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顺宗实录的几个问题（第2页）

三、关于今本的撰者问题

今本的撰者问题，乃是《商榷》一文主旨所在：这不仅涉及为《韩昌黎集·外集·顺宗实录》“正名”的问题，而且还必然影响到对韩愈的评价问题。这里只谈谈“正名”问题。

沈钦韩认为：“略本是韦，详本出韩”；“今以此本（按：指今本《顺宗实录》——引者）与《通鉴考异》校之，无一事与详本合，而适合彼所称略本”。这里，沈提出的公式：略本是韦本，今本又为略本，故今本是韦本，撰者自然是韦。《商榷》则直截了当地提出：“司马光所见的略本，必是韦本亦即今本”。这把沈的公式进一步简化了。

上述两个公式，都包含着一个前提——韦本即是略本。沈对其“证明”很简单：“韦处厚撰者三卷，昌黎撰者五卷”，3卷之数少，故为略本，5卷之数多，当是详本。实际上并没有提出什么论证。《商榷》虽用较多篇幅极力“证明”“略本必是韦本”，但“证明”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商榷》还说：“尽管司马光并没有说略本是韦本，详本是韩本，然而我们根据韩愈的表状，可以作出这种判断的”。可惜的是，却没有进一步说明怎样“作出这种判断”的。根据我的考证和分析，韦本不曾流传，而略本乃韩改本即路随修订本。沈钦韩和《商榷》认为韦本即略本的前提显然无法成立，故沈所谓今本“非韩公本文”及《商榷》所谓“书本亦即今本”亦均不能成立。

应当指出：沈以今本与《通鉴考异》所谓详本、略本加以比较，并得出今本“适合彼所称为略本”，是正确的。同样，《商榷》对这点的认识也是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分歧。但由于我们的前提并不一致，结论自然歧异。我提出的公式是：韩改本是为略本，今本亦为略本，故今本乃韩改本无疑，其撰者当是韩愈。

至此，还有什么疑义呢？在《商榷》看来，还是有的。因该文开篇即以“抓住了一个疑点作为突破口”，证明今本非韩愈所作。这个“疑点”是：

人们知道：研究永贞革新的第一手史料，就是《顺宗实录》。两唐书中的《顺宗纪》自然是据此制订而成的了。可是《旧唐书·顺宗纪》末引用了大段韩愈的话，却不见于韩愈集中的《顺宗实录》，这就值得研究了。这段话，刘昫冠以“史臣韩愈曰：顺宗之为太子也”云云……我认为《旧唐书》所引的这一段话，肯定是韩愈写的《顺宗实录》的结束语——“史臣赞”。

可是出乎我意外的是：韩愈集中的《顺宗实录》里竟找不出《旧唐书》所引的那一段话来，遍查《韩昌黎集》也毫无踪迹。对此只有两种解释：一、这段话被删了；二、今本韩集中的《顺宗实录》本身可疑，《旧唐书》的主修者刘昫所见的不会是这个本子。

《商榷》根据这一“意外”发现推论：路随“刊正”《顺宗实录》时，“关于歌颂顺宗的内容，是绝不会被删去的。再说，那些话如果早在文宗朝就被刊去了，那刘昫又何从引用呢？”“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怀疑：难道刘昫所引用的韩愈的那一段歌颂顺宗而贬王叔文等人的话，会出自与今本《顺宗实录》不同的一种本子吗？”

这是《商榷》所“抓住”的“疑点”，亦即它推翻“南宋以来的旧说”，并替今本“正名为韦本”的“突破口”。现在，让我用史实来解开这些“疑点”并弥合这个“突破口”。

（一）关于《旧唐书·顺宗纪》后论（即“史臣韩愈曰”云云）的“去向”问题

《商榷》反复强调的那些话，尽管说得斩钉截铁，但却未必符合史实。查《旧唐书·顺宗纪》，其后论“史臣韩愈曰”云云凡7行：前6行，讲了6件事（善隶书，礼重师傅，从幸奉天，阻裴延龄等为相，侍宴鱼藻宫，未尝以颜色假借宦官），所记皆顺宗为太子时之嘉言懿行；末1行，讲顺宗的“践祚”和“传政”。这些内容果真不见于韩集中的《顺宗实录》吗？否。只要翻开韩集，就会看到上述所举的前4事赫然载于《顺宗实录》首卷。二者相较，内容完全一致；所不同者，《顺宗实录》较详，《顺宗纪》后论较略。由此：第一，《商榷》的上述判断是没有根据的。第二，《商榷》认为《旧唐书·顺宗纪》后论所引韩愈这段话，“肯定是韩愈写的《顺宗实录》的结束语——‘史臣赞’”；这一判断又不正确，这段话恰源于《顺宗实录》首卷开篇。以下史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韩集《顺宗实录》首卷记顺宗为太子时从幸奉天事曰：“德宗之幸奉天，仓促间，上（按：指顺宗——引者）常亲执弓矢，率军后先导卫，备尝辛苦。”据韩愈《表状》所说，上面这件事情，是他在元和十年（815年）夏最后修订《顺宗实录》时，奉宪宗示补记于首卷的[27]。《表状》所云与今本所记完全吻合。这是《旧唐书·顺宗纪》后论“史臣韩愈曰”云云确实出自韩愈《顺宗实录》首卷的有力证据，也是今本绝非韦撰、定系韩著的有力证据。

（二）关于刘昫所引《顺宗实录》的本子问题

《商榷》问道：《旧唐书·顺宗纪》后论所引韩愈的话，“如果早在文宗朝就刊去了，那刘昫又何从引用呢？”难道这段话“会出自与今本《顺宗实录》不同的一种本子吗？”《商榷》提出这些问题的本意，是为证明刘昫所引与今本不是一个本子，亦则不是出于同一作者，进而证明他的今本非韩著而系韦撰的结论。

然而，《商榷》作者反复强调《旧唐书·顺宗纪》后论所引的韩愈那段话，其大部分内容既见于今本《顺宗实录》，说明今本出于韩愈之手无疑；其另一部分内容却又未见于今本，说明今本《顺宗实录》乃是刘昫所引《顺宗实录》的删改本，亦无疑。这就再次证明：《通鉴考异》所谓详本是为刘昫所引本即韩原本，所谓略本是为今本即韩改本，撰者都是韩愈。由于《商榷》只看到韩原本和韩改本的共同点，忽略了其不同点，又以不曾传世的韦本附会略本，因而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关于今本《顺宗实录》本身是否可疑的问题

为了真正弄清事情真相，恢复史事本来面目，我想再赘述儿句。先看《旧唐书·顺宗纪》后论中的后一部分，即不见于今本《顺宗实录》的那一部分内容：

尝侍宴鱼藻宫，张水嬉，彩舰雕靡，宫人引舟，为櫂歌，丝竹间发，德宗欢甚。太子（按：指顺宗——引者）引诗人“好乐无荒”为对。每于敷奏，未尝以颜色假借宦官。居储位二十年，天下阴受其赐。惜乎寝疾践祚，近习弄权；而能传政元良，克昌运祚，贤哉！[28]

这一段刘昫所引《顺宗实录》（详本）当有，今本《顺宗实录》（略本）则无的话，虽在文字上已经刘昫等人删节，但内容上当不会与原文有出入。问题是：今本为什么没有这后一部分内容？其实，只要联想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联想到文宗命路随“刊正”“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问题就清楚了。这段话所举内容恰恰涉及“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并牵连宦官，因而被路随“刊去”。如德宗奢侈**逸，顺宗“引诗人‘好乐无荒’为对”；顺宗不满于奴才干政，“每于敷奏，未尝以颜色假借宦官”；顺宗“传政元良”，等等。这些记载，都使“宦竖不喜”，“内官恶之”[29]。尤其是后来宪宗为“内官陈弘志弑逆”[30]事件发生，这种“不喜”“恶之”乃发展为深讳大忌。韩愈《顺宗实录》在穆宗朝以后所经历的命运，其源盖出于此。

已故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在《〈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31]一文中，对造成《顺宗实录》这种命运的历史原因作了详尽的考证。该文结末处一段，至为得当，可视为关于这桩历史公案的公正判决：

韩退之与宦官俱文珍有连……故《顺宗实录》中关涉宫禁诸条，既传自当日之阉宦，复经宪宗鉴定添改，则所纪者，当能得其真相，但即因是转为阉人所恶。盖其党类于永贞之末，胁迫顺宗以拥立宪宗之本末，殊不欲外廷知之也。及宪宗又为内官所弑，阉人更隐讳其事，遂令一朝国史，于此大变，若有若无，莫能详述。然则永贞内禅及宪宗被弑之二大事变，即元和一代，其君主与宦官始终之关系，实为穆宗以后阉党之深讳大忌，故凡记载之涉及者，务思芟夷改易，绝其迹象。[32]

陈先生的考证和分析，雄辩地揭示了“唐代自中叶以后，凡值新故君主替嬗之际，宫禁之中，几例有剧变，而阉宦实为此剧变之主动者”这一历史现象；指出了宦官对这类事件“深忌甚讳，不欲外廷有所得闻”，“以免其族类为士大夫众矢之的”的卑怯心理。

韩原本终于在文宗朝遭删改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而《旧唐书·顺宗纪》后论中的后一部分内容不见于今本，也就不足为怪了。今本虽非刘昫所引之韩原本亦即详本，但确为路随删订之韩改本亦即略本，其撰者为韩愈（包括沈传师、宇文籍）已毋庸置疑。要之，《商榷》认为“今本韩集中的《顺宗实录》本身可疑”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商榷》由于立论缺乏充分根据，导致了一系列推论失当，以致造成最后结论的错误。[33]

[1]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2]沈钦韩：《韩集补注·顺宗实录一》，光绪十七年三月广雅书局刊本，见《广雅丛书》第531册；参见《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94页。

[3]参见钱冬父：《韩愈》，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8页。

[4]载《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28页。以下简称《商榷》。

[5]韩愈：《韩昌黎全集》卷三十八，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4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