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六史1（第5页）

参与《辽史》撰述的有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四人。他们以辽朝耶律俨所撰《皇朝实录》和金朝陈大任所撰《辽史》为基础，参考《资治通鉴》《契丹国志》及前朝正史中的《契丹传》，撰成此书。其本纪记事，起于唐咸通十三年（872年）耶律阿保机出生，迄于辽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年）辽亡，共二百五十三年史事。而《辽史·世表》所记，则上起汉代之时，“冒顿可汗以兵袭东胡，灭之。余众保鲜卑山，自号鲜卑”，下至唐末耶律阿保机“建旗鼓”，“尽有契丹国”，恰与本纪记事相衔。《世表》记事极简略，但它追叙了阿保机以前契丹之所由来的千余年历史，还是有意义的。其《太祖纪》后论，进而说“辽之先，出于炎帝”。《世表》序又说：“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指唐初令狐德棻等所撰《周书》——引者），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这就更把辽的历史溯源至炎帝了。这里不免有传说的成分，但它表明了自唐至辽和元，在民族历史认同上的发展趋势，是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的。

《辽史》中的志和表，是很有特色的。志有十篇，首先是营卫、兵卫，这是叙社会组织和军事组织；其次是地理、历象，叙地理建置和天文历法；再次是百官、礼、乐、仪卫，最后是食货、刑法。其中《营卫志》是《辽史》独创，它记述了辽朝以军事为主、以军事与畋渔相结合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部族的分布。这种“营卫之设”，具有“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的特点。《兵卫志》和《仪卫志》是仿《新唐书》志而作，但在内容上都反映出鲜明的辽代社会的民族特点和多民族融合的因素，如舆服、仪仗，即有国舆、汉舆，国服、汉服，国仗、渤海仗、汉仗等。《百官志》则记述了辽朝“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的官制特色。《地理志》记述了辽朝上京、东京、中京、南京、西京等五京道的建置，以及头下军州和边防城的设立。《礼志》和《乐志》一方面写出了契丹“国俗之故”，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汉仪为多”的情况。《食货志》记述辽朝的社会经济面貌，《刑法志》写出了法制建立的过程。

《辽史》的表有八目，即《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游幸表》《部族表》《属国表》，其中也有一些是独创的。辽朝外戚萧氏势力显赫，辽“以是而兴，亦以是而亡”[104]，又“公主多见纪、传间”，故有《外戚表》和《公主表》，这反映了耶律氏同萧氏之政治与血缘的密切关系。《部族表》和《属国表》反映出了辽代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当时各个割据政权之间的频繁交往，也有关于日本、高丽使臣赴辽的记载，是诸表中最有分量的。

（二）关于《金史》

《金史》亦始撰于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次年十一月成书，历时一年又七个月。它含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合一百三十五卷，另有目录二卷，也是体例完整的纪传体史书。至正五年（1345年）九月，《金史》在江西开版印制一百部。

参与撰修《金史》者，总裁官有帖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李好文、王沂、杨宗瑞，史官有沙剌班、王理、伯颜、费著、赵时敏、商企翁。脱脱已不任右丞相但仍为都总裁，而当时右丞相阿鲁图、左丞相别儿怯不花为监修（见阿鲁图《进金史表》）。内中，以欧阳玄出力最多。《元史·欧阳玄传》称：“诏修辽、金、宋三史，召为总裁官，发凡举例，俾论撰者有所据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论议不公者，玄不以口舌争，俟其呈稿，援笔窜定之，统系自正。至于论、赞、表、奏，皆玄属笔。”欧阳玄还参与修纂《经世大典》的工作，他是元代有成就的史家之一。

《金史》的撰述继承了前人的成果，其中主要是金朝的实录、刘祁的《归潜志》、元好问的“野史”，以及元初王鹗所撰《金史》（按上文所引王鹗修辽、金二史，说“金实录尚在”。又王恽《玉堂嘉话》卷一记：王鹗所撰《金史》，“帝纪、传列、志书，卷帙皆有定体”）《金史》本纪记事，起于辽道宗咸雍四年（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阿骨打出生，迄于金哀宗天兴三年（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首尾一百六十六年史事，包含了金朝兴亡的全过程。其本纪之前，有《世纪》一卷，追溯女真族先世事迹，至元魏时之勿吉诸部。这是仿照了魏收《魏书·序纪》，而不同于《辽史·世表》。《金史》本纪写得详略有致，重点突出。《世宗纪》写金世宗的种种改革措施，论其成功的原因；《章宗纪》写金章宗的小康之治，论其中衰的究竟，都是叙述充实，评论得体。撰者尤其肯定了世宗“久典外郡，明祸乱之故，知吏治之得失”，重视“南北讲好，与民休息”，“孳孳为治，夜以继日，可谓得为君之道”的政治经验；称道章宗“数问群臣汉宣综核名实、唐代考课之法，盖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亦可谓有志于治者”的政治抱负。这就写出了金朝政治统治的得失和汉、唐历史在金朝统治者心目中的分量，也反映出撰者对于金朝历史的认真思考。

《金史》有十四篇志，即天文、历、五行、地理、河渠、礼、乐、仪卫、舆服、兵、刑、食货、选举、百官。《地理志》写出了“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是为十九路”的因袭损益情况；《礼志》有十一卷，占志的总数四分之一强，大致反映了“参校唐、宋故典沿革”的面貌；《选举志》着力强调了“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百官志》、《食货志》也都写得很丰满。《五行志》反映了撰者对天人感应说的矛盾认识，故其序写道：“至于五常五事之感应，则不必泥汉儒为例。”其所述内容，保存了不少关于自然现象的记载。总的来看，《金史》志在特点上不如《辽史》志鲜明，而在内容的翔实上则过之。而《辽史》的表在内容上则比《金史》的表显得丰富。《金史·交聘表》写金朝与宋、西夏、高丽的关系，可谓《辽史·属国表》的姊妹篇。

《金史》类传除《忠义传》外，依次还有《文艺传》《孝友传》《隐逸传》《循吏传》《酷吏传》《佞幸传》《列女传》《宦者传》《方伎传》《逆臣传》《叛臣传》《外国传》等，而在《忠义传》之前则有《世戚传》，这大致是仿《新唐书》的类传立目。其中，有的反映出了撰者的深刻的历史见解。如《文艺传》序指出：金初本无文字，后得辽人用之，及伐宋，取汴京图书，而宋士多归之，于是乃崇儒学。到了世宗、章宗之时，“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由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撰者进而得到这样的认识：“金用武得国，无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文治有补于人之家国，岂一日之效哉。”这是从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揭示了金朝政治统治的经验；从更进一步的意义上来考察，这个认识也表明了以“儒风”为核心的文化教育在不同民族间的意识形态上所产生的共识和融合作用。《金史》本纪有很多生动的事实，证明撰者所论的正确。元也是用武得国，无异于辽与金，且金是为元所灭。元修《金史》能够提出这些认识，是很难得的。

《辽史》和《金史》分别写出了我国历史上以契丹族贵族为主和以女真族贵族为主建立的辽、金皇朝之历史的全过程，总结了它们的兴亡盛衰之故，以及它们在历史上所占有的地位。《辽史》《金史》的特点，一是有鲜明的民族史内容，一是反映了中华民族之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在历代正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三）关于《宋史》

《宋史》于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与辽、金二史同时始修，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二十一日成书奏进。它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在“二十四史”中卷帙最为浩繁。

《宋史》撰修，仍是阿鲁图、别儿怯不花为总领，脱脱为都总裁，帖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李好文、王沂、杨宗瑞为总裁，参与撰写的史官有斡玉伦徒等23人。卷帙如此浩大的《宋史》，在短短的两年半中修成，主要原因是依据了宋代史馆已有的国史旧稿。《元史·董文炳传》记：元灭南宋时，董文炳率军入临安，对奉元世祖之诏招宋士而至临安的翰林学士李槃说：“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于是，“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董文炳不仅是元朝平宋的功臣，也是保存宋史文献的功臣[106]。元朝史臣，根据旧史文献，“编劘分局，汇粹为书”。他们修撰《宋史》的主旨是：“矧先儒性命之说，资圣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而匡扶。”宋代是理学兴起的时代，元朝史臣中多有崇奉性命之说的，故于修撰《宋史》，乃着重申明这一原则。他们在撰述上的具体做法是：“辞之烦简以事，而文之今古以时，旧史之传述既多，杂记之搜罗又广。于是参是非而去取，权丰约以损增。”[107]

《宋史》本纪记事上限起于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宋太祖赵匡胤出生至宋建隆元年（960年）称帝，并追溯其先世事迹自唐至于后周；下限止于南宋赵昺祥兴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包含北宋、南宋三百二十年盛衰兴亡的历史，以及两宋皇朝与西夏、辽、金、元诸皇朝或和或战的历史，以至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这是一个发展而又充满纷争的时代，它在《宋史》本纪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宋史》本纪记南宋的灭亡，写出了悲壮的一幕：

[至元]十六年正月壬戌，张弘范兵至厓山。庚午，李恒兵亦来会。[张]世杰以舟师碇海中，棋结巨舰千余艘，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棚如城堞，居[卫王赵]昺其中。大军攻之，舰坚不动。又以舟载茅，沃以膏脂，乘风纵火焚之。舰皆涂泥，缚长木以拒火舟，火不能爇。二月，……大军至中军，会暮且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世杰乃与苏刘义断维，以十余舟夺港而去。陆秀夫走卫王舟，王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负昺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杨太后闻昺死，抚膺大恸曰：“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尔，今无望矣！”遂赴海死，世杰葬之海滨，已而世杰亦自溺死。宋遂亡。[110]

这一段文字，是《宋史》本纪中少见的史笔，可谓有司马光之风。撰者最后评论说：“宋之亡征，已非一日。历数有归，真主御世，而宋之遗臣，区区奉二王为海上之谋，可谓不知天命也已。”在元灭宋的问题上，史官们终究还是打出了“历数有归”“天命”所在的旗帜。他们还写道：“我皇元之平宋也，吴越之民，市不易肆。”[111]这同样也是粉饰之辞。

《宋史·宰辅表》五卷，载北宋居相位者七十二人，任执政者二百三十八人；载南宋居相位者六十一人，任执政者二百四十四人。其意在于：“岁月昭于上，姓名著于下”，“政治之得失，皆可得而见矣”。《宋史》列传记二千多人，可谓正史中记人之盛举。其类传中新增《道学传》，置于《儒林传》之前，凡四卷，分记周敦颐、程颢、程颐和程氏门人，朱熹、张栻和朱氏门人。其序称：“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并认为这是“宗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这反映了撰者崇尚道学的思想倾向，也写出了宋代意识形态领域的特色。

六、元、明、清三朝四史

在二十六史中，记述元、明、清三个相衔接的统一皇朝的历史，有四部书，它们是《元史》和《新元史》，《明史》和《清史稿》。从《元史》的撰成到《新元史》《清史稿》的写出，其间相隔约五个半世纪，历史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元史》和《新元史》

《元史》二百一十卷，含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记载了从成吉思汗至元顺帝约一百六十年间蒙古、元朝史事，而以记元朝史事为主。它是明代官修前朝史的代表性著作。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攻下元大都（今北京），十二月即诏修元史。洪武三年（1370年）十月，全书告成。在中国史学上，一个新皇朝建立之初，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出了前一个皇朝的历史，是不多见的。朱元璋曾面谕廷臣：“近克元都，得《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记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又对修史官说：“今命尔等修纂，以备一代之史，务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隐恶，庶合公论，以垂鉴戒。”[112]“记成败，示劝惩”，这是明修元史的主要宗旨。

《元史》的修撰，以中书左丞相李善长（1314—1390年）为监修，以宋濂（1310—1381年）、王袆（1322—1373年）为总裁，集众人分工撰述。第一阶段，起于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止于当年八月，撰成元顺帝以前纪、志、表、传一百五十九卷，目录二卷，缮写装潢成一百二十册，由李善长上表奏呈。上表称，这是一部“粗定之史”。其后，明太祖“复诏仪曹遣使天下，其涉于史事者，令郡县上之”[113]，以搜集元顺帝一朝史事。儒士欧阳佑等负责搜集史事事宜。洪武三年二月重开史局续修，至当年七月，增撰纪、志、表、传共五十三卷，大致补齐前修。宋濂、王袆、赵埙等合前后所修，厘定为二百一十卷。《元史》的体例，是在综合考察了历代正史之后所确定的，《纂修元史凡例》说：本纪，准两汉史；志，准《宋史》；表，准《辽史》《金史》；传，准历代史而参酌之；不作论赞，但据事直书，具文见意，使其善恶自见，准《春秋》及钦奉圣旨事意。宋濂等人在《元史》体例上的通盘考虑，说明他们具有一定的史识。

《元史》详于本纪，凡四十七卷，约占全书四分之一。它从铁木真写起，并上溯其十世祖以下的简要历史；下限写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八月“大明兵入京城，国亡”，并补叙后二年至元顺帝死。本纪中，世祖忽必烈事占了十四卷，顺帝妥欢贴睦尔事占了十卷，尤为详尽。

《元史》的表，继承了《史》《汉》的传统和《辽史》《金史》在这方面的灵活运用，立《后妃表》《宗室世系表》《诸王表》《诸公主表》《三公表》《宰相年表》。《三公表》出于新创，《宰相年表》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元史》的列传写了各方面人物和外域的情况，于诸类传中首创《释老传》，增立“工艺”与“方伎”同传。

《元史》以比较齐全的纪传体皇朝史形式记述了元代的历史，视野宏大，内容丰富，并在一些方面显示出独具的特色，为它书所不可代替。《元史》所据文献，以元朝的《十三朝实录》《经世大典》《国朝名臣事略》《后妃功臣列传》和名臣碑传资料为主，兼及明初尚存的档案、文书。这些文献，有不少后来亡佚了，赖《元史》得以存其精华。《元史》在历史观上的基本倾向是重人事的。它也有宣扬“天命”的地方，《元史·太祖本纪》说铁木真十世祖的诞生跟“金色神人”有关，其《顺帝本纪》又说顺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不过它对“天命”的渲染并不是很突出。

《元史》的修撰，两次合计只有十一个月，这么短的时间仓促成书，给它带来了不少缺陷、讹误。首先是文献搜求不完备，尤其是蒙古文文献《脱卜赤颜》（即《蒙古秘史》，亦称《元朝秘史》）未能利用，故于蒙古起源不曾涉及。其次是史料处理上的粗率，史事重复记载屡屡出现，甚至有一人两传、两人合一的情况。三是人名、地名的汉译多不统一，由此致误者甚多[114]。《纂修元史凡例》称“志准《宋史》”，但它却没有撰艺文志，使读者对元代的学术文化面貌十分茫然。因其有这些不足之处，后人不断对《元史》进行补证以至于重撰，直至近代而不已，但是从整体上看，《元史》仍然是记述元代历史的最可信赖的著作。

《元史》撰成后的整整550年即民国九年（1920年），清末民初人柯劭忞（1850—1933年）写出了《新元史》一书，由当时的教育部呈送任大总统的徐世昌，“请特颁明令，列入正史，以广流传”。次年12月，徐世昌发布大总统令，正式确认《新元史》为正史之一。

关于《新元史》的撰写经过、所据文献、与旧史体例上的异同，作者未有只字说明。从徐世昌《新元史序》中，可略知其大概：作者入翰林院后，得以借读馆中所藏《永乐大典》中有关元史资料，“钞为巨帙”；后又得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并请人翻译洪钧未见到的东西方学者有关撰述；又博采四库未收之书，旁及元碑拓本，“得三千余事”，“参互考订”，撰成此书。

《新元史》共二百五十七卷，有民国十一年（1922年）徐氏退耕堂初本和民国十九年退耕堂重订本，二本卷数相同。它包括本纪二十六卷、表七卷、志七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四卷。《新元史》之所谓“新”，主要是在内容上和结构上有别于《元史》。本纪方面，它根据《蒙古秘史》《元史译文证补》等书，仿《魏书》体例立《序纪》一卷，记载成吉思汗祖先事迹；对元世祖以前史事也有所补充。它根据《明实录》《明史》等书，增补了元末事迹，在顺帝之后补写了《昭宗纪》。它删去了《元史》中的后妃、公主、诸王等表，在钱大昕《元史氏族表》的基础上增写《氏族表》，充实了前者所没有的新内容；它新撰的《行省宰相表》，对于反映元朝各行省的政治情况来说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献。一般地说，它的诸志，对旧史的志也有所增补。尤其是它的列传，所记人物比旧史的约一千三百人增加了约一千一百人，同时改变了旧史先记蒙古人、色目人，后记汉人、南人的顺序，而以时代先后编次。此外，它吸收前人的成果，对《元史》中存在的一些讹误也有所纠正。这些都可以看作《新元史》之所以“新”的地方。但《新元史》对《元史》也有很多删节，这种删节在文献取舍上和史文表述上大都不够稳妥。《元史》本纪有四十七卷，《新元史》只有二十六卷。其中《世祖本纪》原有十四卷，《文宗本纪》原有五卷，《顺帝本纪》原有十卷，《新元史》删节后分别为六卷、二卷、四卷。《元史》本纪多据实录写成，保存了原始材料的面貌，新史之删，难免失真。《新元史》还因袭了《元史》的一些讹误，而对增补部分又未注明其所据，使阅读和研究极为不便。后柯劭忞后人刊刻其草稿《新元史考证》五十八卷行世，但残缺疏漏太多，不足以弥补它的缺陷。这是它的几个明显的缺陷[115]。

《元史》和《新元史》的产生，前后相隔五个半世纪。如各以其产生的历史环境和史学条件来评价它们的话，则《元史》的成就当在《新元史》之上。

（二）关于《明史》

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后的第二年即顺治二年（1645年），设立明史馆，着手修撰《明史》。这很像洪武初年修撰《元史》的情况。但是，《元史》很快修出，而《明史》的修撰却历时90年而成，在官修前朝正史中是罕见的。

顺治二年设馆，只是议定修撰体例，并无实质上的修撰工作。这在当时，与其说是具有史学上的意义，毋宁说是政治上的一种需要。直到34年后即康熙十八年（1679年），在全国形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明史馆开始了修史工作。大学士徐元文任总裁。徐元文是顾炎武的外甥，他力荐精于明代历史的万斯同（1638—1702年）参与修史。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学生，他出于对故朝史事的眷念，应聘入京。他不任职，不署衔，以布衣参史事，所有纂修官史稿均由他校订。在徐元文之后，张玉书、王鸿绪相继任总裁，仍以万斯同主其事。这种情况，在官修前朝正史中也是极特殊的。万斯同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去世，此前，他已纂成《明史稿》五百卷。尔后，王鸿绪据此更加增损，纂成《明史稿》三百一十卷，题为自撰，分别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雍正元年（1723年）进呈。雍正二年，诏以张廷玉（1672—1755年）为总裁，对王鸿绪《明史稿》再加订正，至雍正十三年（1735年）定稿，是为《明史》首次定本，这上距顺治二年设明史馆，恰好九十年。乾隆四年（1739年），《明史》刊行，署为张廷玉等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又命英廉等人“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务令首尾详明，辞义精当，仍以次缮进，候朕亲阅鉴定，重刊颁行，用昭传信”[116]，这是《明史》取得最后定本的过程。

《明史》所根据、所参考的文献主要有实录、私家所撰本朝史、官修典志，以及传记、杂史等五大类，其总数约万卷[117]。这在以前的官修前朝正史中，也是罕见的。张廷玉在《上明史表》中追叙了康熙、雍正两朝对修撰《明史》的重视，也肯定了“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首尾略具，事实颇详”。追本溯源，万斯同自然当居首功。万斯同治史，尤重于事实的考核。他的方法是：“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虽不敢具谓可信，而枉者或鲜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118]万斯同敢于说其所书者“有可损”，其所未书者“不可益”，说明他在史料考订上的用功之深。《明史》虽几经增删而成，但它毕竟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因此，梁启超称赞《明史》“在‘二十四史’中，除马、班、范、陈四书外，最为精善”[119]。

自《旧五代史》立《外国传》后，《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因之。这些《外国传》所记，有些并不是“外国”，这要做历史的和全面的看待。

《明史》在内容上有两个很明显的不足。一是它讳言清兵入关前明廷与建州三卫的关系；二是它讳言清兵入关后南明的存在，并删去《明史稿》中原有与南明有关的福王、唐王、桂王《三王传》，其人则分述于始封之时，与诸王无异，在这一点上，它远不如元时所修《宋史》，后者甚至把南宋君臣的抗元斗争写得慷慨、悲壮。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皇朝，《清史稿》是中国史学史上最后一部旧式的纪传体皇朝史。从这两点来看，把《清史稿》列于“二十五史”之后，作为第二十六史，在史书的内容、形式和撰述思想上，都是适宜的。

清代末帝宣统三年（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次年，清帝“退位”，民国建立，中国历史上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的历史至此结束。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不论从政治上考虑，还是从史学上着眼，写一部翔实的清史，对17世纪至20世纪初年的中国历史进程，做出近代眼光的科学评价，在当时是必要的。然而当时的历史环境并没有给史学提供这样的条件；《清史稿》的产生，几乎成了中国传统史学在近代延续的最后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