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更新的儒学 主张柏拉图式理念的理学（第1页）

第二十五章　更新的儒学：主张柏拉图式理念的理学

程颐逝世（公元一一〇八年）相隔仅二十二年，朱熹（公元一一三三至一二〇〇年）出生于今福建。在这二十二年里，中国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宋朝虽然孕育了灿烂的文化，但在军事实力上，远远不及汉朝和唐朝，因此，经常处于北方和西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威胁之下。公元一一二七年，北宋京城开封为来自中国东北的女真族金国（属通古斯系统）所攻陷，宋朝被迫迁都到长江以南的杭州。以这场灾难为标志，宋朝分为北宋（公元九六〇至一一二七年）和南宋（公元一一二七至一二七九年）两个阶段。

朱熹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朱熹在中国学术史上，常被称为朱子。他不仅学问渊博、深思明辨，而且留下了大量著作，仅语录就有一百四十卷之多。程颐开创的理学到朱熹而完成。这个哲学体系的领袖地位虽然曾遭到陆王“心学”和清朝一些学者的挑战，但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之前，程朱的理学始终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学派。

在第十七章里，我说到中国历代朝廷用科举制度来树立官方意识形态的优势地位。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必须按照官方审定的儒家经书及其注释、注疏，撰写文章为巩固该朝统治献策。在第二十三章里，我还提到，唐太宗亲自审定儒家经书的“正义”（正确含义）。到了宋朝，以推行改革著名的政治家王安石（公元一〇二一至一〇八六年）亲自为一些儒家经书制定“新义”。公元一〇七五年，宋神宗诏令，以王安石制定的经书“新义”为朝廷认可的“正义”。但是这项诏令不久便撤回，因为反对王安石的一派官僚取代王安石派而掌权，王安石所制定的一切便都被否定了。

新的儒家认为《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是儒家最重要的经书，这四部书被称为“四书”。朱熹作《四书集注》，认为这是他的最重要著作。据说他直到临去世前一天还在修改这部注疏。他还写了《周易本义》和《诗集传》。公元一二七九年，元朝取代宋朝统治中国。公元一三一三年，元仁宗发布诏令，以“四书”为开科取士的标准，并以朱熹所作《四书集注》为解释“四书”的依据。凡指望中举的读书人都必须熟读朱熹的经书注疏，不能离开朱熹的集注，另行解释“四书”。明、清两朝沿袭元制，直到一九〇五年，清朝政府废科举，办学校，才废除了这套做法。

在第十八章里，我曾指出，儒家思想在汉朝取得学术界的优势地位，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儒家成功地把思辨哲学与学问结合起来。儒家思想的这两方面特点在朱熹身上充分显示出来。他学问渊博，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他又深思明辨，是一位第一流的哲学家。几世纪来，朱熹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要人物，不是偶然的。

“理”或原理

在上一章里，我们考察了程颐关于“理”的理论。到朱熹手里，这个理被阐述得更加明晰。他说：“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子语类》卷九十五）一物是它的理的实例，若没有某个理，便不可能有某个物。朱熹说：“做出那事，便是这里有那理。”（《语类》卷一百一）

一切事物，无论是自然的，或人为的，都自有其理。《朱子语类》中有一段：“问：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它合下有此理。故曰：天下无性外之物。因行阶云：阶砖便有砖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语类》卷四）

《语类》中还有另一段话：“问：理是人、物同得于天者，如物之无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于水，车只可行之于陆。”（同上）还有一段话说：“问：枯槁有理否？曰：才有物，便有理。天不曾生个笔，人把兔毫来做笔，才有笔，便有理。”（同上）这是说，毛笔之性便成为毛笔之理。宇宙万物莫不如此；一类事物便有一类事物之理，在这类事物中，任何一件开始存在，这一类事物的理便进入该物之中，成为该物之性。一个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乃是由于其中之理。因此，按照程朱学派的看法，事物分门别类，并非每一类都有“心”，即有“情”，但各类事物都有其特性，就是它们的“理”。

因此，在具体事物存在之前，这些事物的理便已存在。朱熹在一封《答刘叔文书》中说：“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尝实有其物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举例来说，在人未曾发明舟车之前，舟车的“理”已经存在。所谓“发明”舟车，无非是人发现了舟车之理，于是按照它去制成舟车而已。在宇宙未生成之前，一切“理”便都已存在了。《朱子语类》卷一有一段话说：“徐问：天地未判时，下面许多都已有否？曰：只是都有此理。”又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有理。”理是早已存在的。这就是说，理是永恒的。

太极

每类事物都有它的“理”，这“理”便是事物之所以然。这“理”便是该事物的“气”，这就是说，“理”是事物的终极标准（“极”字原意是屋脊的大梁，新的儒家用以表示事物的最高原型）。整个宇宙也必定有一个终极标准；它是至高的，又是无所不包的。它包括了万有的万般之“理”，又是一切“理”的概括，因此称为“太极”。朱熹说：“事事物物，皆有个极，是道理极致。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语类》卷九十四）

他还说：“无极，只是极至，更无去处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是没去处。濂溪（周敦颐——引者注）恐人道太极有形，故曰无极而太极。是无之中有个至极之理。”（同上）由这些话中，可见太极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的地位，相当于柏拉图思想体系中的“善”的观念，或亚里士多德思想体系中的“神”的观念。

但是，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有一点使得他的思想体系中的“太极”，比柏拉图的“善”的观念或亚里士多德的“神”的观念，更具有神秘性。这一点便是在朱熹的思想体系里，太极不仅是宇宙万有之理，同时还内在于每类事物的每个个体之中。每个事物继承了它这类事物的理，在这个个别的理之中，又有太极整体之理。朱熹说：“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语类》卷一）

但如果这样，太极是否失去了它的统一性呢？朱熹回答说，否。在《语类》中，朱熹说：“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语类》卷九十四）

我们知道，在柏拉图哲学中，理念世界和感觉世界的关系，以及“一”和“多”的关系，怎样解释清楚，是一个难题。朱熹也同样遇到这个难题。朱熹用月亮这个实例来解释，这本是佛家常用的比喻。至于一类事物之理和个别事物之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否涉及“理”被分裂的问题，这未被提出。如果有人提出的话，估计朱熹会用同样的月亮比喻来打发这问题。

“气”

如果存在于外界的只是“理”，那么世界只是一个“形而上”的世界。但是，我们的外部世界还有物质世界，这是由于在“气”之上还加上有“理”的模式。朱熹曾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答黄道夫书》，《文集》卷五十八）

他又说：“疑此气是依傍这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无形迹，它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语类》卷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本是张载可以讲的话，但是张载没有讲，这话由朱熹讲了出来。任何个别事物乃是气的凝聚，但这个别事物不是独立自存的，它还是一类事物中的一分子。作为一类事物中的一分子，它不仅是气的一般性的凝聚，而是按照这类事物的理的模式而凝聚的。这就是何以任何时候气的凝聚总有理在其中。

关于理和气孰先孰后，这是朱熹和他的门生讨论很久的问题。朱熹有一次说：“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语类》卷九十五）朱熹显然认为，在物质世界里，有事物之前，已经先有一事物之理。但是，一般说来，理是否在气之先？朱熹说：“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语类》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