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与顺宗实录1（第2页）

当然，韩愈的思想里也存在不少消极的因素。他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曾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他甚至表示“行且谋引去”，要辞掉史馆修撰的工作。但是，这毕竟不是他思想中的主流。与韩愈有密切交往的柳宗元指出：这“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23]，因为柳宗元“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24]。他们是曾经立志要在史学上做一番大事业的，基于此，柳宗元在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正月二十一日致书韩愈，善意地批评了韩愈的某些消极观点，并热情地鼓励他：

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25]

“操行坚正”的韩愈，为人坦率、诚恳，次年，他撰成《顺宗实录》，没有辜负人们对他的期望。

三

《顺宗实录》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唐代的官修史书的工作中，曾经掀起一阵轩然大波，“议者哄然不息”[26]。《旧唐书·韩愈传》说：

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婿李汉、蒋系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

这一段关于韩愈及其《顺宗实录》的文字，于事实、于情理都存在着许多谬误，且与《旧唐书》其他各处所记往往矛盾抵触。这里，至少有三个问题是需要加以讨论和澄清的。

（一）关于“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的问题

认为“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是造成《顺宗实录》“颇为当代所非”的原因，进而证明韩愈无“史笔”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旧唐书·路随传》：“初，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改修。”这几句话，是说到了问题的症结了：“颇为当代所非”，原来是“内官恶之”；“所非”的原因也并非“繁简不当”，而是“说禁中事颇切直”。把“切直”加上“不实”的罪名，实在是太荒谬了。《新唐书·路隋（随）传》说：“初，韩愈撰《顺宗实录》，书禁中事为切直，宦竖不喜，訾其非实，帝诏隋（随）刊正。”“宦竖不喜，訾其非实”，这把宦官曲意攻击《顺宗实录》的真实情况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朱熹认为：“退之作史，详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其褒善贬恶之旨明甚”，并认为《新唐书·路隋（随）传》所论“此言是也”[27]。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著录《顺宗实录》时，也都采用《新唐书·路隋（随）传》的说法[28]。这些，反映了宋人对韩愈撰《顺宗实录》而遭到非难的不平。

至于韩愈的“史笔”，《顺宗实录》已作了最好的回答。这里还须说明的是：当朝宰相认为韩愈“有史才”，柳宗元称赞韩愈是“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朱熹说韩愈“作史”有方。可见韩愈的“史笔”是自有公论的。《旧唐书·韩愈传》对此持讥刺和否定的看法，显然是大错特错了。

（二）关于《顺宗实录》的“改修”问题

《旧唐书·韩愈传》称：“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旧唐书·路随传》也说“累朝有诏改修”。然而，对韩愈所撰《顺宗实录》的“改修”，事实上只进行了一次。

《唐会要》记：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中书侍郎、监修国史路随奉旨对《顺宗实录》“重加刊正，毕日奏闻”[29]。但《旧唐书·路随传》则记：大和七年（833年），路随进《宪宗实录》后，“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这就把改修《顺宗实录》的时间推到大和七年以后去了。以上二说，后者当误。据《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纪》、卷一百四十九《蒋乂传》附《蒋系传》、卷一百七十三《陈夷行传》等各卷所记，路随等奏进《宪宗实录》，均在大和四年（830年）而非大和七年（833年）[30]。可见，路随奉旨改修《顺宗实录》，应如《唐会要》所记，当在大和五年（831年）。

路随在什么情况下对《顺宗实录》进行改修，又是怎样进行改修的？从路随给唐文宗的一道奏章[31]，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唐文宗令路随对《顺宗实录》进行改修的指示下达后，朝廷大哗，周居巢、王彦威、李固言、苏景胤等人纷纷上疏，“具陈刊改非甚便宜”；而且“班行如此议论颇众”，弄到了“庶僚竞言”“表章交奏”的地步。于是监修国史路随也担心“果获修成”，“终为时累”。《顺宗实录》在文宗朝廷上毁誉纷纷，引起这么大的争论，绝不只是怎样看待一部史书的问题，而是曲折地反映了唐代中期以来庶僚集团和宦官集团的矛盾和斗争。第二，路随在上疏中指出：“韩愈所书，亦非己出，元和之后，已是相循”，说明韩愈所撰《顺宗实录》不仅曾经得到唐宪宗的认可，而且在元和年间已相循抄录，广为流传了[32]。这个事实，与《旧唐书·韩愈传》所说《顺宗实录》“颇为当代所非”不相符合。随意改修史书，何能取信后人？这个意思，路随在上疏中虽未明说，但字里行间，还是不难看出来的。可见，围绕着改修《顺宗实录》的争论，也反映了史学上直书与曲笔两种史学传统的斗争。第三，由于上述两个原因，路随只好请求唐文宗对改修《顺宗实录》做出具体指示，这是他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折中办法。唐文宗最后指示说：“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寻根访柢，盖起谬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33]唐文宗所说的“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原是“谬传”，应予以“刊去”，这就清楚地表明了韩愈《顺宗实录》为“当代所非”的具体内容和本质所在。

今存《顺宗实录》，由于只“改正”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其他不要更修”，故大体上还保存着韩愈所撰原本的面貌。《新唐书》说：“自韩愈为《顺宗实录》，议者哄然不息，卒窜定无完篇，乃知为史者亦难言之。”[34]这话对韩愈及其所撰《顺宗实录》颇抱同情之感，但说“卒窜定无完篇”，是过分夸大了。

（三）关于“韦处厚别撰《顺宗实录》三卷”的问题

韦处厚撰《顺宗实录》3卷，如韩愈的《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所说，分明是在韩愈撰《顺宗实录》之前，因其“未周悉”，监修李吉甫乃命韩愈“重修”。韩愈“重修”《顺宗实录》始于元和八年（813年）十一月，可知韦处厚撰《顺宗实录》当在此之前。韦处厚在唐宪宗元和初任史职，后因坐与韦贯之“友善”，出为开州刺史[35]。考韦贯之被“诬以朋党”，贬为湖南观察使，事在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36]。由此可证：韦处厚罢史职，出为开州刺史，亦应为是年[37]。准此，韦处厚撰《顺宗实录》（亦称《先帝实录》）3卷，当在宪宗元和六年（811年）之前。而《旧唐书·韩愈传》记此事于韩愈撰成《顺宗实录》之后，即宪宗元和十年（815年）之后，确系误记。这个讹误，客观上也起了贬低韩愈及其所撰《顺宗实录》的作用，故不能不予以澄清。

韩愈修撰的《顺宗实录》同唐代历朝实录一样，成为五代与两宋人们研究唐代历史的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而由于两宋以后，唐代实录多已亡佚，后之治史者得以通过《顺宗实录》大体了解唐代实录的一般情况。这当然不能不归功于韩愈。至于韩愈“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性明锐，不诡随”的品格，以及他的叙事“切直”的史笔，则更是难能可贵的。

韩愈在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声望，这是为人们所公认的；韩愈在史学史上的贡献，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1]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2]范文澜：《中国通史》第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06页。

[3]参见韩愈：《韩昌黎全集》外集卷六至卷十，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499～518页。

[4]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204页。

[5]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98页。

[6]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六《韩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57页。

[7]韩愈：《韩昌黎全集》卷三十八，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448～449页。

[8]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八《李吉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96页。

[9]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宇文籍传》。

[10]李汉：《韩昌黎全集》序，见韩愈：《韩昌黎全集》，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