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南史北史在编撰上的特点（第1页）

三《南史》、《北史》在编撰上的特点

通史的体例

作为纪传体史书，《南史》、《北史》同《史记》以下许多“正史”一样，在编撰上都以人物为中心，以纪、传构成全书或全书的主体。这是从纪传体史书的总体上说的。但是，纪传体史书在体例上，即在其内部结构上，或因所记史事在时间上及空间上范围的不同，或因史学家历史见解与表述方法的不同，往往会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南史》、《北史》在编撰上也有自己的特点，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可以概括为：通史的体例，家传的形式，互见的方法。这几个特点，不仅反映出作者的思想，而且也反映出《南史》、《北史》所记述的时代的特点。

这里，先说通史的体例。

《南史》、《北史》专记南北朝时期各个皇朝的历史，这一点，同其他一些断代为史的“正史”没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南史》、《北史》又是分别记述了几个皇朝历史的史书，因此，它们同一些只记述某一个皇朝历史的“正史”又有许多不同之处。李延寿说，他撰写《南史》、《北史》是“以拟司马迁《史记》”。这不仅是指采用纪传体而言，同时也是指采用《史记》作为通史的体例来说的。关于这后一个方面，从《南史》、《北史》对史书断限的处理和类传的处理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一，关于断限的处理。《史记》作为通史，把西汉和西汉以前的历史看作一个总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总的过程中划分了若干个段落，因而有《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等。《南史》和《北史》也分别把南朝和北朝看作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其中也分别可以划分为若干个段落，因而《南史》有《宋本纪》、《齐本纪》、《梁本纪》、《陈本纪》，《北史》有《魏本纪》（含北魏、西魏和东魏）、《齐本纪》、《周本纪》、《隋本纪》。这无疑是通史断限的方法。因为《南史》、《北史》并不是《史记》那样的通史，所以李延寿采用这种断限方法，就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表现在：李延寿突破了原先许多史学家多以某一个皇朝的兴亡作为史书断限依据的格局，而把若干个皇朝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并以此作为《南史》、《北史》断限的依据。这是李延寿在史书断限上的一个创见。

第二，关于类传的编次。《史记》作为通史，其类传所记人物往往不限于某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而是根据历史的实际情形和史学家所掌握的历史材料进行编次。因此，《史记》各类传中所记的历史人物并非都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历史段落里。如《史记·循吏列传》专记春秋时期人物，《刺客列传》记春秋、战国人物，《滑稽列传》记春秋至秦朝人物，《游侠列传》记秦末汉初人物，《儒林》、《酷吏》等传都只记西汉人物等。李延寿无疑也从司马迁编次《史记》类传的方法中得了启示，所以他在编次《南史》、《北史》类传时，不是以类传系于某个朝代之下（如某朝某类传），而是把各个朝代的有关人物依次同系于一个类传之下（即在某类传之下依次记述各朝有关人物）。换句话说，他在编次类传时，不是以类传服从于朝代顺序，而是以朝代顺序服从于类传。显然，李延寿在这里也是运用了通史中编次类传的方法。这同《汉书》、《后汉书》以及南、北八史中的类传只记一朝有关人物相比，也是不同的。

《南史》、《北史》在历史编撰上采用通史的体例，从下面所列的《南史》和《北史》纪、传简表中，也可略见其大概：

《南史》和《北史》纪、传简表

续表

从上表可以大致看出以下几个问题：（一）《南史》、《北史》的本纪部分，分别按宋、齐、梁、陈和魏、齐、周、隋的顺序编次，用以贯通南朝和北朝的政治、军事等大事。（二）《南史》、《北史》中的一般列传（宗室、诸王、众臣等传）分别按朝代集中编次，于南、北贯通之中仍可略见一个朝代的历史人物的风貌。（三）《南史》、《北史》各个类传在编次上不同于其他一般列传，它是在各个传目之下分别贯串了南、北各朝的同一类人物，在采用通史的体例方面显得格外分明。

除了李延寿本人以外，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指出《南史》、《北史》采用通史体例的是刘知幾。他把以往史书分为“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他认为北魏崔鸿等所撰《科录》[26]和南朝梁武帝时吴均等所撰《通史》[27]，以及李延寿撰写的《南史》和《北史》都是《史记》一类的历史著作[28]。尔后，持这种看法的就多了起来。五代时，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在《经籍志》的“正史类”末了著录了三部“都史”，即吴均等《通史》以及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都史”就是总史、通史的意思。南宋史学家郑樵在他写的《通志·艺文略》里，则明确地把“正史类”中的第九种定名为“通史”。在他列举的“通史”书目中，就包括了《南史》和《北史》。宋元之际的史学家马端临也说李延寿“依（司）马迁体总序八代”，等等。这说明《南史》、《北史》采用通史体例的做法，很为后人所重视。

这是《南史》和《北史》在历史编撰上的第一个特点。

家传[29]的形式

翻开《南史》、《北史》的列传，主要是各朝的众臣传，常常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在一个传主[30]的下面，往往连续记载着他的一姓、一族中的许多人的事迹，连成长长的一串。这很像是史学家李延寿在给这些人们写家传。采用这种家传的形式来写人物传记，是《南史》、《北史》在史书编撰上的又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具体表现为：（一）《南史》、《北史》中的列传部分出现大量的附传[31]；（二）这种附传同一般史书的附传所记人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主要不是因为史事的联系而是由于家族的联系而入传的；（三）于附传中，不仅父子、兄弟可以入传，而且凡是同姓、同宗、同族之人都可以入传[32]；（四）这种家传式的列传，少则二三代人，多的则达到七八代人，从人数上看，自五六人至一二十人不等，人物行事，有的相去一二百年，跨越几个皇朝。从下表所举的几个例子，大致可以看出这种列传的一般情况：

《南史》家传式列传举例

续表

《北史》家传式列传举例

续表

这是《南史》、《北史》一部分列传的表现形式。从这一部分列传的内容来看，李延寿于记述和评价人物事迹中，尤其注重家族的传统和家风、门风。这种家族的传统和门风，一方面表现为个人活动跟家族兴替、家族传统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家族兴替跟皇朝盛衰的关系。这种列传的表现形式和它们的内容是互为表里、彼此一致的。

关于个人活动与家族兴替、家族传统关系的问题，在《南史》、《北史》的史论中，是最受作者重视的问题之一。所谓个人活动与家族兴替的关系，不仅指个人活动对家族的当时的影响，而且也包含个人活动对这个家族的将来的影响，这后一点，往往是更重要的。关于个人活动与家庭传统的关系，主要是指这种活动是否符合“家声”、“门风”，是否能够扩大家庭的社会影响。“家声”、“门风”在当时有许多相同的或近似的说法，如“家风”、“家业”、“门法”、“门业”、“门绪”、“门旧”、“门素”、“门节”、“门表”，等等。仅仅从这个问题的说法之多来看，足见当时的人们是何等重视“家声”、“门风”了。《南史》和《北史》在这方面都有生动的反映。如《南史》在讲到谢裕、谢方明等人时，认为：“谢氏自晋以降，雅道相传”，有的“以德素传美”，有的“以节义流誉”，他们在当时都有被人称道的长处，“可谓德门者矣”。在讲到王昙首及其家庭的时候，认为王昙首、王僧绰凭着自己的“才器”和“忠直”，所以能长久地居于高官厚禄之位；而这家族的其他一些人，也是“文雅儒素，各禀家风”，把祖先开创的事业一代一代地继承下来。《南史》还称赞刘怀珍及其宗族说，“立言立德，斯门其有之乎”，认为嘉言善德，这个家庭都具备了；赞扬褚裕之及其家庭自迁到江南以后，屡出人才，等等。又如《北史》称颂卢玄及其后人“子孙继迹，为世盛门”，“见重于时，声高冠带”，意思是说子孙继承发扬先人的事业，因而成为当世煊赫的家庭，受到社会的重视，其声望、影响高出一般的士大夫。赞扬杨播、杨椿兄弟不仅他们本人担任朝廷内外的重要职务，功绩显赫，以至“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而且他们的子侄辈也都卓然自立，高官显爵，这是这个家庭积善甚多的结果。此外，它赞颂许多人“雅有家风”，“不陨门风”，“克盛家声”，“克隆门业”等。与此同时，它也抨击一些人“丧其家声”，“颓其家声”，认为这都是由于狂妄和不诚实所致[33]。

以上所举这些融合，说明《南史》、《北史》在记述人物的历史活动时，通常都要把所记述的人物和他的家庭兴替得失、荣辱悲欢联系起来，而尤其注重说明人物的社会活动的因果同“家声”、“门风”的关系。这恰恰反映了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北齐人颜之推（531—约590年以后）曾经写过一部《家训》，后人称作《颜氏家训》。他在《家训》的《序致》篇开宗明义地指出，写这部书的目的在于“整齐门内”，端正家风；他在《治家》篇里甚至认为治家亦如治国，不容稍有疏忽；在《风操》篇，他要他的后人应当具有“士大夫风操”等。从历史的眼光来看，《颜氏家训》说的这些，正是《南史》、《北史》所记上述内容的最好的脚注。

关于家族兴替与皇朝盛衰的关系，《南史》、《北史》也是十分注意的。如《南史》在讲到王弘家庭与东晋、南朝的关系时说：没有一些有能力、有德行的人的支持，皇朝是不可能建立起来和维持下去的。西晋以后，中原动乱，东晋、南朝以江南一隅之地与北方抗衡，竟然也维持了三百年之久，说明这些皇朝是有所凭借的。难怪当初就有谚语说，“王与马，共天下”。意即王氏家族和皇室司马氏一齐统治天下。又如《北史》在评论长孙嵩和长孙道生时，说：当北魏创业之初，长孙嵩以其宽厚、深沉、稳重的品格和作风，担负着重任，一连辅佐了好几代皇帝，被尊为开国元老；长孙道生则以其做事谨慎、细心、清廉，在朝廷有很高的威望，受到皇帝的格外器重。他们二人并列，不仅使朝野生辉，也给他们的家门带来极大的利益，以至世代高官厚禄。这是为了说明，不论在南朝还是在北朝，大家族的兴衰跟皇朝的兴衰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另外，这种大家族的兴旺发达和历史继承性往往有很强的生命力和长久的传统，以至有些家族的历史并不受到皇朝兴亡盛衰的影响。这就是说，皇朝自有兴废，大家族却照样存在和发展。如《北史》在评论崔挺、崔振兄弟时写道：他们“风操高亮”，有文采，又质朴，在北魏孝文帝时政绩卓著，受到朝野敬重，他们的家族也由此显赫起来；他们的后人大多在东魏和北齐做官，有的也在北周做官，隋朝代周后又都在隋朝做官，虽然皇朝兴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他们的家族却一直很兴旺，这就叫作“市朝可变，人焉不绝”[34]啊。《北史》还赞叹北魏中期的源贺堂堂正正，辅佐文成帝拓跋濬，成为朝廷重臣；而他的后人源彪“著名齐朝”，源师、源雄则“官成隋代”。像这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很大社会影响的大家族，在南朝似乎显得更为突出。它们不会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受到影响，它们的成员为某个皇朝效力，都是为了“自保其家世”，所以能够做到“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35]。这说明，在有些大家族中，其成员只关心自己家族的命运，而不愿对皇朝竭尽忠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