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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像妖怪吧。”
“我也想画画这种妖怪哪。”
对人感到过分恐惧的人，反倒希望亲眼见识更可怕的妖怪；越是对事物感到胆怯的神经质的人，就越是渴望暴风雨降临得更加猛烈……啊，这群画家被人类这种妖怪所伤害所恫吓，最终相信了幻影，在白昼的自然中栩栩如生地目睹了妖怪的存在。而且，他们并没有借助搞笑来掩饰自身的恐惧，而是致力于原封不动地表现自己看见的景象。正如竹一所说的那样，他们勇敢地描绘出了“妖怪的画像”。原来，这里竟然有我未来的同伴，这使我兴奋得热泪盈眶。不知为什么，我压低了嗓音，对竹一说道：
“我也要画，画那种妖怪的画像，画那种地狱之马。”
我从小学时代起就喜欢上了画画和看画，但我的画不像作文那样受到周围人的交口称赞。因为我压根儿就对人类的语言毫不信任，所以，作文在我眼里就如同搞笑的寒暄语一般。尽管我的作文在小学和中学都逗得老师们前仰后合，但我自己却并不觉得有趣。只有在绘画（漫画等则另当别论）上，我才按照自己的方式，对对象的表现方式煞费苦心。学校绘画课的画帖实在无聊透顶，而老师的画也拙劣无比，所以我不得不靠自己来胡乱地摸索各种表现形式。进入中学以后，我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油画画具，尽管我试图从印象派的画风中寻找出绘画技巧的范本，可自己画出的东西却俨然像彩色花纸工艺般平板、呆滞，不成样子。不过，竹一的一句话却启发了我，使我意识到自己以前对绘画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它表现为一种幼稚和愚蠢，即竭力想把觉得美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描绘为美。而绘画大师们利用主观的力量，对那些平淡无奇的东西加以美的创造，虽说他们对丑恶的东西感到恶心呕吐，却并不隐瞒自己对它们的兴趣，从而沉浸在表现的愉悦之中。换言之，他们丝毫也不为别人的看法所左右。我从竹一那儿获得了这种画法的原始秘籍。于是，我瞒着那些女性来客，开始着手制作自画像了。
在学校的绘画课上，我收敛起了那种“妖怪式画法”，而仍旧采用先前那种平庸的画法，将美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描绘成美的东西。
以前，我一直只是在竹一面前才若无其事地展示出自己动辄受伤的神经，因此，这一次的自画像也放心大胆地拿给了竹一看，结果，竟然得到了他的啧啧称赞。于是，我又接连不断地画了第二张、第三张妖怪的画像。竹一又送给了我另一个预言：
“你呀，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哪。”
“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这是傻瓜竹一在我的额头上镌刻下的两大预言。随后不久，我便来到了东京。
我本来想进美术学校，但父亲对我说，早就打定主意让我上高中，以便将来做官从政，所以，作为一个天生就不敢跟大人顶嘴的人，我只好茫然地遵从了父命。父亲让我从四年级开始考东京的高中，而我自己也对濒临大海和满是樱花的中学感到了厌倦，所以不等升入五年级，在修完四年的课程后便考入东京的高中，开始了学校的寄宿生活。不料，学校寄宿生活的肮脏和粗暴让我避之不及，哪里还顾得上搞笑。我请医生开了张“肺浸润”的诊断书，搬出了学生宿舍，移居到上野樱木町的父亲别墅里。我根本过不了那种所谓的集体生活，什么青春的感动、什么年轻人的骄傲，这类豪言壮语只会在我耳膜里唤起一阵凛冽的寒气，使我与“高中生的蓬勃朝气”格格不入。我甚至觉得，不管教室，还是宿舍，都不啻被扭曲了的性欲的垃圾堆而已。我那近于完美无缺的搞笑本领在这里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父亲在议会休会时，每个月只在别墅里待上一周或两周，所以，当父亲不在时，偌大的建筑物便只剩下了作为别墅管家的一对年迈夫妇和我三个人。我时常逃学，也没心思去游览东京（看来，我终究是看不成明治神宫、楠木正成铜像、泉岳寺的四十七志士墓了），成天闷在家里读书画画。等父亲上京之后，我每天早晨都匆匆地赶往学校，但有时去的却是本乡千驮木町的西洋画画家安田新太郎的画塾，在那里连续三四个小时地练习画素描。一旦搬出了高中的学生宿舍，即使我坐在学校的教室里听讲，也会有一种颇为败兴的感觉，仿佛自己是处在旁听生的特殊位置上。尽管这或许只是自己的一种偏见，但我更是懒得去学校了。在我看来，经过小学、中学、高中，我最终也没懂得何谓爱校之心，也从没想过要去记住学校的校歌。
那个学画的学生名叫堀木正雄，出生在东京的庶民居住区，比我年长六岁。从私立美术学校毕业后，因家里没有画室，他就上这所画塾来继续学习西洋画。
“能借我五元钱吗？”
在此之前，只是有过照面，还从没有说过话。所以我有些张皇失措地掏出了五元钱。
“走啊，喝酒去吧。我请你喝。你这个好孩子。”
我无法拒绝他，被他拽进了画塾附近蓬莱町的酒馆中。而这就是我与他交往的开始。
“我早就注意到你了。瞧，你那种腼腆的微笑，正好是大有前途的艺术家所特有的表情哪。为了纪念我们的相识，来干一杯吧。——阿绢，这家伙该算得上是个美男子吧。你可不要被他迷住了哟。自从这小子来了画塾之后，害得我降格成了第二号美男子啦。”
堀木长着一张黝黑的端庄面孔，身上穿着像模像样的西装，脖子上系着素雅的领带，这种装束在学画的学生中是颇为罕见的。他还抹了发油，梳了个中分头。
置身于酒馆这种陌生的环境里，我心中只有不安。我局促地把两只胳膊忽而抱紧，忽而松开，露出一脸腼腆的微笑。可就在两三杯啤酒落肚之后，我却有种像是被解放了的莫名轻松感。
“我原本是想进美术学校的，可是……”
“哎呀，可没劲儿啦，那种地方真是没劲儿透了！我们的老师乃是存在于自然之中！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的**之中！”
但我对他所说的东西却没有感到半点的敬意，只是暗自思忖到：这是个蠢货！他的画肯定蹩脚透顶，但作为一个玩伴，或许倒是最好的人选。这时，我才生平第一次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都市痞子。尽管与我的表现形式大相径庭，但在彻底游离于人世的营生之外，不断彷徨这一点上，他和我的确属于同类。而且，他是在无意识中进行搞笑，并对这种搞笑的悲哀浑然不知。而这正是他与我在本质上迥然相异的地方。
仅限于一块玩玩，仅限于把他当作玩伴来交往——我总是这样从心眼里蔑视他，耻于与他为伍。但在与他结伴而行的过程中，我却成了他的手下败将。
最初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大好人，一个难得的大好人。就连对人感到恐惧的我，也彻底放松了警惕性，以为找到了一个领着我见识东京的好向导。说实话，要是我一个人的话，去搭电车时会对售票员犯怵；想去剧场看歌舞伎时，一瞧见大门口铺着红地毯的阶梯两侧站着引座小姐，就会望而却步；进餐厅就餐时，一看到悄悄站在自己身后等着收拾盘子的侍应生，就会胆战心惊。天哪，特别是买单时，就别提我那双颤巍巍的手了！当我买完东西结账时，不是因为吝啬小气，而是因为过度的紧张、过度的害臊、过度的不安与恐惧，我只觉得头昏眼花，世界蓦然变得漆黑一团，神志几近错乱，哪里还顾得上讨价还价，有时甚至忘记了接过找头，或是拿走买下的商品。我根本无法独自一人在东京街头漫步，所以，只好整日蜷缩在家中打发光阴。
和堀木交往的另一大好处在于：他完全无视谈话对方的想法，只顾自己听凭所谓**的驱使（或许所谓的“**”，就是要无视对方的立场），成天到晚地絮叨着种种无聊的话题，所以，完全用不着担心，我们俩在逛街疲倦了之后会陷入尴尬的沉默中。在与人交往时，我最介意的，就是唯恐出现那种可怕的沉默局面，所以，天生嘴笨的我才会抢先拼命地搞笑。然而，现在堀木这个傻瓜却无意中主动承担起了那种搞笑的角色，所以，我才可以对他的话充耳不闻，无须多加搭理，只要适时地笑着敷衍一句“怎么可能”便行了。
不久，我也渐渐地明白了：酒、香烟和妓女，乃是能帮助我暂时忘却对人的恐惧的绝妙手段。我甚至萌发了这样的想法：为了寻求这些手段，我可以不惜变卖自己的所有家当。
在我眼里，妓女这个种类，既不是人，也不是女性，倒像是白痴或者疯子。在她们的怀抱里，我反而能够高枕无忧，安然成眠。她们没有一丁点儿的欲望，简直达到了令人悲哀的地步。或许是从我这里发现了一种同类的亲近感吧，那些妓女常常向我表示出自然天成的好意，而从不让人感到局促不安。毫无算计之心的好意，绝无勉强之嫌的好意，对萍水相逢之人的好意，使我在漫漫黑夜之中，从白痴或疯子式的妓女们那儿，真切地看到了圣母玛利亚的神圣光环。
为了摆脱对人的恐惧，寻得一夜的休憩，我前往她们那里。可就在与那些属于自己“同类”的妓女玩乐时，一种无意识的讨厌氛围开始不知不觉地弥漫在四周，这是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所谓“随赠附录”。渐渐地，那“附录”鲜明地浮出了表面。当堀木点穿了其中的玄机后，我不禁在愕然之余，心生厌恶。在旁人看来，说得通俗点，我经由娼妓的历练，近来在女人的修炼上大有长进。据说，通过妓女来磨炼与女人交往的本领，是最为严苛而又最富成效的。我的身上早已漂漾着“风月场上的老手”的气息，女人们（不仅限于妓女）凭借本能嗅到了这种气息，并趋之若鹜。人们竟把这种猥亵的、极不光彩的氛围当作了我的“随赠附录”，以至于它比我试图获得休憩的本意显得更加醒目。
堀木出于爱慕虚荣和追赶时髦的心理（至今我也认为，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理由了），某一天带着我去参加了一个叫作共产主义读书会的秘密研究会（大概是叫R·S吧，可我已记不清了）。也许对堀木这样的人来说，出席共产主义的秘密集会，也只是他领着我“游览东京”的一环罢了。我被介绍给那些所谓的“同志”，还被迫买下了一本宣传册子，听坐在上席的那个长相丑陋的青年讲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然而，那一切在我看来，却是再明白不过的内容了。或许他的确言之有理，但在人的内心深处，分明存在着一种更加难以言喻的东西。称之为“欲望”吧，又觉得言不尽意，谓之曰“虚荣心”吧，也觉得语不及义，即使统称为“色情与欲望”，也仍旧词不达意。总之，尽管我也是云里雾里的，但我总认为，在人世的底层毕竟存在着某种绝不单纯是经济的、近于怪谈式的东西。我本来就对那种怪谈式的东西充满了恐惧，所以，尽管我对唯物论，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很自然地加以了肯定，却不能仰仗着它来摆脱对人的恐惧，从而放眼绿叶感受到希望的喜悦。不过，我却从不缺席地参加R·S（仅凭记忆，可能有误）。“同志”们俨然大事临头似的，紧绷着面孔，沉浸在诸如“一加一等于二”之类的初等算数式的理论研究中。见此情景，我觉得滑稽透顶，于是，发挥自己惯用的搞笑本领，以活跃集会上的气氛。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渐渐地研究会上那种拘谨刻板的氛围被缓解了，以至于我成了那个集会上不可或缺的宠儿。这些貌似单纯的人们认为我和他们一样单纯，甚至把我看成一个乐观而诙谐的“同志”。倘若事实果真如此，那我便是从头到尾地彻底欺骗了他们。我并不是他们的“同志”，但我却每次必到，为大家提供作为“丑角”的搞笑服务。
不合法，这带给了我小小的乐趣，不，毋宁说使我心旷神怡。其实，倒是世上称之为“合法”的那些东西才更加可怕（对此，我有某种无比强烈的预感），其中的复杂构造更是不可理喻。我不可能坐着，死守一个没有门窗的冰冷房间，就算外面是一片不合法的大海，我也要纵身跳进去，直到游得耗尽全力，一命呜呼。对我来说，或许这样还更轻松痛快些。
有个说法叫作“见不得人的人”，指的是那些人世间悲惨的败北者、背德者。我觉得自己打一出生便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人”。所以一旦遇到那些被世人斥之为“见不得人的人”，我的心就不由分说地变得善良温柔，而且这种“温柔”足以使我自己也如痴如醉。
还有一种说法叫作“狂人意识”。身在这个世上，我一生都被这种意识所折磨，但它又是我休戚与共的糟糠之妻。和它厮守在一起，进行凄寂的游戏，已构成了我生存方式的一种。俗话里还有种说法，叫作“腿有伤痕，没脸见人”。当我还在襁褓中时，我的伤痕便已赫然出现在我的一条腿上，随着长大成人，非但没有治愈，反而日渐加剧，甚至扩展到了骨髓深处。每个夜晚，我遭受的痛苦就如同千变万化的地狱，但是（这种说法说来有些奇怪），那伤口却逐渐变得比自己的血肉还要亲密无间。在我看来，伤口的疼痛就仿佛是它鲜活的情感，甚而爱情的呢喃。对我这样的男人来说，地下运动小组的那种氛围令人出奇地安心和惬意。总之，与其说是那种运动的目的，不如说是那种运动的外壳更符合我的口味。堀木仅仅是出于闹着好玩的心理，把我带到那个集会上，把我介绍给了大家。其实他也就只去过那一次。他曾说过一句拙劣的俏皮话：“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的同时，也有必要观察消费嘛。”所以他不去参加集会，而是一门心思拽住我到外面去考察消费状况。回想起来，当时存在着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像堀木那样出于爱慕虚荣、追赶时髦的心理而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有像我一样仅仅因为喜欢那种“不合法”的氛围，便一头扎入其中的人。倘若我们的真实面目被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信徒识破的话，那么，无论是堀木还是我自己，都无疑会遭到他们的愤怒斥责，并作为卑劣的叛徒而受到驱逐吧。但我和堀木却没有遭到开除的处分，特别是我，处在那种不合法的世界中，居然比身在绅士们的合法世界中更显得悠然自得，游刃有余，也更显得所谓的“健康”，以至于作为前途无量的“同志”，被委派了种种机密工作。他们夸张地给那些工作披上一层过于神秘的面纱，着实让人忍俊不禁。事实上，我对委派的工作从不拒绝，泰然自若地照单全收，也从不曾因举止反常而遭到“狗”（同志们都这样称呼警察）的怀疑或盘问。我总是一边搞笑，一边准确无误地完成他们所谓的“危险”任务（那帮从事地下运动的家伙常常是如临大敌一般高度紧张，甚至蹩脚地模仿侦探小说，显得过分警惕。他们交给我的任务全都是一些无聊透顶的东西，可却煞有介事地制造出紧张的气氛）。就我当时的心情而言，就算成为共产党员遭到逮捕，一辈子身陷囹圄，也绝不反悔。我甚至认为，与其对世人的“真实生活”感到恐惧，每个夜晚都在辗转难眠的地狱中呻吟叹息，还不如被关进牢房来得畅快和轻松。
父亲的议员任期就要届满了，想必其中还有种种理由吧，他无意继续参加选举。他还在老家建了栋养老的舍宅，似乎已对东京不再留恋。而我充其量就是一个高中生而已，或许在他看来，为了我而保留宅邸和用人，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吧（父亲的心思与世上所有人一样，不是我能明白的）。总之，那个家不久便转让给了别人，而我则搬到了一个老旧公寓的阴暗房间里，这个公寓名叫仙游馆，位于本乡的森川町。而没过多久，我便在经济上陷入了窘境。
在此之前，我总是每月从父亲那儿得到固定金额的零花钱。即使这笔钱马上告罄，可烟、酒、起司、水果等，家里都是应有尽有，而书、文具、衣服等其他东西，也都可以在附近的店铺里赊账，就算款待堀木吃碗荞麦面或者炸虾盖浇饭，只要是这条街上父亲经常光顾的餐馆，我都可以吃完后一声不响地甩手而去。
可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在宿舍的独居生活，一切的一切都必须在每个月的定额汇款中开销，这让我一时慌了手脚。汇款依旧是在两三天内便花个精光，我感到不寒而栗，因心中无底而变得几近发狂，轮流给父亲、哥哥、姐姐又是打电报，又是写长信，催他们快点寄钱给我（信中所写之事，几乎纯属搞笑的虚构。窃以为，要想求助于他人，其上策乃是逗人发笑）。另外，我在堀木的教唆下，开始频繁地出入于当铺，可照样手头拮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