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希腊化罗马帝国时期文化（第2页）

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创造性的研究，到公元前1世纪，基本上就告一段落。整个罗马帝国时期，自然科学的研究，总的来说是停滞的。数学方面，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发现；天文学方面，亚历山大里亚的克劳狄乌·托勒密（90—128年）撰写了一部《天文学大成》，总结了古代天文学的成就。但托勒密制定的地心体系，长期来妨碍了天文学的发展。医学方面则达到了新的高度。公元2世纪初，爱非斯的鲁富斯，曾在亚历山大里亚受过教育，对内科学的进展作出了显著贡献。鲁富斯同时代的同乡索拉努斯，发表了有关妇女和婴儿护理方面的著作，代表着这方面的古代最高成就。罗马帝国时期医学方面最著名的代表是帕加马的伽伦（129—199年），他的大量著作是建立在医学实践和自己的研究上的。他把解剖学和医学知识加以系统化，并把一些分裂的医学学派统一起来，但是由于受到宗教的影响，他的学说中有不少神秘主义的成分。伽伦的成就，直到中世纪结束，仍是医学方面的权威，他不仅代表古代医学，而且代表古代科学的最后**。

整个希腊化—罗马帝国时期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是，自然科学逐渐摆脱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束缚，并逐渐分化和形成各门独立的科学；但也由于在相当程度上，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失去了应有的联系，成为这个时期哲学和美学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宗教

宗教在希腊化—罗马帝国时期的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是当时人们的世界观的核心。罗斯托夫采夫在谈到一般的宗教图景时是这样认为的：希腊化时期，出现新神的概念和崇拜新神。这个时期的宗教，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化着的，组织起了新的崇拜，出现了新的宗教思想形态，崇拜新的神灵，其中有许多是异国的神灵。新爆发的宗教感席卷希腊化世界，在城市生活的危机时期，相传祖先的神的显灵，希腊资产阶级（即新兴的城市工商业奴隶主阶级——引者）对泛希腊和城市神祇的崇拜。[47]也就是说，随着时代处在巨大的变革之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宗教也处在剧烈的变革之中，并愈来愈在希腊化世界中占到重要地位。

实际情况远比罗斯托夫采夫这里所揭示的要复杂得多。处在希腊化—罗马帝国时期总的世界主义、混合主义思潮中的宗教，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个时代所固有的特征，可以说是贯彻整个时期，最后由以普洛丁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早期基督教及其神学集其大成。

这个时期的宗教的一般特征：

第一，政治和宗教、政权和神权、君王和神灵的统一，提倡统治者崇拜。

统治阶级致力于把传统的宗教崇拜和君主制的政治经济的影响紧密地结合起来，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极权统治。埃伦伯格在谈到希腊化时期宗教和政治的统一时，曾这样指出过：

在希腊化时期的宗教和国家关系中，最意味深长的事情是，我们看到，为区域性国家创造一种宗教和政治领域的新联合，迈出了最初的步伐。[48]

的确，这股政治和宗教联合的势头，随着历史的步伐，愈加明显。另一个史学家在谈到罗马帝国时期时，也是这样认为的：

奥古斯都氏王朝所有皇帝都迫切地感到需要巩固他们的权力，需要在单纯的法律基础以外替他们的权力寻找更多的基础……奥古斯都的继承者们，特别是卡利古拉和尼禄，一再努力倡导对皇帝的崇拜并使之成为一种国家制度，其道理就在于此……这些办法的目的正是要把帝国国民的宗教感情同在世的皇帝本身联系起来。[49]

正因为统治阶级认识到宗教在维护和巩固政权中的重要作用，所以采取了一系列有关的措施。就埃及来讲，整个僧侣祭司等级有史以来就是被组织在统一的政治体系中的强大力量，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后，自始至终都得到原先这个僧侣祭司等级的承认和支持。统治者为了防止当地民众反抗希腊—马其顿人的统治，大力推行狂热的宗教崇拜和兴建庙宇，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们除了崇奉埃及的神灵和笼络僧侣祭司等级外，还注意牵制祭司们的权力，特别是庙宇在经济和管理上要服从政府。

这种帝王统治者崇拜，在哲学上也得到了反映。在斯多葛学派哲学中就宣扬王权在人间所起的作用，相当于宙斯神在天上所起的作用。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家中，塞涅卡的《论仁慈》是献给尼禄帝的，普林尼的《帕涅古里库斯》和狄奥·克律索斯托姆的《论王权》，则是献给图拉真大帝的。这些著作，都是为“统治者崇拜”辩护的。

第二，占星术、巫术和祭仪宗教的盛行。

尽管塞琉西王国统治时期（前312—前64年）的天文学家们拒绝接受星象崇拜，但占星术在巴比伦早已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体系。他们认为，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人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在固定轨道上运行的行星，可以决定人们的行动。作为小宇宙的人，是大宇宙的对应体，人的灵魂，只不过是天上星球内燃烧着的火的一点火花。结果，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就产生了巴比伦人的可怕的命运观，认为不仅是人，而且连星宿和神都是受命运支配的。[50]

公元前2世纪自然科学开始衰落时，占星术就像瘟疫一样，在希腊化国家里传播开来。其间，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们，特别是波塞多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斯多葛学派创始人芝诺就开始接受这种占星术。区别在于，巴比伦人把与星象有关的命运，看作是一种非道德的力量，而斯多葛学派，则把这种命运看作是一种道德上的天命。

巫术，它是与占星术密切相关联的。在古代世界，由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事物及其规律认识不足，无法用这些客观规律来改造客观世界以满足自己在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所以巫术是历来就存在的，在希腊的奥菲斯教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中，也已有所反映。但是，到了公元2世纪，原在亚述、巴比伦、小亚细亚、波斯、巴勒斯坦流行的巫术，汇集在埃及这个“接受器”中，一个新的巫术浪潮就席卷了希腊化国家。巫术使人们认为：使用某种特定手段，就可以迫使神灵改变人们的命运，巫术可以起到控制自然、天神、星宿的作用。结果，巫术几乎发展成为一种宗教制度。[51]巫术之所以在希腊化后期盛行起来，是由于当时人们认为，巫术比一般的传统宗教更加迷人。即便是当时哲学家中有些人，也放弃了提供政治教育的职责，转而研究自然、宇宙、灵魂和来世。一再大肆宣扬占星术能揭示人的命运和星体之间的关系，于是，巫术和占星术结成联盟，企图让人相信，要是人类的命运是取决于星体的，要是善或恶的神灵总是在于预人间事务的，那么，巫术倒能迫使神灵屈从人的利益，为战胜命运的支配作出贡献。

祭仪宗教（也有异译为“礼仪宗教”的）在整个希腊化时期的宗教信仰活动中，远比占星术和巫术重要得多。在罗马帝国时期依然是这样，以致学者们认为：“可以恰当地把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称作是祭仪宗教的时代。”[52]在爱琴海世界传播的所有祭仪宗教中，最重要的是埃及的祭仪宗教。它是建立在史前期的模仿和通神仪式基础上的，大体上是想通过保护神附身人体而得救，甚至认为可以使人死而复生。这种宗教信仰形态，在希腊原先就有，后来随着奥林匹斯神话和地方性神灵在希腊化时期世界主义气氛中的崩溃，它又盛行起来了。从公元前2世纪起到基督教兴起以前，人们的宗教需要，大体是依靠种种祭仪宗教来满足的。直到罗马帝国时期的秘传宗教密特拉斯（它原是上古印度—伊朗神祇之一，约始于前2000年，见于《梨俱吠陀》）公元前67年传入罗马，以密特拉斯为主神而形成密特拉教，成为罗马国家官方崇拜的神灵。罗马帝国基督教化以后，密特拉教才开始衰退。

祭仪宗教之所以盛行，是由于和当时流行的典型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密切相关。当时，人们相信宇宙有它的神圣的秩序，而人类却不能充分分享这种秩序。因为，人被羁绊在感官知觉、物质、混乱、死亡之中，受制于命运的力量。可是，人类的灵魂有可能分享这个神圣世界，各种力量和神灵可以起到拯救作用。而这种拯救，不可能在可见世界里进行，只有通过信仰存在于可见世界以外的那些看不见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不受时间威胁的那种更大的和更和谐的秩序。由于这种祭仪宗教被认为能克服物质、死亡、命运的威胁，并能提供分享神圣力量的途径，所以很快受到人们的迷信。它不仅在一般群众中，甚至在知识界中也拥有信徒，例如西塞罗就信仰厄琉西斯秘密祭典（Eleusinianmysteries）。总之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纷纷出现：

自然崇拜、神秘思想、深远的泛神教、《圣经》的文本、《默示录》（即《启示录》——引者）的福音、哲学家的独断说、象征的解释、对于星象的幻想等，杂糅纵错，成为一团混沌内中的元素，也有神的，也有人类的，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有超自然的、有自然的，统统都烹在一个兼有光明和黑暗的炉里。[53]

但是，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各种祭仪宗教逐渐衰落了。希腊化—罗马帝国时期各种宗教及其教义，最后，随着罗马帝国的统治，演变成一种唯一的世界性宗教，即基督教。塔恩在概括希腊化宗教和基督教的联系时，就曾这样指出：

希腊化宗教中有趣的情况是，他们描绘了这个世界，基督教就是在这个世界中出现的。这个世界不仅为基督教在其中传播开来提供了共同的文化媒介，在某种意义上，为基督教的传播铺平了道路。人们正在寻找不同神灵及对不同神灵崇拜背后必然存在的那种统一性，恰恰正是亚历山大把全人类都称作一个父亲的儿子，而罗马内战的可怕的大动乱，极度地强化了这股已经存在的追求救世主的强烈愿望，许多人，已经在人类范围以外去寻求这个救世主。[54]

在这个过程中，希腊化—罗马哲学，特别是犹太哲学家斐洛、斯多葛学派，以及以普洛丁为代表的新柏拉图学派，则从理论上推进了这个进程。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基督教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这正如英国学者汤姆逊所指出的那样：

基督教在当时，作为犹太教和希腊化——地中海世界两种最突出的、彼此在许多方面互相对立、因而互相补充的文化——的混合物，是古代文明整个过程中的当然的意识形态的产物。后来，主要从希腊的哲学和修辞学方面，它又吸收了许多它原先所没有的思想观点。[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