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第11页）
[394]《旧唐书》卷一七一《李景俭传》中华书局，1975年。
[395]孟子以“仁义忠信”为“天爵”，柳宗元认为“未之尽也”，更推本于“明”与“志”，见《天爵论》，《柳河东集》卷三。
[396]韩愈《读荀》，《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本。
[397]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一至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南宋人余允文著《尊孟辨、续辨》，专门攻驳司马光、苏轼等人的非孟言论，其中还有郑厚叔《艺圃折衷》，为邵博所未提及。余书有《丛书集成》本。
[398]《宋史》卷四三二《何涉传》中华书局，1985年。
[399]《宋史》卷四五八《张愈传》。苏轼《题张白云诗后》：“张俞少愚，西蜀隐君子也，与予先君游……”《苏轼文集》卷六十八。
[400]余允文《尊孟续辨》卷下引苏轼《论语说》第八条末，《丛书集成》本。
[401]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题下注，《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577页。
[402]晁补之《再见苏公书》，《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五十一，《四部丛刊》本。
[403]柳开《补亡先生传》，《河东先生集》卷二，《四部丛刊》本。
[404]柳开《东郊野夫传》同上。
[405]吕南公《与汪秘校论文书》，《灌园集》卷十一，《四库全书》本。
[406]王安石《韩子》，《王文公文集》卷七十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407]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八、七十二。
[408]司马光《答陈充秘校书》，《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十九。
[409]苏辙《诗病五事》之四，《苏辙集·栾城三集》卷八。
[410]苏轼《韩愈论》，《苏轼文集》卷四。
[411]《苏轼义集》卷十七。
[412]陈善《扪虱新话》卷三，《丛书集成》本。
[413]李纯甫《鸣道集说序》，见张金吾辑《金文最》卷二十一，光绪乙未九月江苏书局重刻本。
[414]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苏轼文集》卷六十三。
[415]陈师道《赠二苏公》，《后山诗注补笺》卷一，中华书局，1995年。
[417]见靖康元年五月四日御史中丞陈过庭奏章，《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十四录。
[418]宋孝宗《苏文忠公赠太师制》，见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首，《四部丛刊》本。
[419]余允文《尊孟续辨》卷下之末。
[420]苏轼《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二十八，《苏轼文集》卷五十二。此书有“今得汝阴”之语，知时在颍州，则所谓“欲著一书”者，盖指《书传》。
[421]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二十二。
[422]至于人们最为乐道的苏轼对荆公“字说”之嘲笑，却实属无关宏旨的末节。王安石所立的许多“字说”，其实际的价值本不在文字学上，而在于为其学说中的一系列概念下定义，苏轼所取笑的那些，却无一是这类专用作特殊概念的字，故只算得谈资。
[423]王安石《周官新义》卷一，《丛书集成》本。
[424]王安石《老子注》已佚，此条见容肇祖《王安石老子注辑本》中华书局1979年，45页。
[425]王安石《洪范传》，《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五。
[426]王安石《致一论》，《王文公文集》卷二十九。
[427]王安石《答王深甫书》，《王文公文集》卷七。
[428]苏轼《苏氏易传》卷七。
[429]苏轼《苏氏易传》卷三。
[430]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东坡中制科，王荆公问吕申公：‘见苏轼制策否？’申公称之。荆公曰：‘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后修《英宗实录》，谓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云。”按吕申公即吕公著。
[431]汪藻《答吴知录书》，《浮溪集》卷二十一，《丛书集成》本。按此信的主旨，在反对王安石及二程之学皆不尚文章，致斯文“夷陵”，“无一字可喜者”。
[432]李心传《道命录》卷三《陈公辅论伊川之学惑乱天下乞屏绝》。按：《老学庵笔记》卷九：“绍兴初，程氏之学始盛，言者排之，至讥其幅巾大袖。胡康侯（安国）力辨其不然，曰伊川衣冠未尝与人异也。然张文潜（耒）元祐初赠赵景平主簿诗曰：‘明道（按指程颢）新坟草已春，遗风犹得见门人。定知鲁国衣冠异，尽戴林宗折角巾。’则是自元祐初为程学者幅巾已与人异矣。衣冠近古，正儒者事，讥者固非，辨者亦未然也。”一般来说，学者衣冠以简朴大方为雅，固不必入时，但务求“近古”而自鸣得意，当然就要被人指为怪僻了。张耒诗见《张耒集》卷二十八《赠赵簿景平二首》之一，中华书局，1990年。
[433]《道命录》卷三《绍兴褒赠伊川先生制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