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六史1（第4页）

《魏书·食货志》是很有意义的作品，它证明了鲜卑贵族在征服了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后，又被这一地区的先进生产方式所征服的这个历史事实。其中，所记太和九年（485年）北魏均田诏书和太和十年（486年）李冲关于实行“三长制”的建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前者是曹魏屯田、西晋占田以来，中国土地制度的又一个重要变化，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隋书·食货志》写出了南朝和北齐、西魏、北周、隋劳动力占有的品、级制度和课役的等级制度，以及各代的货币制度。

《魏书·官氏志》载明了北魏职官制度因“交好南夏，颇亦改创”的过程及职官建置情况。《宋书·百官志》写出了汉魏迄宋百官的因革，是正史《百官志》中较好的。《南齐书·百官志》比较简单，只叙南齐本朝职官。《隋书·百官志》共三卷，各以一整卷篇幅分述了梁、陈官制和北齐、北周官制，颇为翔实。

《魏书·地形志》以东魏孝静帝武定年间（543—549年）的档案为依据，记述了北魏的州郡建置及户口多寡。《宋书·州郡志》是作者的力作，不仅记载了刘宋一代的州、郡建置情况，考察了汉、魏以来的因革变化，而且于侨置州、郡、县记载尤详。《南齐书·州郡志》比较简略。《隋书·地理志》，主要记有隋一代的建置情况，但于注文中兼记梁、陈、齐、周的建置因革。

《隋书·经籍志》是东汉以来我国目录学专书的新成就，它在一定意义上也概括了唐代以前我国学术文化的源流，是历史文献研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在图书分类法上对唐以后直至清代，都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它是每一个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人的必读书。

近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认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82]他的这个看法，对我们了解、研究南北朝的典章制度是有启发的，对于我们阅读“八书”诸志也是有启发的。

四、两《唐书》和两《五代史》

两《唐书》，是指五代后晋时期刘昫监修的《唐书》和北宋欧阳修、宋祁所撰的《唐书》，史称前者为《旧唐书》，后者为《新唐书》。它们都是记述盛大的李唐皇朝历史的著作。

两《五代史》，是指北宋初年薛居正等所撰的《五代史》，亦称《梁唐晋汉周书》，80年后，欧阳修独力写出《五代史记》。史称前者为《旧五代史》，后者为《新五代史》。它们都是记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促而相衔接的皇朝历史的著作。

这四部史书产生于五代和北宋时期，是继唐初所修《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八部正史之后，又一批重要的正史撰述。

（一）《旧唐书》和《新唐书》

《旧唐书》二百卷（连同子卷，合二百一十四卷），含纪二十卷、志三十卷、传一百五十卷。始撰于后晋天福六年（941年），成书于开运二年（945年），上距唐朝之亡（907年）仅三十八年。始撰由赵莹（885—951年）监修，成书时刘昫（888—947年）为监修，由其领衔上奏，故题为刘昫撰。先后参与撰述的有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光、吕琦、尹拙等，出力最多的是赵莹、张昭远、贾纬、赵熙。赵莹的《论修唐史奏》，对此书的体例、内容、史料搜求、撰述方法提出了具体建议。贾纬“搜求遗文及耆旧传说”，撰为《唐朝补遗录》六十五卷，补武宗以下至唐末事。他们二人在定例、补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83]。

《旧唐书》在文献上主要依据唐代史家所撰的国史和实录。国史，自唐初姚思廉首撰，中经令狐德棻、吴兢、韦述等续撰，得一百一十三卷。安史之乱中，韦述不顾自己的“经籍资产，焚剽殆尽”而保全了国史。实录，是唐代史馆的重要撰述，自高祖至武宗，历朝都有实录。《旧唐书》于武宗以前史事，多直接采用唐人所撰国史和实录，保存了丰富的原始材料。书中史论也往往采唐人之说，如“史臣韦述曰”“史臣韩愈曰”“史臣蒋系曰”等。这不免有未改前讳和称谓不确之陋，但也避免了妄加推测、故作雕饰的弊端。《旧唐书》部帙浩繁，成书仓促，也有撰述不精的地方，传有重出，人有遗漏，经籍著录残阙，唐末帝纪单薄，是几个突出的缺陷。

《旧唐书》在历史思想上有值得重视的地方。首先，它对于得失兴亡的认识，不怎么讲到“天命”，而强调“治乱时也，存亡势也”[84]。比之于《隋书》，它的“天命”痕迹要淡化得多。其次，它对于唐代历史上一些影响到政治得失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分析。这在《宦官传》《酷吏传》《儒学传》《文苑传》等类传的序中有突出的反映。《宦官传》序揭露宦官集团说：“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元和之季，毒被乘舆”，“昭宗之季，所不忍闻”。最后，它对待民族关系的看法，认为应当从历史上总结出这样的经验：“当修文德以来之，被声教以服之，择信臣以抚之，谨边备以防之。”[85]又说：“但患己之不德，不患人之不来，何以验之？贞观、开元之盛，来朝者多也。”[86]它还提出“理乱二道，华夷一途”的见解[87]。一方面强调自身的“德”，一方面对“夷”也不一概骂倒。这固然同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也可以看出自隋唐以来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

《旧唐书》作为第一部记述唐代历史的著作，虽有不少粗率的地方，但它保存了丰富的原始文献，写出了7世纪初至10世纪初中国历史上一个盛大皇朝统治时期的历史面貌，至今仍有不可代替的史学价值。

《旧唐书》撰成百余年以后，北宋史家欧阳修（1007—1072年）、宋祁等写出了《新唐书》。据曾公亮《进唐书表》所说，《新唐书》的修撰约始于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至嘉祐五年（1060年）成书奏进，历时17年。参加撰写的还有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等，“并膺儒学之选”。《进唐书表》阐述了宋人重修《唐书》的缘由，主要强调了两个原因。第一，认为前史“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需要“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第二，认为对于“为国长久”的唐朝历史，处于五代时期的“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因而难以起到“垂劝戒，示永久”的作用[88]。这两条，前者是针对《旧唐书》本身说的，后者是着重从史学的社会作用来说的，它们反映了北宋中期人们对唐史撰述的新的认识和要求。

《史记》《汉书》以后，正史撰述中史表久废，《新唐书》继续了这一传统，创《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突出地显示出纪传体史书的综合性的优点。其中，《方镇表》谱列唐代藩镇割据的局面，《宰相世系表》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唐代门阀政治的盛衰，都鲜明地显示了历史时代的特点。二表的序，文少意深，有马、班之风。

《新唐书》的撰成，上距唐朝之亡“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发挥幽沫”，其所据唐人文献及有关唐史著述，都远远超过《旧唐书》，兼之行文精炼，体例齐全而严谨，是故“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90]。对此，清人赵翼论之甚详。[91]如前所述，《旧唐书》较多地保存了唐代原始文献的面貌，《新唐书》则因删节、改写而失其原貌，故不可完全取代前者。可以认为，两《唐书》在记述唐代历史方面，各有千秋，相辅相成。

（二）《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

《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都成书于《新唐书》之前。

《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北宋初年薛居正（912—981年）奉诏监修，卢多逊、扈蒙、李穆、张澹、李昉等同撰。开宝六年（973年）四月，宋太祖下达《修五代史诏》，指出：“唐季以来，兴亡相继，非青编之所纪，使后世何以观？近属乱离，未遑纂集，将使垂楷模于百代，必须正褒贬于一时。宜委近臣，俾专厥职。”[92]至次年闰十月，历时一年半，全书修成奏上。

《旧五代史》行于两宋，元代以后逐渐不行于世，清修《四库全书》时即无原本可据。上面所列其结构、卷帙，以及现今流传的本子，是四库馆臣邵晋涵等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录编次，又以《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考异》等所引用的《旧五代史》材料作补充而成。

在编纂上看，《旧五代史》以五代史事相次，不同于《三国志》的“三国”分述；它也不同于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的各自独立成书，而且还有世袭、僭伪列传记述“五代”以外的“十国”史事。它的纪、传部分，在结构上更近于《南史》《北史》。这是它在编纂上的特点。它在十篇志中，立《选举志》，以明“审官取士之方”，这是受到《通典》的启发而在正史的志中属于首创。大致说来，《旧五代史》在反映五代十国这个很特殊的历史时期的历史方面，是做出了成绩的。

《旧五代史》多取材于五代实录，撰人又多是五代仕进之士，修撰时间去五代之亡不远，故资料丰富，叙致详赡。纪之详，志之备，是它在内容上的两个特点。其纪，五代共为六十一卷，内中《唐书·明宗纪》长达十卷、《梁书·太祖纪》有七卷、《晋书·高祖纪》和《周书·世宗纪》都是六卷。这在正史中是不多见的。其志，以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等志比较重要。《食货志》写出了对赋役、田租的整顿，《刑法志》写出了刑法的紊乱和整饬，《选举志》记载了五代“审官取士之方”，《职官志》记载了五代之命官及其“厘革升降”的情况，《郡县志》反映了这个时期地理建置的变迁而以后唐最详。《旧五代史》以五代为正统，故在撰述思想上以“十国”为世家、载记、僭伪看待，这对当时的史家来说，是很自然的。但它多少记述了“十国”史事，反映了作者对这一时期历史尚有一个全局处置的观念。它对少数民族史事的记载特详于契丹，这是当时民族关系和政治形势使然。

薛居正等人反映在《旧五代史》中的历史思想是苍白的和矛盾的。于诸本纪后论，反复称说“天命”和历史比喻的失当，是其苍白的方面。纪、传史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虽不无精当之笔，但大多陷于自相矛盾而难得提出深刻的历史见解。这一方面和撰人多出身于五代仕宦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成书过速，未及做更深入的思考所致。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着意于表达自己的撰述思想。他在致友人信中谈到“五代纪传”时说：“铨次去取，须有义例，论议褒贬，此岂易当？”[93]其书重在“义例”和“褒贬”，这也是时人的评论。陈师锡《五代史记序》批评以往的五代史著作“或文采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认为“惟庐陵欧阳公慨然以自任，盖潜心累年，而后成书。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这里说的“褒贬义例，仰师《春秋》”，正是欧阳修的撰述主旨。《新五代史》之师法《春秋》，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五代为乱世而比于春秋时期，故“父子骨肉之恩几何其不绝矣”，“夫妇之义几何其不乖而不至于禽兽矣”，“礼乐刑政几何其不坏矣”，“中国几何其不夷狄矣”[94]。另一方面是以史法明道义，以正乱世之非，用当时人的话来说是贯彻“道学”的要求。故作者于《新五代史》卷九后论中，不惮其烦地解释“余书‘封子重贵为郑王’，又书‘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者，岂无意哉”这句话，并两次引用礼书以证其说。《新五代史》独创《家人传》，意在提示“亲疏嫡庶乱矣”[95]。欧阳修评价五代时期历史人物说：“孟子谓‘春秋无义战’，予亦以谓五代无全臣。无者，非无一人，盖仅有之耳，余得死节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国系之，作《梁》、《唐》、《晋》、《汉》、《周臣传》。其余仕非一代，不可以国系之者，作《杂传》。夫入于杂，诚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贵也，览者详其善恶焉。”[96]孔子修《春秋》，其属辞，有一定的例，但孔子是否一字褒贬、微言大义，历来有不同的看法。而这里，欧阳修是真正要在历史撰述上寓褒贬于一字之中了。所有这些，在历史思想上和历史撰述上，都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当然，这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某种思想对于史学的影响。

《新五代史》在撰述形式上，改变了《旧五代史》以各朝君臣纪传相次的体例，而采用李延寿《南史》《北史》的体例，通叙五代之史，按历朝之本纪（十二卷）、家人传（八卷）、大臣传（十一卷）、类传（七卷）、杂传（十九卷）编次；还有《司天考》（二卷）、《职方考》（一卷），记天文与方镇军名；世家（十卷），及年谱（一卷），记“十国”史事；四夷附录（三卷），记少数民族。《新五代史》晚出，故吸收了一些新见的资料，取材范围较宽；它又成于一人之手，经过多年推敲、锤炼，故体例严谨，史笔凝练。这两点，是它的长处。但其伤于过简，叙事难得丰赡，从而削弱了史书应有的分量。这是它不如《旧五代史》的地方。

《新唐书》和《新五代史》问世后，《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地位一度受到影响，以致被排斥于官学之外。清代“钦定二十四史”，乃使两《唐书》、两《五代史》并行于世。今天看来，两《五代史》同两《唐书》一样，二史各有长短，未可偏废。

五、辽、金、宋三史

辽、金、宋三史是指元朝官修的三部正史，即《辽史》《金史》《宋史》。

早在元世祖即位之初，王鹗就有撰修辽、金二史的建议。他认为：“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

日。”[99]元世祖接受了他的建议，建立了修史机构。元灭南宋后，又不断有撰修辽、金、宋三史的措施，但皆“未见成绩”[100]。这主要是“义例”即三史之间关系难以确定。当时人们的主张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宋为正统，仿《晋书》体例，以辽、金为载记；一是效《南史》《北史》之法，以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宋史，辽、金为北史。所谓“义例”，本质上是正统问题。[101]直到元后期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右丞相脱脱等人再次奏请撰修辽、金、宋三朝史书，顺帝随即下达有关撰修三史的诏书，这项工作才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并陆续撰成三朝正史。而三史凡例的确定，则实为关键所在。这上距修辽、金二史之议，已近80年了。

修三史诏着重讲了纂修辽、金、宋三朝历史同元朝统治的关系，指出：辽、金、宋三朝“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这是明确表明了元皇朝的现实同辽、金、宋三朝历史的联系。诏书还强调了要选拔“文学博雅、才德修洁”的人参与纂修，同时任命右丞相、监修国史脱脱为都总裁，并任命了总裁官和提调官，负责修史事宜和提调购求辽、金、宋三朝实录、野史、传记、碑文、行实等散在四方者。诏书最后要求总裁官、修史官商订修史凡例。这篇诏书，显然是总结了数十年中议修三史的得失，故对修撰宗旨、史职任命、文献搜求、撰述凡例几个重要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

——帝纪：三国（指辽、金、宋三个皇朝——引者）各史书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史》、《北史》。

——志：各史所载，取其重者作志。

——表：表与志同。

——列传：后妃，宗室，外戚，群臣，杂传。人臣有大功者，虽父子各传。余以类相从，或数人共一传。三国所书事有与本朝相关涉者，当禀。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忌。其余该载不尽，从总裁官与修史官临文详议。

——疑事传疑，信事传信，准《春秋》。[103]

其中，第一条是回答了几十年中所争论的“正统”问题。第二、三条是关于志、表的原则。第四条是指出了列传的范围及撰写中可能遇到的重大问题。最后一条是提出了遵循撰写信史的传统。三部正史的编写，只用了一百三十五个字的凡例作为遵循的准则，这篇《三史凡例》称得上是一篇言简意赅的文字了。

（一）关于《辽史》

《辽史》，始撰于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次年三月成书，首尾不足一年。它包含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共一百一十六卷。《金史》亦始撰于至正三年四月，次年十一月成书，历时一年又七个月。它含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共一百三十五卷。另有目录二卷。它们都是体例完整的纪传体史书。至正五年（1345年）九月，《辽史》《金史》分别在浙江、江西开版印制一百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