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比较的意识和历史比较的标准（第2页）

[14]刘知幾：《史通》卷十一《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

[15]浦起龙：《〈史通〉通释》序，见刘知幾：《史通通释》，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页。

[16]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见《韩昌黎文集》文外集卷二，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667、669页。

[17]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十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96页。

[18]李翰：《百官行状奏》，见董诰等：《全唐文》卷六百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00页。

[19]李翰：《答皇甫湜书》，见董诰等：《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10页。

[20]皇甫湜：《编年纪传论》，见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七百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876～3877页。

[21]刘轲：《与马植书》，见董诰等：《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575～7676页。

[22]刘轲：《〈三传指要〉》序，见董诰等：《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678页。

[23]刘轲：《与马植书》，见董诰等：《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676页。

[24]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

[25]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二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8页。

[26]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27]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45页。

[2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宣宗大中二年”条，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032页。

[29]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吴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29页。

[30]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六《魏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69页。

[31]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30页。

[32]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杜正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42页。

[33]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史官”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6页。

[34]《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35]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50页。

[3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史部·政书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94页。

[37]魏徵等：《隋书》卷七十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36页。

[38]魏徵等：《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71页。

[39]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3页。

[4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唐太宗贞观七年”条、卷一百九十八“贞观二十一年”条，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6104、6247页。

[41]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修晋书诏》，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7页。

[42]刘知幾：《史通》卷七《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43]吴兢：《贞观政要》卷一《君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页。

[44]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8页。

[45]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页。

[46]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故以“人”代“民”。

[47]吴兢：《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3～84页。

[4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47页。

[49]吴兢：《贞观政要》卷十《慎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2～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