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与顺宗实录1（第1页）

韩愈与《顺宗实录》[1]

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极负盛名。范文澜同志称赞他“不愧为‘凌云健笔意纵横’的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2]。

韩愈对唐代史学也有重要的贡献。唐宪宗元和年间，他曾一度担任史职，任史馆修撰，并主持修撰《顺宗实录》[3]。《旧唐书》本传说：“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4]这样的记载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样的评论也是极不公允的。本文拟对《顺宗实录》及其他有关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管见，目的是希望能够对韩愈所撰《顺宗实录》做出符合实际的评价。

一

唐代，历朝均修有实录，这是唐代官修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惜的是，这些实录多已不存。韩愈主持修撰的《顺宗实录》，是现今仅存的一部唐代实录，因而成为我们了解唐代实录具体面貌的珍贵的文献。

韩愈之任史馆修撰，是在他作《进学解》后，引起当朝宰臣的重视（“以其有史才”[5]、“奇其才”[6]）的结果。朱熹《昌黎先生集传》引洪兴祖《昌黎先生年谱》：韩愈任史馆修撰在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三月，元和九年（814年）十月任考功郎中，同年十二月知制诰。可见韩愈担任史职的时间并不长。

韩愈撰《顺宗实录》的具体情况，从他的《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中可略知大概：

（元和）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职，监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韦处厚所撰《先帝实录》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臣与修撰左拾遗沈传师、直馆京兆府咸阳县尉宇文籍等共加采访，并寻检诏敕，修成《顺宗皇帝实录》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奸佞，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讨，比及身殁，尚未加功。臣于吉甫宅取得旧本，自冬及夏，刊正方毕。[7]

李吉甫于“元和九年冬，暴病卒”[8]；韩愈又“自冬及夏”对稿本进行“刊正”：《顺宗实录》的写成与韩愈进《表状》的时间，当是元和十年（815年）夏天了。

由以上可知：（1）韩愈撰《顺宗实录》是以韦处厚《先帝实录》为基础的，但因“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改动是很大的。（2）除韩愈外，参与修撰《顺宗实录》的还有沈传师、宇文籍等[9]。（3）韩愈撰《顺宗实录》，始于元和八年（813年）十一月，终于元和十年（815年）夏，历时一年半左右。

韩愈《表状》说：“修成《顺宗皇帝实录》五卷”；李汉在编纂《昌黎先生集》时也说：“《顺宗实录》五卷，列于史书，不在集中”[10]。《新唐书》著录：“《顺宗实录》五卷，韩愈、沈传师、宇文籍撰，李吉甫监修。”[11]以上所记，都是一致的。现在我们见到的《顺宗实录》，记载了自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李适死、唐顺宗李诵即位，至元和元年（806年）正月李诵死、唐宪宗李纯即位共一年的重要史实，同时也还较多地涉及唐德宗统治时期的一些重大事件。

二

韩愈在《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中说，他撰《顺宗实录》，“忠良奸佞，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这并非自诩之辞。他的这四句话，可以概括为两个特点：一是直书，二是精当。通观《顺宗实录》全书，他确是这样做的。譬如：

1。记“宫市”

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中，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然“宫市”亦不为改易。谏官御史，数奏谏陈，不听。

这些记载，把德宗的贪婪和顽固、“宫市”的危害、宦官的骄横、人民的苦痛，都揭露得很透彻。

2。记盐铁使“进献”

旧盐铁钱物悉入正库，一助经费。其后主此务者，稍以时市珍玩时新物，充进献，以求恩泽。其后益甚，岁进钱物谓之“羡余”，而经人益少，至贞元末。逐月有献焉，谓之“月进”。

官僚的贪赃枉法、谄媚取容，君主的贪得无厌、纵容臣下，从“羡余”“月进”可见一斑。

3。记其他杂役勒索

贞元中要乳母，皆令选寺观婢以充之……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

诸如此类的役外之役、巧取豪夺，弄得人心动**，民不聊生。

《顺宗实录》的这些记载，准确而有力地从不同的侧面揭露了唐德宗的腐朽统治。

此外，韩愈对陆贽、阳城等人在唐德宗时遭受权臣裴延龄的谗毁、排斥，表示愤慨和不平。他在《顺宗实录》中写道：“德宗自贞元十年已（以）后，不复有赦令，左降官虽有名德才望，以微过忤旨谴逐者，一去皆不复叙用”；顺宗时重新起用一批左降官员，“至是人情大悦”，“而陆贽、阳城皆未闻追诏而卒于迁所，士君子惜之”[12]。他记述宗室、京兆尹李实专横跋扈，聚敛成性；顺宗时贬官通州长史，“至谴，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李）实由间道获免”[13]，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李实这种官员的痛恨，他还突出地记载了“永贞革新”的主要史实。韩愈虽然对王伾、王叔文等人并不表示同情，认为他们“朋党喧哗，荣辱进退，生杀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14]，失败是不可免的；但他对王叔文等革除德宗弊政以致“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啦大喜”[15]的反映，却都据实笔录，等等。

韩愈撰《顺宗实录》，能够秉笔直书，“著其系于政者”，绝不是偶然的。

第一，这是他的政治主张所决定的。例如，“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韩）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阳山令，量移江陵府掾曹”[16]。韩愈从监察御史的高位，贬为一个普通的地方官员，但并未因此磨去锐气。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令中使“赴临皋驿迎佛骨”，举国**，韩愈乃上书极谏，认为信奉佛事“伤风败俗，传笑四方”，甚至说“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17]。唐宪宗大怒，欲加极刑，后得裴度等人力救，乃贬官潮州，再一次由朝廷大员降为地方小官。这是韩愈宦途上的最大的一次挫折。然而他的信念丝毫未变，正如他的诗所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18]韩愈这种政治上的坚定精神，是他在史学上能够坚持直书的重要原因。

第二，中国史学传统的影响，是韩愈坚持直书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他说：“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19]韩愈尊孔子，崇《春秋》，自不免言过其实。但他说的“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确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优良传统。韩愈撰《顺宗实录》，正是继承了这个传统。他尤其反对“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的做法，认为“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主张对历史材料作慎重的选择，不能轻率地“纪而传之”[20]。这些，都说明了韩愈对待历史的实事求是精神。

第三，韩愈的为人，《旧唐书》说是“发言直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21]。《新唐书》称赞他“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终始不少变”[22]。像这样一个耿直、正派的人，是不会玷污自己的史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