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岳一声雷王夫之与船山精神（第3页）
金瓯残缺的乱世，到处是贪生怕死、投降变节，到处是党争内讧、抢权夺利。王夫之却不然，他日夜兼程，经耒阳，往兴宁，由桂阳度岭下浈江；又冒着危险，忍着饥饿，攀越清远一带的高山峻岭，历数月终于抵达永历政权的都城——肇庆。
疾风知劲草，板**识诚臣。桂林留守瞿式耜荐王夫之于永历皇帝，永历感慨这一路劳顿的清瘦书生“骨性松坚”。板**守节的忠臣义士王夫之怀着慷慨蹈死的信念，同诸多怀抱相同信念的战友一起战斗，在军营里奔波，保家卫国。然而，守着大明的残山剩水，南国瘴气带给他的是更深的失望。纲常不振，人心思变，纵然视死如归，又当如何？又能如何？又该如何？王夫之从征战疆场到守护内心，他着汉服，不剃发，头戴斗笠，不顶清朝的天，脚着木屐，不踏清朝的地，以示与清朝“不共戴天”——王夫之能够守护的，只有心底的这点净土了。在这种氛围里，他努力思考何为正义。何为正义？王夫之道：“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他所追求的，是古今之通义。正是在肇庆，王夫之目睹在这抗清复明的紧急关头，永历小朝廷的官员们还在醉生梦死、结党营私、争权夺利，他忧愤不已，作《桂林偶怨》诗以抒写自己的哀怨，又作五言《杂诗》四首以遣怀。其中一首写道：
悲风动中夜，边马嘶且惊。
壮士匣中刀，犹作风雨鸣。
飞将不见期，萧条阴北征。
关河空杳霭，烟草转纵横。
披衣视良夜，河汉已西倾。
国忧今未释，何用慰平生。
此时的王夫之希望自己能像匣中之刀，化作风雨中的长鸣。他哀叹国家之大，却没有像西汉李广那样的飞将出现，因而至今无人北征，使广阔的土地变得更加烟草迷离，荒凉遍野。面对星河西下的夜空，王夫之思绪万千，披衣长叹：“国忧”至今还没有解除，我用什么来慰藉自己的平生呢？
哀哉！清光拂剑碧天秋，情寄一杯浊酒。
然而，末世的动**与威胁，从未给王夫之带来生命的平静。王夫之在肇庆看到的小朝廷同明王朝那些昏聩的皇帝一样糜烂腐败，他心里不由得一阵阵悲凉，一阵阵幻灭。孙可望把持永历朝政之后，将军李定国曾击败清兵，收复衡阳。他想再邀王夫之出山，以挽南明残局。而此时的王夫之，泪已干，心也冷，他婉言谢绝。于续梦庵隐居两年后，再避难于姜耶山。这里，漫山多为野姜。他就像一个浪人，自命姜翁，以野姜充饥。此后，他再度隐姓埋名，化身为一介瑶民，于兵匪浩劫中逃过一命。
王夫之是多么想要倾诉，想要表达，可环顾周遭，何人可诉衷肠？日日陪伴他的，只有老庄、孔孟、程朱，只有《尚书》《春秋》《周易》，只有文明与历史的千百年演绎。兵荒马乱之际，王夫之得到母亲病重的消息，只得离开，赶回家去。一路上，他几次险些被乱兵杀死。途经永福县洛清江上游时，曾幽困于水寨，“卧而绝食者四日”。山路崎岖，泥泞难行，等他赶到家里，母亲早已经离开人世。
这一年是1651年，33岁的王夫之回到家乡。此时国势衰微，王夫之心怀悒郁，四处流亡避居。在这段流亡的日子里，王夫之与隐居在祁、邵之鲤鱼山旁白云庵的明朝旧臣刘惟赞相距不远，时有往来。王夫之这段日子辗转流徙，四处隐藏，最后定居于衡阳金兰乡高节里，他先住茱萸塘败叶庐，继筑观生居，又于湘水西岸建湘西草堂。
1656年，37岁的王夫之终于在耒阳乡下的兴宁寺里找到一张安静的书桌，潜心研索《周易》和《老子》。他的《周易外传》《老子衍》正是这段时间的心得。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借《周易·系辞》关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命题，提出了“天下唯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的观点。他在《老子衍》的自序中说，对于老子及诸家注释，他要“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也就是说要深入到老子及诸家的内部，像夺取敌人的辎重一样，获得它有用的资料，暴露其根据的虚伪性，指出它的瑕疵。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老子哲学的三大缺点：
天下之言道者，激俗而故反之，则不公；偶见而乐持之，则不经；凿慧而数扬之，则不祥。三者之失，老子兼之矣。
王夫之认为，老子哲学的第一个缺点是片面性，老子为了反对世俗见解，矫枉过正，以片面性对片面性（“激俗而故反之”），所以“不公”；老子对真理偶有所见，而洋洋得意，所以“不经”；老子把他的哲学过分地穿凿宣扬，给社会带来不幸的后果，所以“不祥”。
五年之后，他重回金兰乡，筑败叶庐，以读书隐居。在这里，他以为可以找到余生的安宁，哪知道，造化还在弄人。次年，妻子郑氏溘然病逝，经历了太多的死别生离，他老泪纵横，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
继《老子衍》之后，王夫之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哪怕饥寒交迫，哪怕生死当前，都不曾有一日改变。他相信历史终将回望，也相信在那千年回望里定能看见这未绝的薪火。深沉的忧伤，让刚过不惑之年的王夫之早早地出现了白发，他在《迎秋八首》里慨叹：“青山秋缓缓，白发鬓匆匆。”
1662年，康熙元年，王夫之44岁。这年九月，王夫之完成了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尚书引义》初稿。在这部著作中，王夫之通过阐释《尚书》的意义，引申《尚书》的某些观点，抨击明代政治，批判老庄、程（程颢程颐）、朱（朱熹）、陆（陆九渊）、王（王阳明）和佛教“惟心惟识”之论。也正是在这种批判的立场上，他深刻反思了明朝覆灭的教训，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蹈虚空谈”（脱离实践，崇尚空谈），蹈宋明理学和佛、道滥觞。如此这般，“民岩之可畏，小民之所依，耳苟未闻，目苟未见，心苟未虑，皆将捐之，谓天下之固无此乎”。也就是说，对于民情险恶的可怕，以及对于百姓赖以生存的物质需要等客观事实，只要自己的耳朵没有听到，眼睛没有看到，心里没有想到，就都可以置之不理，说世界上本来就没有这些事实的存在。
在悲愤交加之中，王夫之奋笔写下二十六卷本《永历实录》，将明永历元年明昭宗朱由榔登基到永历十六年明昭宗被吴三桂弑杀之间十六年的史事逐一记载。这一部史书，极大地弥补了明史的不足。在这部书中，他还大胆地为南明抗清名臣瞿式耜、严起恒、何腾蛟、金堡以及农民抗清领袖李定国、高一功、李过、李来亨等，一一立传。写到李定国之死，王夫之哀伤不已：
永历十三年，承畴兵薄贵阳，定国保毕节，扼关索岭，沿菁涧设伏，连战二十余日，杀（清）兵万计。而泗城兵已达临安，川南兵侵腾越、大理，定国三面受敌。可望又遣人赍手书，招诸将帅，言：“已受王封，视亲王，恩宠无比，诸将降者皆得予厚爵，非他降将比，惟定国一人不赦。”刘文秀之子及马维兴、马宝等皆为所訹，先后举兵降。定国军大溃，乃退师，奉上奔永昌。追兵益至，定国奉上奔缅甸。上至缅甸，定国自出收兵。缅甸人叛，逼上，送诣吴三桂所。三桂犯顺，上崩于云南府。是日，烈风黑雾大集，飘屋瓦翔空如鸟，满、汉兵十余万皆震悼悲号。三桂杀数百人乃定。定国闻变，还兵至缅甸，已无及，因缟素发哀。定国披发徒跣，号踊抢地，吐血数升。遂杀妻子，焚辎重，举兵攻缅甸，屠之。率其军居徼外，两年，愤恚呕血，卒。
在清王朝大兴文字狱之时，王夫之将生死置之度外，敢于直面历史、直面真相，可见其忠诚担当。他在《即事有赠》诗中，欣慰地对朋友说：“咏史已惊开竹素，挑灯无事话沧桑。”王夫之这种设帐开庭、复兴旧朝的讲学方式，不可能不引起清朝政府的注意。果然，1667年，康熙六年，他数度被人控告，幸得老朋友刘象贤的营救，他才免于一死。
过了知天命之年，王夫之遇到了更大的苦难和动**。
这一年，他先后写成了《春秋家说》三卷、《春秋世论》两卷。王夫之依父亲遗训，借《春秋》这部古老的著作加以引申而作此书。在这部书中，王夫之明确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借古喻今，以此遣怀。在《春秋家说》的“国君死社稷”一节中，他提出，如果国君不能奋发有为，而只是消极地“死其社稷”，那便只是“怀土而弃天下”。在这里，他委婉地对于崇祯皇帝“死其社稷”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在《春秋世论》的“自序”中强调，治国者不可不知《春秋》之义，否则必然会“守经事而不知宜，遭变事而不知权”，这更是他对于崇祯皇帝“守经处常”错误的猛烈抨击。
回望中国历史，有明一朝，是唯一一个没有和任何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朝代。明朝无论是遇到多大压力，既没有屈膝投降，也没有割地赔款。即使到了晚明内忧外患的时代，明朝依然兵分两路顽强对付清朝和李自成，对关外的国土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全辽可复”的愿望。从明英宗到崇祯皇帝英勇壮烈的北京保卫战，明朝至死不忘“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唯其如此，也才有了王夫之的英勇刚烈，宁死不屈。
“君王死社稷”这句话典出春秋时代的《礼记》。《礼记·曲礼下》记载：“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意思是，国君与国家共存亡，官员与百姓共存亡，士族与国君的号令共存亡。而此时，国破家亡，“君王死社稷”也只能是王夫之对于故国、故帝的一个遥远的念想了吧。
这些年，王夫之于学术之余，诗兴大发。他写下了《拟古诗》十九首、《拟阮步兵咏怀》二十四首，又因缅怀“甲申国变（1644年）”，入山以来所栖伏帝三百里林谷中小有丘壑，畅然欣感而写成小诗二十九首。此后，他又辑近年来所作《题芦雁绝句》十八首、《前雁字诗》十九首、《后雁字诗》十四首，为一卷。这些诗歌，完整记录了他当时的心路历程。这首《拟古诗》是他这一时期诗歌创作及心境的代表：
日落登崇冈，顾望青天高。
四维何茫茫，浮云但萧骚。
群动既非一，吾身若秋毫。
自非精诚彻，蠕动徒巳劳。
精魄无固存，奄忽成焄蒿。
及今百年内，何者终吾操。
1672年，康熙十一年，王夫之听闻好朋友方以智病殁于赣江上万安城外的惶恐滩，不禁为之狂哭不已。方以智同王夫之一样不甘为清廷所用，四处流亡，临死之前还被人告发与永历朝大臣瞿式耜交往密切，图谋反清复明。将心比心，王夫之无限哀恸，他疾笔写下“哭方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