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通历1（第2页）
第二，《通历》在其部分的结构上，也不完全拘泥于编年体史书的要求，而是注意到保持每一个朝代的君主之事迹的完整性。如对于东晋、十六国部分，先叙东晋，次叙十六国。对于南北朝部分，先叙南朝，次叙北朝；对东魏、西魏部分，先叙西魏，次叙东魏；对北齐、北周部分，先叙北齐，次叙北周。这实际上是把南北关系和东西关系放在平等的地位上来看待的，不强调“正统”与“僭伪”的区别，使各自的史事都有比较完整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马总对南北朝史事的编纂次第，大致是仿照了李延寿的《南史》《北史》，这也进一步证明他在材料的取资上多依据《南史》《北史》。
第三，《通历》在总的结构上，以自注贯穿全书，且申其编年之意。作者一方面略按朝代顺序记事，另一方面十分注意于朝代与朝代之间的衔接。这种衔接的形式是作者的自注。如：
——于两晋之际注曰：“右，自武帝受禅至愍帝遇弑，合五十二年，是为西晋。中宗元皇帝兴江东，是为东晋。”
——于东晋、刘宋之际注曰：“右，自元帝中兴至恭帝逊位于（刘）裕，凡十一帝、一百四年，是为东晋；通西晋共十八帝、合一百五十六年而禅于宋。”
——于南朝梁、陈之际注曰：“右，梁四主，五十六年，为陈所灭。”又：“右，后梁三主，凡三十三年。总按：‘后梁起于（梁）敬帝即位同年，至陈后主祯明元年国灭，入隋，封琮为莒国公也。’”
——于北魏、西魏之际按曰：“出帝与高欢有违言，乃西人关依宇文泰于长安，后遇鸩毒。泰乃立孝文孙南阳王宝炬为帝，称大统元年。”这里，作者还是强调了以西魏为正统。
——于西魏、东魏之际按曰：“出帝既入关，渤海王高欢至洛阳，频表请回驾，帝皆不答[36]。欢乃立孝文曾孙清河王子善见为帝，称天平元年。”这一条按语，连同上一条按语，是分别交代了西魏、东魏的由来。
——于东魏之末注曰：“右，东魏一帝、十七年，逊位于高澄。在后魏正史：由出帝后，更列《孝静纪》，不取宇文泰迎立出帝，以南阳王宝炬僭称专号也。”这是交代了魏收的《魏书》以东魏为正统这一史实，此亦可证马总撰《通历》时于“八书”也有所参考。
其他亦皆类此。这些自注或按语，对于朝代更迭、衔接的情况有所说明，便于读者了解历史演变的过程，同时也起到了贯穿全书的作用。
第四，《通历》于转录前史中也有一定的创造。《通历》记历代君主事迹，不止取材于前史本纪，往往于有关列传多所采择，这一点上文已经讲到。可见《通历》的编纂，并不是简单地抄录旧史，而是一个对史料再加工的过程，其中包含着作者在史学上的创造精神。除上文已经说到的以外，作者的这种创造精神，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十六国史事的处理与《晋书》的“载纪”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之处主要是：（1）《晋书·载记》不记前凉张轨等事，而将张轨入于“列传”[37]。《通历》则将张轨等人事迹列于十六国之首。（2）《晋书·载记》以人名命篇；《通历》则以国名编纂，一国之下依次记其君主事迹，这在形式上跟记两晋、南北朝君主事迹是一致的。（3）《晋书·载记》不以立国时间的先后编次，《通历》则很强调这样做。作者在十六国史事之末特意制一简表，以清眉目，并加按语说：“《载记》（按：当指《晋书·载记》）及诸家著述，其编次十六国，皆先后不定。今据僭位年、月向前者为之次第云尔”[38]。这里，我们也可窥见作者对于编年体的基本要求还是很注意把握的。至于他仍然提出了“僭位”一说，证明他毕竟不能完全摆脱正统思想的束缚，这是毫不足怪的。在这样一个重新创造的过程中，作者对前史旧文的加工、删节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如《晋书·张轨传》本文约4600字，而《通历》记张轨事仅250字，约占原文的118。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通历》的编纂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不少问题上，作者是经过认真思考、勇于进行创造的。
要之，《通历》作为一部特殊的编年体史书，还是很值得人们重视和研究的。
五、《通历》的价值
通过以上的考察，现在可以说到《通历》的价值了。
说到《通历》的价值，首先要看到它作为通史在中国史学发展上所处的地位。清人徐松论此书说：“《通历》之书，录自正史，其淹贯博赡固不足以方驾《通鉴》，惟梁武帝《通史》不传[39]，史钞之存于今者，以此书为最古。”[40]这主要是从历史文献学上来评定《通历》的价值。如果从历史编纂学方面考察的话，《通历》的产生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依我的浅见，概括地说：它是处于《史记》以后至宋元时期通史著作获得巨大成就之转折时期的通史著作之一。自《史记》以后、唐初以前，中国史学上的通史著作寥若晨星。有唐一代，许多史学在撰述通史方面作了可贵的努力，成就突出，李延寿《南史》《北史》，韩琬《续史记》，高峻《高氏小史》，韩潭《统载》，许嵩《建康实录》，杜佑《通典》，马总《通历》，姚康《统史》等，是为其中荦荦大者。从它们所包含的年代来看，《高氏小史》《统载》《统史》《通典》《通历》则是完全意义上的通史。而这些著作能够流传至今的，只有《通典》和《通历》了。因此，《通历》一书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国史学史上通史编纂，尤其是编年体通史编纂，是很有意义的。而它作为中国现存的最早的编年体通史，自应受到足够的重视。
《通历》的价值，还在于它对后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本文在有关《通历》的流传的论述中已多有涉及。这里着重要说到的，是它对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在记事和编纂方法上所提供的借鉴作用。这里，我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通历》记刘裕以宋代晋前的心理活动以及由他导演的一幕话剧，是这样写的：
帝（按：指刘裕）久劳于外，有怀代得。尝宴，从容而言曰：“昔者桓玄篡逆，天命已迁。吾首唱大义，兴复王室，南征北伐，克平宇内，功业既就，仍受九锡。年将衰暮，位极人臣，盛满之诫，古人所重。今欲奉还王爵，归老京师，诸卿以为何如？”群臣咸称功业，而莫晓厥旨。日昃，座散[41]。傅亮遂（还）外，悟焉，而宫门已闭。亮扣门求见，曰：“臣暂欲还都。”帝识其意，许之。亮即夜发，至京师，以禅代讽晋恭帝。[42]
上文已经指出，在这一段记载中，有关傅亮觉察出刘裕有禅代之意并以此暗示晋恭帝一事，《宋书·武帝纪》及《南史·宋本纪》均未载，是《通历》作者马总自《宋书·傅亮传》采入。今以《资治通鉴》宋纪所记与上文相比，则大致相同[43]。像这样的例子，在《通历》和《资治通鉴》中，还可以举出一些来。这当然不是一种巧合，它至少可以证明：《通历》对《资治通鉴》的编纂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至于在司马光之前，宋初孙光宪撰《续通历》10卷，以续马总《通历》，上文已经说到，不再赘述。
《通历》还有另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它保存了唐初虞世南所撰《帝王略论》一书的许多佚文。《帝王略论》5卷，是唐初一部杰出的史论著作。《宋史·艺文志》尚著录此书，然徐松所抄《通历》题记已谓“虞世南《略论》久已散佚，赖此犹存梗概”，可见《帝王略论》早在清初以前已罕有传本。晁公武说：《通历》记历代“世纪兴灭，粗述其君贤否，取虞世南《略论》分系于末，以见义焉”。晁氏当是见到《略论》一书的。阮元《通历》提要说：“今书中自四卷至十卷，有‘公子曰’、‘先生曰’者，当即世南之《略论》也。”[44]现据叶氏排印本卷四至卷十，“公子曰”“先生曰”凡34首，当是《帝王略论》佚文。唐史学家刘知幾《史通》一书，曾经评论虞世南《帝王略论》“述江左陈氏之亡”一事，原注曰：“虞世南《帝王略论》曰：永定元年，有会稽人史溥为扬州从事，梦人著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执金版，有文字。溥看之，有文曰：‘陈氏五主，三十四年。’谅知冥数，不独人事”[45]。今证以《通历》卷7陈后主事迹之末“先生曰”，两两吻合，唯《史通》所引较原文简略。这表明，自晁公武至阮元所论，都是可靠的。应当指出的是：近百余年来，知道《通历》一书的人很少，了解《帝王略论》一书的人就更少了。由于《通历》而保存下来的这些《帝王略论》的佚文，对于我们研究唐初史论的发展，研究虞世南的思想，研究唐太宗时期的政治，都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这一点，无疑是马总始料所不及的。《帝王略论》作为唐初杰出的史论，笔者已撰专文予以评论，这里就不详述了。
此外，在校勘方面，《通历》还可以作为校勘《晋书》、“八书”、“二史”的重要参考书。它在这方面的价值，也是应当受到重视的。
作者附记本文发表后，作者收到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许福谦同志来信，对拙文提出两点补正。信文不长。照录如下：
林东同志：
大作《说〈通历〉》（《古籍研究》1987年3期）拜读，深受启发，十分钦佩！
然大作有两处似可补正：一，大作引《通历》卷八记清河王绍与万人私通而谋害拓跋珪，谓：“此事不见于《北史》，亦未见于《魏书》，《通历》作者或另有所据。”以余拙见，此事系采自《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唯文字小有异同。二，大作引《通历》作者自注：“右，东魏一帝，十七年，逊位于高澄。”高澄当作高洋。此虽是作者之误，似应出注说明，则更好。
以上意见，或有不妥，仅供参考。
不胜区区向往之至！
许福谦拜书
1987。12。28
许书补正极是。殷殷之意，令人感动，乃全文照录，以申谢忱，且志己之疏失。
1988年3月13日
[1]原载《古籍研究》1987年第3期。
[2]刘节：《中国史学史稿》，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148～149页。
[3]见《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4]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三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34页。
[5]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三《姚南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83页。
[6]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五《薛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26页。两《唐书·马总传》记营救马总者为柳冕从事穆赞，不取。
[7]《全唐诗逸》卷中，见《全唐诗》第25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0191页。下引空海序文，亦见此。
[8]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三《马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