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的首次发掘（第2页）
“把这些器物从土里拣出来扔到这里，是敖师傅要你们这样做的？是不是还要等他来取？”赵殿增将身子转向老汉继续问着。
老汉将头一扭，做出不屑一顾状，答道：“管他个啥子屁事嘛，这要烧砖，必须把土里的大小石块、瓦片拣出来，要不那砖烧出来会裂的，就不顶用了。这些瓦片拣出来没得地方扔，就扔这里了。敖师傅来不来拿，啥时候来拿，拿了去换得换不得好多钱，我们不去管。我们只管刨土烧砖，老婆孩子有饭吃就对了。”
赵殿增听罢，望着老汉那张漠然且涂满了苦难的脸，一股悲凉从心中涌起，他一时不知该对老汉说些什么，便随声附和道：“是呵，是呵，这些瓦片不但不能当饭吃，连烧砖都不能用。”言毕，便不再和老汉啰唆，转身招呼同事到周围的其他地方转转，顺便做一点简单的调查。
在调查中，赵殿增等发现整个区域用推土机和人工取土的地方不只是三星堆一处，在月亮湾台地和马牧河两岸，到处是机器的轰鸣和人喊马嘶的喧嚣，这片广袤区域已经成为一个巨无霸或航母型的砖瓦厂基地了。经了解所知，基地领导者们曾做出规定，每个民工每天必须挖土二至三方，每方按五角钱支付工资，每个民工每天可挣到一元或一元五角钱。这笔钱对当时被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弄得家徒四壁、穷困潦倒的当地百姓而言，无疑是一笔高额巨款。但此时无论是砖厂的领导者还是那些民工，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挖掉的看似平常的“土埂”，正是当年古蜀王国的城墙，挖掘的“高台之地”则是古蜀国宫廷作坊区和生活居住区。尽管古蜀国的陶器、石器残片随处可见，但民工们只是把出土的古蜀人盛装食物用的一种高柄豆叫作大茶壶，器柄叫作茶壶嘴，并将古蜀人用的石锛、石斧叫作雷公石，认为此乃上天的雷公爷所用的法器而已，再也不见有其他更进一步和更深一个层次的认知了。
这条小路的左侧就是三星堆古城墙遗址（作者摄）
赵殿增等考古人员一边四处察看，一边不断地捡拾形体完好且有特色的陶器，以作为标本保存和研究。待一圈下来，所捡拾的上等标本已有数百件之多，眼看天色已晚，几个人便恋恋不舍地乘车返回成都。
对于这段看似平常但又意义非凡，并暗含着某种契机的插曲，赵殿增在他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说道：“我们几人在四川从事考古数十年，还从没见过这么好的遗址。我们既为有这样丰富的文化遗存而欢欣，也为被这样大规模破坏而震惊。大家一会儿就选了数百件标本，其中有不少基本完整的陶器和石器。标本放在北京牌吉普车上之后，车厢中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了。返回成都的路上，大家兴奋不已，热烈交谈着。从月亮湾玉器坑的最初发现，到月亮湾的几次发掘，一直谈到三星堆迟迟没有发掘的原因。最后大家一致感到再让砖厂这样取土破坏就太可惜了，必须尽快进行抢救性发掘。于是大家又一边谈感受，一边谈发掘方案，越谈越兴奋，越谈越觉得三星堆遗址有着无比光辉的发掘前景，历史赋予的这一契机再也不能错过了。大家在车上就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返回去开始行动。回到单位后，大量的文物标本在省博物馆标本室摊开，新老考古工作者一致认为这次调查非常重要，应尽快实施发掘。四川省博物馆专门召开了馆务工作会，馆领导谢雁翔、朱秉章等当即做出‘组队发掘’的决定。从此，长达几十年的三星堆遗址科学考古发掘工作就在这样一种背景和情形下拉开了帷幕。”
正如赵殿增所言，这次省博物馆的领导和考古队员们是真的下定发掘的决心了。经过三番五次的磋商与筹备，1980年5月20日，四川省文管会、省博物馆与广汉县文化局联合组织力量，对三星堆遗址开始了抢救性发掘。
当时省博物馆的大部分考古人员都在野外搞田野调查，人手奇缺。馆领导不得不将正在彭县搞田野调查的考古学家王有鹏调回，让他转赴广汉主持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如此决定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王有鹏早年在四川大学考古专业读书时，曾参加过1963年由冯汉骥主持领导的月亮湾实习发掘，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二是王本人在走出校门后，经过十几年打拼，已成长为省级考古队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正如当年随冯汉骥赴月亮湾发掘的主持人之一马继贤在许多年后与友人的通信中所言：“月亮湾发掘至今已整整四十载，从这里培养出的全班十五位同学，后来全部成为各地文物考古部门的领导或业务骨干（如后来出任四川省博物馆副馆长的王有鹏、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的熊传新等都是这个班的同学）。这是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生中成绩最整齐、最优秀的一个班。当然后来的毕业生中也是有一部分优秀人才，但就全班的整体素质而言，无出其右者。这也是我们这些当老师的一直感到十分自豪和欣慰的事吧。”（摘自2003年10月1日马继贤致作者的信）
王有鹏在书房为作者找有关三星堆发掘的资料（作者摄）
赵殿增（中）在三星堆遗址发掘开工仪式上
这支新组建的以对三星堆遗址抢救性发掘为目的的考古队到达现场后，先在砖瓦厂找了两间闲置的房子安顿下来，而后来到三星堆区域进行勘察。在发掘初期，考古队人员的组成与分工为：沈仲常、赵殿增任正副领队，王有鹏主持日常业务工作，队员有莫洪贵、戴福森、罗军、敖天照等。
根据民工挖土的进度和已暴露文化层的埋藏情况进行比较推理后，考古人员决定在仅存的尚未被破坏的大土堆西侧进行布方发掘。此处因历代耕作，已基本被平整为田地，只是比土堆下面原来的田地高出约4-5米，耕土层下面叠压着厚薄不等的文化层。考虑到人手较少，且在此地点属首次发掘等情况，考古队主持人王有鹏决定先开5米×5米的探方五个予以发掘——这是自1963年冯汉骥率领川大师生与省博物馆的一干人马在月亮湾发掘之后，考古人员在时隔十七年之后，又一次在这一地区进行科学的设局开盘。
三星堆遗址开工仪式上的专家学者与发掘人员
由于许多年没有看到考古发掘的景观了，听说成都来的一支队伍突然进驻三星堆要挖土寻宝，许多上年纪的人都忆起了燕氏父子挖宝和陶旅长部下盗宝，王脚猪与鬼难拿们抢宝、夺宝以及冯汉骥、王家祐、马继贤、童恩正、林向等考古学家查宝、掘宝的往事。当这些已在心中憋得发酵的陈年旧事沿着肠胃窜翻到胸口时，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沧桑与凄凉之感。真是山不转水转，地不转人转，想不到时隔这么多年，“还乡团”又回来了，而这次回来的该是冯汉骥们的徒子徒孙了吧。在这种悲欣交集的感情催发下，一些上年纪的土著揣着好奇与怀旧的复杂心境，开始游说街头，奔走相告。一时间，大街小巷、乡野田畴，到处流传着“还乡团与挖宝队又进村了”的呼叫声。砖厂的民工和当地农民，纷纷从自己的工作岗位和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岗位的草舍茅屋中钻将出来，蜂拥到发掘工地，要亲眼看看这帮“还乡团”到底会挖出什么样的宝贝疙瘩。但几天下来，看到的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除挖出了一堆堆碎石块、烂瓦片之外，没有看到他们想象中的金、银、珠宝之类的值钱家伙，甚至连当年燕氏父子挖到的大块玉器也没有发现，不免心中泄气，并夹杂着惋惜之情。而每当看到考古人员蹲在坑中不慌不忙地一铲铲挖着或在纸上一笔笔勾画着什么时，他们又不免生出着急与愠怒的情感。当这股情感聚集到非爆发不可的程度后，他们便以皇上不急太监急的心态警告发掘人员道：“你们不要再这样慢慢腾腾地干了，这个买卖肯定要赔本。赶快到砖瓦厂雇几台大号推土机来推吧。如果地下真有货真价实的宝贝，用推土机操作既省劲又省时，总比你们这一锨一铲地挖来得轻松，更来得痛快。”
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
考古人员听罢对方的“苦谏”，一时百感交集，心想如果这块地盘不建砖瓦厂或没有推土机，脚下这大片古文化遗址就会少一些破坏与荼毒。自古兴亡多少事，都与这些好心的“苦谏”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关联。而这些人数众多貌似强大的据理力争者，又有多少是人类的智者，或者说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清醒者？无怪乎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进程中曾发出了这样痛心疾首的呼声：“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一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已用科学的思想和理念武装起来的考古人员，当然不能为土著们的“苦谏”所动。他们依旧按既定方针，手拿铁铲一步步实施着科学的发掘。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初步的具有一定价值的资料。根据这一成果，省文管会、省博物馆与广汉县文化馆联合成立了专门的发掘领导小组，其人员在原有的基础上，陈德安、陈显丹两位年轻学者，又加盟到这支考古队伍之中。
“二陈”作为同班同学于198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分别赴中堡岛和西藏实习期满后，进入四川省博物馆考古队工作。不久，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工作需要增加新的人员，王有鹏从馆内众多的应届毕业生中看中了“二陈”，并通过馆领导批准招到自己的麾下。此时的王有鹏以一个富有经验的考古学家的眼光，敏锐地预感到三星堆的考古事业将有很大的作为，从而颇为自信地对“二陈”说道：“三星堆的考古是四川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匹敌的，博物馆吃一辈子都吃不完，你俩跟着我干，保证五年之内就有大的成绩，十年之内就会有重大成果问世。”二人听了王有鹏的肺腑之言，深受鼓舞，当即表示自己是无足轻重，一定毫无怨言，积极主动地听从指挥，好好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为伟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服务。自此之后，陈德安、陈显丹作为一股新生力量被补充了进来，并与三星堆结下了不解之缘。五年之后，王有鹏有幸而言中，已成为三星堆考古主力的“二陈”时来运转，一不小心竟引爆了中国西南区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当然，这又是一段精彩的后话了。
自1980年11月开始，考古人员于三星堆中部土堆的东侧，具体位置在靠马牧河古河道的二级台地区域进行发掘，至1981年5月结束，为期整整一年。先后开挖5米×5米的探方四十四个，加上此前试掘的五个探方，总发掘面积为1225平方米。这次发掘，不仅获得了大量石器、陶器，而且清理出了四川古遗址中比较罕见的房屋基址。从纵横交错的房址、水沟、柱洞遗迹的排列，以及红烧土、陶器、石器的分布加以观察，发现有圆形、方形、长方形带有浓厚西蜀特色的“木骨泥墙”和有穿斗夹壁厅堂的房址十八座。同时还出土灰坑三个，土坑墓四座，各类玉石器一百一十余件，陶器七十余件，残陶片数万件。从地层中采集到的木炭标本，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实验室进行碳14测定并经树轮校正，其年代为距今4500±150年。而遗址中的文化堆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期，跨度约为三千年。如此久远的年代和丰厚的文化堆积，不仅在四川省内前所未见，即使是在中原地区乃至全国也是罕见的。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视。
作为本次发掘的主持人王有鹏，面对如此重大的收获，凭着自己多年的考古经验与科学的前瞻性思维，认为将这一遗址命名为一种新的文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并极具理性地分析道：“通过这一次发掘，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三星堆遗址古文化的基本面貌。它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他任何考古文化的一种古文化。它已具备了夏鼐曾经提出的命名一种新考古学文化所必需的三个条件。第一，这种文化的特征不是‘孤独的一种’，而是‘一群’，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中的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把勺等特殊器型，往往在各遗址中伴出。第二，这种同类型的古文化遗址，在四川地区已不是仅发现一二处，而是在成都青羊宫、羊子山、中医学院、新繁水观音、广汉月亮湾、阆中城郊、汉源背后山等多处先后发现过。第三，‘必须有一处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在此之前，尽管材料有限，但不少专家学者已对这类遗址做过不少研究和探索。这一次对三星堆的发掘和整理，正是对这类遗址的进一步研究，并对其时代、分布以及同其他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有意义的探讨。总之，我们认为给这种特殊的古文化赋予一个名称的条件已经具备。正如夏鼐明确指出的，‘如果应有的条件都具备了，而我们还迟疑不决，不敢给它以应有的新名称，那就未免太保守了，这就会使一定不同类型的文化遗存长时间地混淆在一起，因而延缓了对古代社会研究工作进展的速度’。故我们建议将这种古文化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这是自燕氏家人在月亮湾发现玉器坑五十二年，葛维汉主持的最早的具有科学性质的发掘四十七年以来，考古学家首次对这一遗址的文化性质给予命名。从此，“三星堆文化”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并被普遍应用。后来，随着这一区域两个大型祭祀坑和无数件辉煌宝藏的横空出世，三星堆文化在一夜之间名满天下，为世人所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