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帝王略论的历史比较方法1（第2页）
公子曰：班固云：“周云成康，汉称文景。”斯言当乎？
先生曰：成康承文武遗迹，以周、召为相，化笃厚之氓，因积仁德，疾风偃草，未足为喻。至如汉祖开基，日不暇给，亡嬴之弊，犹有存者，凿颠抽胁，尚行于世。太宗体兹仁恕，式遵玄默，涤秦项之酷烈，反轩昊之淳风，几致刑厝，斯为难矣。若使不溺新垣之说，无取邓通之梦，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景帝之拟周康，则尚有惭德。[15]
在这一段历史比较当中，作者对汉文帝的评价是极有见地的。在他看来，汉文帝在整顿汉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气方面，都有重大的贡献。联想到他对汉高祖的评价也不过是“虽未阶王道，霸德之盛者也”[16]，就更可以看出所谓“懔懔乎庶几近于王道”这话的分量了。文帝胜过成康，景帝则不如，这就是作者的结论。
此外，关于宋高祖可以同前朝哪个君主相比的问题，作者的分析也十分精彩：
公子曰：宋高祖诛灭桓玄，再兴晋室，方于前代，孰可比伦？
先生曰：梁代裴子野，时以为有良史之才，比宋祖于魏武、晋宣。观彼二君，恐非其类。
公子曰：魏武一代英伟，晋宣频立大功，得比二人，以为多矣，季孟之间，何为非类？
先生曰：魏武，曹腾之孙，累叶荣显，濯缨汉室，三十余年；及董卓之乱，乃与山东俱起，诛灭元凶，曾非己力。晋宣历任卿相，位极台鼎，握天下之图，居既安之势，奉明诏而诛逆节，建瓴为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挺剑，首创大业，旬月之间，重安晋鼎，居半州之地，驱一郡之卒，斩谯纵于庸蜀，擒姚泓于崤函，克慕容超于青州，枭卢循于岭外，戎旗所指，无往不捷；观其豁达宏远，则汉高之风；制胜胸襟，则光武之匹。惜其短祚，志未可量也。[17]
虞世南不赞成前代史家裴子野的历史比较，并陈述了这方面的根据。接着，他提出自己的看法，从出身、创业、度量、谋略几方面考察，认为刘裕有“汉高之风”“光武之匹”。在门阀观念很盛的历史环境里，作者能提出这样的看法，确乎难得。这一方面是作者的见识所致，另一方面也得力于他的比较的方法。
从下面的一段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进行这种历史比较的时候，很注意掌握分寸，是不轻许于人的。他论陈高祖说：
公子曰：陈高祖起自草莱，兴创帝业，近代以来，可方何主？
先生曰：武帝（按：即陈高祖）以奇才远略，怀匡复之志，龙跃海隅，豹变岭表，扫重氛于绛阙，复帝座于紫微；西抗周师，北夷齐寇，宏谟长算，动无遗策，盖开业之令主，拨乱之雄才：比宋祖则不及，方齐高为优矣。[18]
这个地方是把比较的范围限制在“近代以来”，但也还是涉及宋、齐、陈三朝。作者肯定陈高祖是“开业之令主，拨乱之雄才”，虽比齐高帝“为优”，但却“不及”宋高祖。一种历史比较中存在的分寸感，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这种分寸感往往是跟考虑历史的进程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在他对北魏孝文帝的评价中体现得格外清楚——
公子曰：魏之孝文，可方何主？
先生曰：夫非常之人固有非常之功，若彼孝文，非常之人也。
公子曰：何谓“非常之人”？
先生曰：后魏代居朔野，声教之所不及，且其习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尔不群，迁都瀍涧，解辫发而袭冕旒，祛毡裘而被龙衮，衣冠号令，华夏同风。自非命代之才，岂能至此。比夫武灵（按：指赵武灵王），不亦优乎！[19]
这是从民族关系上，特别是从“声教”方面高度评价了孝文帝的汉化措施，并把他称为“非常之人”和“命代之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够对民族关系有这样积极的见解，对所谓“异族”统治者作这么高的评价，同他着眼于从历史进程上考察问题，比较历史人物的方法是相关联的。文中没有专讲赵武灵王的事功，但从行文的口气来看，作者对赵武灵王也是极推崇的。上文已经讲过的作者论隋文帝“季年之失，多于晋武”，这也体现着历史比较中的分寸感；不过不是从他们对历史发展的贡献而是从他们对历史发展的阻滞来说的。
在这一类的历史比较中，作者一方面是注意到从历史进程来评价君主，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从他们在某个重大政治举措中的得失来评价他们。他论北齐武成帝传位一事与北魏献文帝传位一事是这样说的：
公子曰：武成传位可与魏文献（按：当作献文，此误）俦否？
先生曰：古人云：“知子莫若父。”献文之谢百群，克固皇家；武成之委万方，倾覆宗社。知子之鉴，无乃异乎！[20]
在封建社会里，皇位传袭是极其重大的政治事件。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曾经闹出过许多乱子，但也有处理得好的。作者提出“知子之鉴，无乃异乎”，在当时的政治中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请看作者是怎样评价献文传位的：
公子曰：魏献文禅位厥子，其义云何？
先生曰：《易》称：“圣人之大宝曰位。”又曰：“何以聚人曰财。”夫万乘之尊，鸿名也；四海之大，大宝也。鸿名大宝，三五之君尚步驱于兹；献文忘情九县，脱屣万几，传位嗣子，克昌鸿业，窅然汾水，不亦美乎。[21]
这些议论，显然是把献文传位的事情说得过于理想化了。事实上，献文传位的主观动机和后来冯太后、孝文帝的改革所达到的社会效果未必有必然的联系。在这里，作者是把着眼点放在传位后的客观效果，从而反转过来对献文传位之举做出评价的，因而难免有附会之嫌。不过如若从作者当时所处的现实来考察的话，这里很可能隐含着作者对于唐初李渊传位李世民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态度。从作者跟唐太宗的密切关系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帝王略论》一书则可能是唐太宗“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22]过程中，作者陆续写成的。由此，我们也可以大致推断出此书撰写的时间。不过这些都是推测，不能作为结论看待。
以上这几种历史比较，都是从纵向上考察问题，即涉及一个君主的前期和后期，一个皇朝内不同时期的君主，以及不同时期的皇朝的君主。此外，《帝王略论》在进行历史比较的时候，也有从横向上来考察问题的，即以同一时期的不同皇朝相比较。
四、以同一时期的不同皇朝相比
这一类比较是由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个分裂时期的客观情势提出来的，它在《帝王略论》中虽然所论不多，但其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这种历史比较，一是从君主个人扩大到整个皇朝，二是不仅要考虑到主观策略的制定，还要顾及客观形势的估量，因而具有更丰富的内容。作者认为，曹操、刘备、孙权三人，都是“肇开王业，光启霸图”之君，但他们又各不相同。曹操“兵机智算，殆难与敌”，“实有英雄之才”，然其“谲诡不常，雄猜多忌”，故“坐论西伯，实非其人”。刘备虽有“人君之德”，但终因“国小兵弱”，难以与孙、曹抗衡。至于孙权，“因厥兄之资，用前朝之佐，介以天险，仅得自存，比于二人，理弗能逮”[23]。寥寥数语，把曹、刘、孙三人的品德、才能、环境作了比较。同样，作者对高欢与宇文泰的比较也是如此——
公子曰：高氏负河海之利，周人固崤函之险，论其智略，孰者为优？
先生曰：若语其封疆，料其士卒，则周强而齐弱，非徒雁行而已。文帝潜师至，果以少击众，虽周瑜之破孟德，谢玄之摧永固，无以加也。不然，何以能挪自行乘间而霸大业？！奇谋长算，固有以焉。但顾命犹子，自相吞噬，“知人”之哲，于斯谬矣。[24]
这里所谓“高氏”“周人”，实际是指东魏高欢和西魏宇文泰时期的东、西两个皇朝来说的，高欢和宇文泰既是当时这两个皇朝最有势力的人物，又分别是北齐、北周政权的创立者；他们本人都不曾称帝，但都被他们的后人追尊以帝号。文中所谓“高氏”“周人”和所说的“周”“齐”，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作者认为，从地理条件看，齐、周各有优势；但从土地和军力来看，“则周强而齐弱”。但这里着重要比较的是“论其智略，孰者为优”的问题，故论中特别赞扬了周文帝（宇文泰）的“奇谋长算”。但作者对于宇文泰死前“顾命犹子”以致造成“自相吞噬”的严重后果则是全然否定的[25]，进而认为前人评论宇文泰有“知人”之哲的说法是一种谬说。作者没有直接回答“孰者为优”的问题，只是充分肯定了“智略”在双方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关于这一点，他在评论高欢时也给予了同样的注意。作者写道：
公子曰：高祖之神武才略云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