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冕的史识(第2页)
[6]吴兢:《贞观政要》卷七《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23~224页。
[7]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0页。
[8]范文澜:《中国通史》第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06页。
[9]见韩愈:《韩昌黎集》外集卷六至卷十。
[10]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204页。
[11]韩愈:《韩昌黎全集》卷三十八,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448~449页。
[12]以上均见韩愈:《顺宗实录》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6页。
[13]韩愈:《顺宗实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页。
[14]韩愈:《顺宗实录》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页。
[15]韩愈:《顺宗实录》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页。
[16]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42页。
[17]自宋人王应麟以下,时有对官修实录、起居注持否定之态度者。近二十多年来,也往往见到所谓“实录不实”的说法。凡此,都是缺乏作具体分析所致。这里,以《顺宗实录》为例,略作分析,庶几有益于对实录的认识。
[18]韩愈:《韩昌黎全集》附录《朱子校昌黎先生集传》,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532页。
[19]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
[20]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史馆杂录下”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13页。
[21]《册府元龟》卷五百四十四《国史部·恩奖》、卷五百五十六《国史部·采撰》所记,路随进《宪宗实录》,亦于是年。
[22]《旧唐书·路随传》,《新唐书·路随传》,《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史馆要录下》,《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史部·采撰二》、卷五百六十二《国史部·不实》等略同。
[23]《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记:“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房玄龄等上所撰高祖、今上实录各二十卷。唐太宗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这件事说明,唐代历朝实录,一经修成进呈,便在皇族及高级官员中流传。
[24]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九《路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93页。
[25]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42页。
[26]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九《韦处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92页。
[27]刘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47页。
[28]《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条:“长安三年正月一日敕:‘宜令特进梁王三思与纳言李峤,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农少卿徐彦伯,凤阁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幾,直史馆吴兢等,修唐史。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长悬楷则,以贻劝诫。’”
[29]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1页。
[30]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韦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83页。
[31]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在外修史”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78~1279页。
[32]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吴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82页。《新唐书·吴兢传》作“六十余篇”;《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在外修史”条作“五十余卷”。
[33]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韦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83页。
[34]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韦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84页。
[35]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韦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84页。
[36]五代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颇得力于唐代的《国史》。《旧唐书》的作者们不仅抄录了唐代《国史》的原文,甚至连同韦述在《国史》中所写的论赞也加以照录,内中有的仍然保留着“史臣韦述曰”的字样(如《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所论即是)。这不论是《旧唐书》作者出于何种原因而致,但它却可以让人们更真切地看到韦述对于唐代《国史》所做的贡献。
[37]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97页。
[38]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十“讨论”条,赵贞信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4~95页。
[39]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九《柳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30页。
[40]史载:第一次续作在唐宣宗年间由崔铉主持完成,补记德宗至宣宗年间事,自成一书,名《续会要》(《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三《崔元略传》附《崔铉传》),一名《弘文馆续会要》(《宋史》卷二百七《艺文志六》类事类)。第二次续作在五代北宋之际由王溥所撰,补记宣宗至唐末事,并同苏、崔二书合为一书,名曰《新修唐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太祖建隆二年),后简称《唐会要》。现今传世的《唐会要》,早已题为宋人王溥所撰,这使苏冕的开创之举大为淡化,失却其应有的分量。
[41]许多年来,未曾见到有专论苏冕与《会要》的研究文章。近一二十年中,有些中国史学史著作和文献学、史料学等著作,在讲到《唐会要》时,多有涉及于此者,但都十分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