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正史撰述的成就及其局限（第2页）

[27]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6～957页。

[28]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29]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30]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修前代史”条略同。

[31]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2598页。亦可参见董诰等：《全唐文》卷一百，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32]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亦可参见董诰等：《全唐文》卷一百，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33]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十七《艺文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22页。

[34]王溥：《唐会要》卷三十五“经籍”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51页。

[35]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48页。

[36]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颜师古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5页。

[37]见魏徵等：《隋书》卷五十八《魏澹传》；刘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

[38]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8页。

[39]魏徵等：《隋书》卷七十五《萧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15页。

[40]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8页。据《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于文字略有订正。又见《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条。

[41]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8页。

[42]刘昫等：《旧唐书》卷四十三《职官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852页。

[43]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44]见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45]据《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条。《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十八人中有赵弘智而无卢承基。

[46]这一点，两《唐书》都说得很清楚。但是历来也有另一种说法，即认为《晋书》的撰写体例是敬播制订的。《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条载：“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仪郎敬播、主客员外郎李安期、屯田员外郎李怀俨详其条例，量加考正。……凡起例皆（敬）播独创焉。”《新唐书·敬播传》也说：“（敬播）又与令狐德棻等撰《晋书》，大抵凡例皆播所发也。”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出版说明”亦主此说，认为“修史体例，是敬播拟订的”。这两种说法，离则两伤，合则两全，即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晋书》体例首先是由敬播提出的，而最后是由令狐德棻“取决”、“诹定”的。

[47]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63页。

[48]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1964年，第79页。

[49]王溥：《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59页。

[50]《旧唐书》本传记令狐德棻任礼部侍郎事在贞观六年（632年），与此稍有出入。

[51]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0页。

[52]刘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46页。

[53]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0页。

[54]参见陈光崇：《唐实录纂修考》，载《辽宁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

[55]见曹寅等：《全唐诗》卷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49～450页。

[56]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5页。

[57]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5页。

[58]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8页。

[59]《隋书》纪、志、列传共八十五卷，其中有序、论七十七首：“纪”有“后论”三首，“志”有“序”七首，“列传”有“后论”五十首、“序”十四首。除“志”以外，序、论皆魏徵所作。

[60]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