领导研究后，明确告诉陈德安道：“要消除知识分子循规蹈矩、婆婆妈妈的陈规陋习和软骨症，抓住难得的契机，敢于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放开胆子，灵活机动地与对方交涉办理。假如对方提出的条件无力改变就暂时答应下来，只要把这批东西拉回成都攥在我们的手中，主权当然就属于省考古研究所，同时也就由不得广汉方面任意折腾添乱了。”

根据省考古研究所领导集体制定的方针与策略，陈德安在继续与对方谈判无果的情况下，勉强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并在文物清单上签字画押，同时提出这批器物必须由广汉方面派警车和警察押送至成都。广汉县副县长陈治山见清单在手，又有陈德安的亲笔签名，心想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即使是陈德安耍无赖，我们跟你考古所也没完没了。想到这里，遂与县公安局局长黎登江商量派车押运。黎登江认为为了保护国家的珍贵文物，押运是在情理之中，但不能白白地忙活，总要有点报酬。便提出要陈德安以考古队的名义，付给派出警车的汽油费，以及公安干警的辛苦费之后方可实施。陈德安听罢，一咬牙，当场又给予了一份承诺。

当天下午三点，满载着三星堆出土珍贵文物的警车，在公安干警的护卫下，驶出南兴镇，一路警灯闪耀，警笛大作向成都方向疾驰而去。

——这一天是1986年8月13日。

疲惫不堪的陈德安坐在车中，透过玻璃窗，眼望匆匆掠过的乡野田畴和海洋般起伏**漾的绿色波涛，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但他没有想到，一场更加惊心动魄的考古大发现与珍宝争夺战马上又要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