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政论的历史底蕴1（第2页）

关于人才问题，魏徵首先从一个根本原则说起，即“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父子君臣，不可斯须而废也”[20]。这是明确表明，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尤其在君臣之间，要保持着“德礼诚信”的原则，而这原则实际上是维系政治统治的关键，即所谓“国之大纲”。熟悉历史经验的魏徵深知，最高统治集团中的猜忌、矛盾、倾轧，既无“善始”可言，更谈不到“克终”。因此，他在论述人才问题时，首先提出“德礼诚信”的前提。

在这个前提之下，或者以这个前提为标准，就是鉴别人才的问题，于是魏徵反复论说区别君子、小人的重要性。他认为，君子、小人的特点是：“君子、小人，貌同心异。君子掩人之恶，扬人之善，临难无苟免，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唯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则何所不至”[21]。这里说的“貌同心异”很重要，即不可以以“貌”取人，而应识其“心”迹；君子能“杀身以成仁”，小人只是“唯利之所在”。关于君子、小人之辨，这是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关注的问题，但魏徵并非无的放矢，在他看来，唐太宗即位十年左右，在对用人的问题上，已不如贞观初年那样谨慎、郑重了，即他在上疏中指出的“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因其所论实有所指，洞察力和尖锐性也就显得格外突出。

诚然，在这个问题上，魏徵同样显示出他的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智慧，使其所论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令人信服的启示意义。魏徵在上疏中写道：

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义，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吾欲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于霸乎？”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亦无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22]

魏徵在举出具体的历史借鉴之前，首先强调“尽礼”“竭忠”“无私”“相信”，这在君臣之间、内外之间、上下之间都是相互牵连的几种关系，若无这种相互关系，则所说都是空话，都是老生常谈的高调。凶此，魏徵把这几种关系最后都落到一个“信”字上面，认为“信之为义大矣哉”，是最高统治集团的伦理关系的核心和应当恪守的根本准则。

在魏徵所引齐桓公与管仲关于“霸业”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二人对于政治统治在理解上有很大的区别。在管仲看来，齐桓公要维持“霸业”，关键在于知人、用人。而管仲一连说了知、用、任、信、无使小人参之等几重相互关联的环节，显示了管仲关于用人的政治智慧；千余年之下，魏徵推崇管仲的用人思想，则显示出魏徵在用人问题上也具有这样的历史智慧。魏徵在这篇上疏的最后，把君子、小人特点的区分以及用人的得失，直接同政治统治的“危亡”联系起来，俨然是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总结性认识，他写道：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则小人绝其佞邪，君子自强不息。无为之化，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于有罪，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将何望哉！[23]

魏徵的这段话，既是对知人、用人问题的说明，又像是对居安思危

思想的诠释，而联系所谓“永锡祚胤”的话，又像是针对他所概括的那个历史规律性现象的论证，这要看读者如何去理解。但是，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本是不可截然分开的：认识、政策和人才，任何一个环节都是重要的，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中国史学上，凡有较大历史影响的史学家，都认识到人在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在这方面，司马迁是一位先驱者。首先，他充分肯定人在历史转折关头或在大事变中的作用。他赞扬刘敬的胆识，说他“脱挽络一说”，向刘邦献定都关中之策，乃“建万世之安”[24]。他评价曹参说：“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25]他论周勃说：“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26]司马迁不仅对在亡秦、建汉、安邦这些重大事件中有关的历史人物做出评价，对于历史上类似的历史人物，也都能做出恰当的评价。其次，他明确提出，人的智谋在历史进程中有重要的作用。司马迁评论苏秦说：“起闾阎，连六国从（纵）亲，此其智有过人者。”[27]他赞扬陈平在汉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后又在诸吕之乱中“定宗庙”，于是“以荣名终，称贤相”，“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28]他比较晁错、主父偃在对待刘氏诸王策略上的得失时指出：“安危之机，岂

不以谋哉？”[29]六国合纵，平诸吕、定宗庙，削弱诸王，这些都是重大的决策，司马迁认为人的智谋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最后，他强调用人的恰当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安危。他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是“国之将兴”的征兆；反之，“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于是他引用前人的话说：“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30]司马迁在考察汉与匈奴的关系时，又寓意深长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31]

司马迁的这些论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不能不影响有丰富历史知识的魏徵，而司马迁和魏徵在用人方面的思想也会影响到魏徵以后的史学家，司马光即是突出代表。司马光在《历年图序》中指出：“国之治乱，尽在人君。人君之道有一，其德有三，其才有五。”他把“人君之道”置于最重要的位置。那么什么是“人君之道”呢？司马光论述道：

何谓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蕞尔之国，必有正直忠信之士焉，必有聪明勇果之士焉。正直忠信之谓贤，聪明勇果之谓能。彼贤能者，众民之所服从也，犹草木之有根柢也；得其根柢，则其枝叶安适哉？故圣王所以能兼制兆民，包举宇内，而无不听从者，此也。凡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适，任之欲专。[32]

从司马光的这些论述来看，可以说他继承了魏徵的历史思想，而且在理性认识方面又向前推进了。

由此可见，从司马迁、魏徵，到司马光，史学家们对于用人与治国安邦的密切关系，在认识上具有连贯性，是重要的政治思想遗产。而在政治实践方面，魏徵因其时代条件、政治地位和社会伦理关系的特殊，而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可以看作是“贞观之治”的指导思想之一。

四、余论

魏徵的这四篇上疏，论时政之道而始终不离开以史为鉴，显示出他是一个有深邃历史见识的政治家。他的这些政论，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和作用？《旧唐书》本传所载甚为简略，作者这样写道：

太宗手诏嘉美，优纳之。尝谓长孙无忌曰：“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此皆魏徵之力也。”[33]

这段话置于魏徵上第四疏之后，好像是针对魏徵的这四篇上疏所说的。但细察其意，这话是针对唐太宗自“即位之初”以来魏徵的历次上疏、诤谏的评价。那么，对于这四篇极有影响的论时政疏，唐太

宗当时是怎样看待的呢？吴兢《贞观政要》一书留下了一点历史的痕迹：

——当唐太宗读到魏徵关于知人、用人与政治“危亡”这篇上疏时，“览而叹曰：‘若不遇公，何由得闻此语？’”[34]

——当唐太宗读到魏徵论居安思危、明德慎罚之疏时，“深嘉而纳用”[35]。

——当唐太宗先后读到魏徵关于历史上为何“克终者鲜，败亡相继”以及“十思”之疏时，甚为震动，史载：

太宗手诏答曰：“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美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36]

纵观《贞观政要》的这几处记载，大致可以说明唐太宗对魏徵的这四篇上疏的积极反应，一方面是对魏徵的赞扬，一方面反躬自察，所谓“公之所陈，朕闻过矣”，“朕将虚襟静志，静伫德音”等语，反映了一代明君的气度与见识，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诤谏和纳谏的一段极有影响的史事，它告诉后人一个道理：诤谏，不仅需要政治上的胆识，还需要历史智慧；而纳谏不仅需要气度，还需要真诚。

当然，尽管如此，魏徵试图以自己的历史智慧和政治勇气，提出避免历史上的“取之者易而守之者难”，善始者多而克终者寡的规律性现象，因阶级的、历史的局限而必不能实现其目的，但他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并力图为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所做的思考，还是很有意义的。魏徵之所以不能从事实上解决他所提出的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正是因为他揭示的是一个历史的法则、历史的规律，而这一法则、这一规律是身处当时环境之中的人所无法解决的。具体说来，魏徵不论讲了多少道理，有些道理甚至是深刻的和精辟的，但他始终是把希望寄托在唐太宗一人的身上，这当然也产生了一定的政治作用，但事实上唐太宗不仅与魏徵生活在同一个历史环境之中，而且他本人也是在变化的，晚年的唐太宗也是向着消极、懈怠的方向发展。早在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徵上“十渐疏”，起首这样写道：

臣奉侍帷幄十余年，陛下许臣以仁义之道，守而不失；俭约朴素，终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顷年以来，浸不克终。谨用条陈，裨万分一。[37]

“十渐疏”所指出的唐太宗“其渐不克终”的十个方面是：求珍奇，倾民力，拒直谏，远君子，尚奇异，轻臧否，好畋猎，疏上达，荒政事，重徭役。魏徵对唐太宗在这十个方面的变化深为忧虑，他在“十渐疏”的最后写道：

夫祸福无门，惟人之召，人无衅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灾，远被郡国，凶丑之孽，起于毂下，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惧忧勤之日也。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臣所以郁结长叹者也！[38]

这一点唐太宗本人也是承认的[39]。

至于唐太宗以后的唐朝君主，虽有唐玄宗、唐宪宗等有作为的君主，但总的趋势，却是一代不如一代，不断由盛而衰了。对此，北宋史家范祖禹在其所著《唐鉴》一书中作了深刻的分析[40]。在中国古代，一个帝王如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一个朝代如唐朝这样盛大的皇朝，尚且不能走出“克终者寡”的历史规律，何况历史上的其他帝王、其他朝代！唐太宗、魏徵以及历史上其他一些政治家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寻求摆脱这种现象的出路，虽然都未能如愿，但却给后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思考，这或许就成了他们对历史贡献的一部分。

魏徵政论的历史底蕴，是他的政治敏感和历史智慧相结合的表现，也是他的诤谏风格的突出特点，政治和史学的关系，在魏徵那里，实际上也就是古今关系的反映。

作为政治人物的魏徵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宋史》中的《王安石传》《李纲传》，《辽史·萧陶隗传》《金史·世宗本纪下》《元史·贺胜传》《明史·郭敬传》等，都有后人关于魏徵的评论和赞颂。如金世宗对大臣说：“朕观唐史，惟魏徵善谏，所言皆国家大事，甚得谏臣之体。”[41]这两句评论，把魏徵政论的历史价值作了高度概括。正史以外他书，也有关于魏徵的评论，如元代官员曾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今居官之人有如魏徵者否？”答案是：“今之人侧媚成风，欲比魏徵实多愧矣。”[42]这是把魏徵作为衡量政风的标准来看待的。

当魏徵成了历史人物的时候，人们记住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他的诤谏所感动、所感奋，人们对他的政论中的历史底蕴并不十分在意。然而，魏徵之所以成为魏徵，他之所以能以他的诤谏说服最高统治者，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洞察历史。因为洞察历史，引史为鉴，从而具有说服力和震撼力，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2]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47页。

[3]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50页。

[4]参见《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按：时年，该刊为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