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史学理论的新发展（第2页）

他的基本信念是：“总的说来，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它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说明历史上不同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五十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不限于这几个方面，而侯外庐所概括的，无疑是最重要的几个方面，也是对他的社会史、思想史研究最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几个方面。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侯外庐从不动摇和改变这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足以证明他对自己的信仰的坚定，这正是一位杰出的哲人和史学家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

2。侯外庐对于自己在治学上所遵循的理论、方法论原则本身都持有辩证的认识，而不作绝对的看待

这种理论上的造诣使他在具体的研究中处于创造性的、超越前人的境界，使他的学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活力。关于这一点，侯外庐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反映得最为突出。他指出：“经济发展虽然对思想史的各个领域起着最终的支配作用，但是，由于思想意识的生产又属于社会分工的特殊部门，因而思想史本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形成，都不可能离开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应当说，思想的继承性是思想发展自身必不可少的一个环链。”既要看到经济发展对思想有“最终的支配作用”，也要看到思想的继承性对思想发展所起的作用。时代的脉搏和历史的传统，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思想家的思想发展的轨迹。侯外庐说：“历史上有建树的思想家总是在大量吸取并改造前人思想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思想学说。”

3。提出了历史科学民族化的问题

什么是“民族化？”侯外庐认为：“所谓‘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做统一的研究，从中总结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特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给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金钥匙，应该拿它去打开古老中国的历史宝库。”侯外庐在这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自谦地说：“对于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路径和古代思想发展的特征的论述，对于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优良传统的掘发，都是我在探索历史科学民族化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尝试。”[55]侯外庐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岂止是“尝试”。他不仅是一位自觉的先知者，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成功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极为明确的认识，指出：“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发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56]侯外庐所概括的这种情况，可以看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成熟阶段的标志。如果说“仿效”或“模仿”在特殊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仿效”或“模仿”终究不能代替创造也是必然的。因此，对于从“仿效”或“模仿”走向创造，不能没有自觉的意识和艰苦的努力。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极为丰富。概括说来，是对历史学的科学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作了精辟的论述，在中国史学理论发展上，具有革命性的转变和划时代的意义。

[1]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修晋书诏》，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7页。

[2]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6～287页。

[3]《周易》卷八《系辞下》，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9页。

[4]刘向：《战国策》卷二十八《赵策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94页。

[5]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6]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7页。

[7]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

[8]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修六代史诏》，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61页。

[9]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10]《论语》第二《为政》，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22页。

[1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首《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页。

[12]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资治通鉴》卷末，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4页。

[13]原文略，译文采自周振甫：《周易译注·系辞下》，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69页。

[14]龚自珍：《龚定庵全集类编》卷五“尊史”，夏田蓝编，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93页。

[15]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6页。

[16]吴缜：《新唐书纠谬》卷首《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17]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18]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

[19]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20]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3页。

[21]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6页。

[22]参见袁宏：《后汉纪》卷二十六《孝献皇帝纪》，《两汉纪》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09页。

[2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二《萧颖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8页。

[24]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十八《唐书一·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59页。

[25]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四十六《唐书·宰相表》，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7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