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91 章（第1页）

针对网络异常账号的筛查，如同在沙滩上寻找一粒特定花纹的沙子，缓慢而令人疲惫。虽然锁定了一批言辞极端、对案件细节表现出超常兴趣的本地ID，但经过初步追溯，大多是些热衷于网络暴力的键盘侠、追求刺激的猎奇者，或是心怀各种不满的普通网民。

吴志刚的监控也持续了一周。这个沉默的男人依旧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下班途中对醉酒者的厌恶目光依旧，但没有任何异常举动。技术队对他居所附近及上班路线的所有可能监控死角进行了复勘，也未发现其与任何案发现场有直接时空交集的证据。那根关键的兔毛纤维，始终无法与他产生关联。更重要的是，心理专家在分析了他的笔记和观察报告后认为，吴志刚的愤怒更接近于一种长期压抑、指向泛化的“社会不公”的无力感，其人格结构中缺乏连环杀手中常见的、对“仪式”和“绝对掌控”的强烈偏执需求。他更像一个活在自我构建的悲愤世界里的“记录者”，而非一个主动出击的“审判者”。

“吴志刚的嫌疑，基本可以排除了。”在一次案情汇总会上，郑队揉着发胀的太阳穴下了结论，“他有倾向，但能力和证据都不支持。我们的侦查方向，必须再次调整。”

会议室里气氛沉闷。连环案发生已经近一个月，三名受害者，舆论汹涌，压力如山，但真凶却依旧隐藏在迷雾深处，仿佛一个嘲弄法律的幽灵。

迟晏坐在后排，面前摊开的笔记本上，画满了各种关系图、关键词和问号。他的目光停留在三名受害者共同的特征上：对女性的长期骚扰、侵害行为。凶手以此为标准筛选目标，进行带有强烈惩罚和羞辱性质的杀戮。

“惩罚者”的画像已经比较清晰：对性骚扰行为有极端憎恶，有一定观察筛选能力，心思缜密，行动力强，可能自诩正义，并从中获得扭曲的满足感。

但，这个“惩罚者”，一定是男性吗？

这个念头，如同黑暗中划过的闪电，骤然照亮了迟晏思维的某个盲区。

一直以来，无论是犯罪心理分析、现场勘查推断，还是常规的侦查思维，都默认凶手是男性。因为暴力程度、侵犯行为、以及对深夜独行男性的尾随袭击，都似乎指向一个强壮、具备攻击性的男性。

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一切都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误导？

迟晏的思维开始逆向推演。

力量问题：机械性窒息，尤其是从背后用前臂或工具勒压颈部，虽然需要力量，但并非成年女性绝对无法做到，尤其是在受害者处于醉酒状态、警惕性低、且被突然袭击的情况下。如果凶手善于利用技巧、偷袭的突然性、以及地形的优势，女性完全有可能完成。

侵犯行为：这是最令人困惑、也最易让人先入为主认为凶手是男性的点。但尸检明确：侵犯行为发生在死后，且未留下凶手的□□，凶手很可能使用了工具或戴套。那么，如果凶手是女性，她使用工具进行死后侵犯，其目的就更加明确——并非性满足，而是纯粹的、极致的羞辱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象征性报复！这甚至比男性凶手进行类似行为，更能体现其行为中的“仪式性”和“惩罚性”内核。

目标选择与筛选：凶手精准锁定有性骚扰劣迹的男性。什么样的人，最容易、也最有可能长期、深入地了解到这些男性不为人知的龌龊一面？除了同样混迹夜场、或者有特殊信息渠道的人之外，最有可能的，恰恰就是那些潜在的、或曾经的受害者——女性！一个因自身或亲近之人深受其害，从而对这类男性产生刻骨仇恨的女性，完全有动机化身“审判者”。

现场与行为矛盾：凶手在现场表现出高度的冷静和反侦查能力，这与通常认为女性凶手更易情绪化、现场更凌乱的刻板印象不符。但如果是经过了长期策划、仇恨积蓄到极致、并有着明确“仪式目标”的女性，完全可能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冷酷和周密。那个“侵犯行为”，如果由女性实施，其冷酷和算计的程度，甚至比男性凶手更令人胆寒。

迟晏越推敲，越觉得这个可能性不能被忽视。以往连环杀人案中，女性凶手相对罕见，但并非没有，且往往因其违背性别刻板印象而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

他抬起头，看向正在讨论下一步排查重点的郑队和同事们。

“郑队，”迟晏的声音打破了会议的沉闷，“我有一个想法，可能有些颠覆性。”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

“说。”郑队示意。

“我们是否考虑过，凶手可能是女性？”迟晏平静地抛出这个假设。

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了一下，随即响起几声轻微的吸气声和质疑的嘀咕。

“女性？小迟，现场那个侵犯行为……”一位老刑警皱眉。

“正因为是侵犯行为，且发生在死后、使用工具、不留□□，如果凶手是女性，这个行为的象征意义和仇恨指向性反而更强、更纯粹。”迟晏冷静地解释，“她不是在满足□□，而是在进行一场极致的羞辱和报复性模仿。她可能在模仿这些受害者对女性施加侵害时的行为，让受害者自己也尝尝被‘侵犯’、被‘物化’的滋味。”

他继续阐述自己的推理：“从筛选目标来看，一个长期关注、甚至可能亲身遭受过这类男性侵害的女性，更有动力和能力去挖掘他们的劣迹，并选择在特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复仇。她对酒吧街环境熟悉，可能本身就经常出入，或者从事相关工作，便于观察。她的体力或许不如成年男性，但利用醉酒状态、偷袭、以及合适的工具，完全可以制服目标。”

犯罪心理专家若有所思地摸着下巴：“从行为象征意义来看……迟晏的分析有道理。如果凶手是女性，她的整个犯罪过程，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充满隐喻的‘复仇仪式’。杀戮是终结，侵犯是‘烙印’，是她对受害者罪行的终极审判和羞辱。这种心理动机会非常强烈和持久。”

“但如何证实？如何寻找？”郑队沉声问，显然也被这个新思路触动了。

“如果凶手是女性，且其动机源于自身或亲近之人被侵害的经历，那么她的仇恨可能并非针对这三个死者随机产生。”迟晏分析道，“我们需要重新梳理三名受害者过往的所有劣迹，尤其是未被警方记录、但可能在特定小圈子或受害者之间流传的侵害事件。寻找那些可能因这些事件受到严重伤害，且表现出强烈怨恨、后续又有能力实施报复的女性。”

他顿了顿，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同时，我们可以尝试‘钓鱼’。既然凶手在筛选有劣迹的男性，我们是否可以创造一个符合她筛选标准的‘目标’，引她现身？”

“钓鱼执法？”郑队眉头紧锁，“太危险，而且涉及法律和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