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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唐代君臣对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视

唐太宗至唐高宗时修成的《五代史志》即《隋书》志，其中有《经籍志》，表明唐人对“经籍”的重视，这也是对典籍文献的重视。其后，唐人苏冕撰《会要》，其中有“经籍”一目，或许是受到《隋书·经籍志》的启发。

《唐会要》卷三十五“经籍”一目之下，记述了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至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的二百三十年间，唐代君臣有关整理文献的言论和事迹凡十余则。如：

武德五年（622年），令狐德棻上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数年间，群书毕备”。

贞观二年（628年），魏徵“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粲然毕备”。

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以四部群书，传写讹谬，并亦缺少”，乃诏赵仁本、李怀严、张文瓘等，“集儒学之士刊正，然后缮写”。

景云二年（711年）[59]，唐睿宗“以经籍多缺，令京官有学行者，分行天下，搜检图籍”。

开元七年（719年），唐玄宗“敕于秘书省、昭文馆、礼部、国子监、太常寺及诸司并官及百姓等”，就内库所残缺前代旧书，“借缮写之”。“及整比四部书成”，玄宗“令百姓、官人入乾元殿东廊观书，无不惊骇”。

大中三年（849年），“秘书省据御史台牒，准开成元年七月敕”，“从今年正月后，应写书四百一十七卷”。

大中五年（851年），“秘书省牒报御史台，从今年正月已后，当司应校勘书四百五十二卷”[60]。

从以上所列举的有关言论和史实来看，唐代君臣对整理文献的工作，始终是非常重视的。其工作内容，包括购募、刊正、缮写、校勘、整比等，有时还允许官人、百姓参观。这个事实表明，整理历史文献是长久的事业。这是因为：由于种种原因，文献的散失、残缺，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而后人对于历史文化的继承、发扬，是不能没有历史文献作为前提和载体的。古今历史条件不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但其中的道理和规律，却是贯通古今的。下面所列附表，对于揭示以上道理和规律，或许有一定的帮助。

唐代四部书增减一览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有唐一代在文献积累方面的变化：唐初，经隋末战乱，文献散佚，故唐以前之文献数量在三万余卷。至开元、天宝年间，文献总数增至七万卷以上，反映了盛唐文化的发展面貌。其间，因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玄宗从东都洛阳还京，下敕：“百司从官，皆令减省集贤书籍，三分留一，贮在东都”[61]。因此，天宝三载（744年）的文献总数在库书目数量降至五万余卷。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即在安史之乱后，至唐文宗开成年间，唐代文献虽经战乱之祸，仍然维持在五万余卷。以其与《隋书·经籍志》相比，可以看出唐人著述的宏富。

当然，《唐会要》提供的这些数字，可能与实际情况不尽相符。但是，它的参考价值却是十分珍贵的，即透过唐代对历史文献的整理，揭示出一个重要的道理：重视整理历史文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

[1]阮孝绪：《七录·序》，见道宣：《广弘明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2页。

[2]阮孝绪：《七录·序》，见道宣：《广弘明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2页。

[3]魏徵等：《隋书》卷五十八《许善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427页。

[4]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见陈寿：《三国志》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71页。

[5]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87页。按：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裴松之《三国志注》”条说，裴注引据书有一百五十余种（原文说是五十余种，误，见王树民校证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叶適：《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05页。

[7]近人叶德辉也辑有《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凡得经史别传三百余种，诸子百家四十余种，别集廿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释道三十余种”（见王先谦校订：《世说新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8]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中·李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54页。

[9]刘知幾：《史通》卷五《补注》，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2页。

[10]叶德辉：《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题记，见王先谦校订：《世说新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1]刘知幾：《史通》卷五《补注》，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2页。

[12]刘知幾：《史通》卷五《补注》，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2页。

[13]以上所引，参见《史记集解序》、《史记索隐序》、《史记正义序》，均收在中华书局点校本书后。

[14]颜师古：《汉书叙例》，见班固：《汉书》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页。

[15]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八《颜师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42页。

[16]此据杨翼骧说。见吴泽、杨翼骧：《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水经注》”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第83页。

[17]参见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9页。

[18]参见曾贻芬：《论〈通典〉自注》，载《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3期。

[19]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典一·兵典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782页。

[20]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一《裴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49页。

[21]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73页。

[2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54页。

[23]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