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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域外情况的记述

前面讲到，“正史”中的民族史专篇，有的已超越当时或今日国境的范围。这就涉及对当时或今日域外情况的记述了。其中，有许多很有价值的记载，如《三国志·魏书》的“倭人”传，约两千字，是关于日本古代史的重要资料，迄今为中外学者所重视[72]。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记述，是跟佛教盛行和大量中国僧人西行“求法”有关。据《高僧传》、《续高僧传》、《出三藏记集》记载。从西晋始建到刘宋灭亡的两百年间，西行求法的僧人日益增多。其中得以生还的僧人往往把自己的经历记载下来，成为这个时期很重要的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记述。如东晋元兴三年（404年），僧人智猛、昙纂等十五人离长安，经西域、越葱岭，至罽宾（今克什米尔）、迦维罗卫（今尼泊尔南境）、华氏城（今印度巴连弗）等地。刘宋元嘉元年（424年）智猛、昙纂返回凉州。智猛先在凉州译经，后入蜀写出《游行外国传》。《隋书·经籍志》地理类有著录，惜其书早佚。又如著名僧人法显（约337—约422年）所写的《佛国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有关中外交通的记录，它记述了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的历史、宗教，以及中国同这些国家的交通情况，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宝贵文献。其后，南朝梁时僧人慧皎著《高僧传》，据《佛国记》的内容写成《释法显传》收入本书。沈约撰《宋书·夷蛮传》，记“师子国”、“天竺迦毗黎国”等与宋的交往，记“倭国”与宋的交往等，反映了中国与外域联系的发展。

隋唐时期，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撰述，有贾耽的《皇华四达记》和杜环的《经行记》，是很重要的成果。《旧唐书·贾耽传》主要记了贾耽在地理学上的成就，他的治学方法同裴矩有相似之处。杜环是杜佑的族子，在唐军与大食军战于怛罗斯一役中被俘，后辗转回国，乃著《经行记》。杜佑《通典·边防九》数次引用《经行记》，成为后人了解唐代中亚各国的重要文献。

如关于“狮子国”，杜佑引杜环《经行记》曰：

杜环《经行记》云：“狮子国亦曰新檀，又曰婆罗门，即南天竺也。国之北，人尽胡貌，秋夏炎旱。国之南，人尽獠面，四时霖雨。从此始有佛法寺害，人皆儋耳，布裹腰。”

关于“大秦”，杜佑引杜环《经行记》曰：

杜环《经行记》云：“拂菻国在苫国西，隔山数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颜色红白，男子悉着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干饼，多**巧，善织络。或有俘在诸国，守死不改乡风。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数千里。胜兵约有百万，常与大食相御。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萨、突厥。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则彼去，彼来则我归。卖者陈之于前，买者酬之于后，皆以其直置诸物傍，待领直然后收物，名曰‘鬼市’。又闻西有女国，感水而生。”又云：“摩邻国，在勃萨罗国西南，渡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诸国行之所经也，胡则一种，法有数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寻寻法。其寻寻法蒸报，于诸夷狄中最甚，当食不语。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谑浪终日。其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关于“大食”，杜佑引《经行记》补充大食史事曰：

杜佑在“石国”等条目下，还有一些引用。从杜佑的这些引用来看，对于后人了解当时人们所具有域外知识（如地理、风俗、宗教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材料，对于后人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外关系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材料。

二书虽久佚，但唐代学者的世界眼光却永不磨灭。关于中外交通和域外情况的撰述，佛教僧人有突出的贡献。《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海内寄归传》、《往五天竺国行传》都是知名之作。其中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被称为“东方三大旅行记”之一，在世界文明史上享有盛誉。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应唐太宗的要求，记述其西行“求法”的经过及沿途所见所闻。此书由玄奘口授，其弟子辩机笔录撰辑而成。玄奘在此书的序文中写道：

玄奘辄随游至，举其风土，虽未考方辨俗，信已越五逾三。含生之俦，咸被凯泽；能言之类，莫不称功。越自天府，暨诸天竺，幽荒异俗，绝域殊邦，咸承正朔，俱沾声教。赞武功之绩，讽成口实；美文德之盛，郁为称首。详观载籍，所未尝闻；缅惟图牒，诚无与二。不有所叙，何记化洽。今据闻见，于是载述。[73]

玄奘特别强调了“详观载籍，所未尝闻；缅惟图牒，诚无与二”，说明这是一些前所未知的事物。至于“不有所叙，何记化洽”，这多少包含了文化交融、传播之意，显示了唐文化的气度。

当时的著名学者敬播也为《大唐西域记》作序，序中概述了玄奘西行的经历、意义及《大唐西域记》的价值。他写道：

以贞观三年[74]，杖锡遵路。资皇灵而抵殊俗，冒重险其若夷；假冥助而践畏途，几必危而已济。喧寒骤徙，展转方达。言寻真相，见不见于空有之间；博考精微，闻不闻于生灭之际。廓群疑于性海，启妙觉于迷津。于是隐括众经，无片言而不尽；傍稽圣迹，无一物而不窥。周流多载，方始旋返。十九年正月，届于长安。所获经论六百五十七部，有诏译焉。亲践者一百一十国，传闻者二十八国。或事见于前典，或名始于今代。莫不餐和饮泽，顿颡而知归；请吏革音，梯山而奉赆。观阙庭而相抃，袭冠带而成群。尔其物产风土之差，习俗山川之异，远则稽之于国典，近则详之于故老。邈矣殊方，依然在目。无劳握椠，已详油素。名为《大唐西域记》，一帙，十二卷。窃惟书事记言，固已辑于微婉；琐词小道，冀有补于遗阙。[75]

敬播的序文对《大唐西域记》的内容作了很好的概括；所谓“邈矣殊方，依然在目”，把这书的价值画龙点睛地道了出来。

另一位当时著名学者于志宁对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是这样评论的：

具览遐方异俗，绝壤殊风，土著之宜，人伦之序，正朔所暨，声教所覃，著《大唐西域记》，勒成一十二卷。编录典奥，综核明审，立言不朽，其在兹焉。[76]

于志宁的这几句话，讲得中肯，而且极有分量。所谓“立言不朽，其在兹焉”，千余年后，仍不失为卓见。

[1]见姚思廉：《陈书》卷三十《陆琼传》、李延寿：《南史》卷四十八《陆慧晓传》。

[2]魏收：《魏书》卷十五《昭成子孙列传·常山王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80页。按：《科录》，《新唐书·艺文志二·杂传记类》作《秘录》，误。

[3]关于《通史》，诸书所记不尽一致。《梁书·文学上·吴均传》：“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功已毕，唯列传未就。普通元年（520年），卒，时年五十二。”《梁书·武帝纪下》记：“又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隋书·经籍志二·正史类》著录：“《通史》四百八十卷梁武帝撰，起三皇，讫梁。”《史通·六家》云：“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

[4]《魏书·儒林·平恒传》记：平恒撰《略注》百余篇，自周至魏，述“帝王传代之由，贵臣升降之绪”。《周书·明帝纪》记：周明帝令文学之士“捃采众书，自羲、农以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陈书·顾野王传》记：顾野王撰《通史要略》一百卷，未就而卒。这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都可视为不同体裁的通史，但它们的影响均不如《科录》和《通史》。

[5]以上所引，均见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按：据《魏书·昭成子孙列传·常山王遵传》记，《科录》一书在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519年）以前已经撰成，“表上”；又据《梁书·文学上·吴均传》称，吴均卒于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时《通史》尚未完成，其成书当在《科录》之后无疑。《史通》说《科录》“多依仿《通史》”，误。

[6]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21页。

[7]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8]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9]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4页。

[10]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4页。

[11]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六，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

[12]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二《韩思彦传附韩琬传》及卷五十八《艺文志二·职官类》与《杂传记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