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102（第1页）

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1]02

更有甚者，李渊居然认为，他的这个“高贵”的出身，使得他比起历史上其他一些皇帝来说，都显得更加非凡。武德三年（620年），李渊对尚书右仆射裴寂说：“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王。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月，升为天子。至如前世皇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要，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唯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73]。显然，当李渊如此得意地夸耀其非凡的身世时，他早已把如火如荼的隋末农民大起义忘得一干二净了，不仅如此，就连他儿子李世民为建立唐皇朝而东征西讨的赫赫战功也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剩下的只是他那“高贵”的出身！

这种传统的思想影响和庸俗的门阀气味，在唐代的一些士族出身的大臣中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例如，武则天时的宰相王方庆，是东晋大姓王导之后。武则天曾向其询问有关王羲之墨迹。非常熟悉自己家谱的王方庆，便乘此机会向武则天炫耀了他的非凡身世[74]。反之，出身于庶族地主的官员们则没有此种优越感。他们中间，有的人为士族地主的“矜尚门阀”而愤愤不平。唐太宗时，马周“以布衣上书，太宗览之，未及卷终，三命召之。所陈世事，莫不施行”[75]。后马周任监察御史，关中士族韦挺“以周寒士，殊不礼之”；及马周官至中书令，便多方设法给以报复[76]。有的人则为自己出身于庶族寒门而感到羞耻，一旦有人问到他的出身，竟然丧魂失魄，“殆不能步，色如死灰”[77]。事实证明，在唐初，庶族寒门出身的官员在政治上存在着深刻的自卑感，他们同士族高门出身的官员的思想裂痕是很深的。有的论者不承认唐代有士、庶之分，那么此种现象又应作何解释呢？！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那些在某些方面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大家，也都不能摆脱这种庸俗气味的影响。如著名大史学家刘知幾，曾经花费很大的气力考证自己的家世，撰写了《刘氏家史》15卷和《刘氏谱考》3卷，“推汉氏为陆终苗裔，非尧之后。彭城丛亭里诸刘，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器曾孙司徒居巢侯刘恺之后，不承楚元王交。皆按据明白，正前代所误，虽为流俗所讥，学者服其该博”[78]。著名的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在诗文中也曾一再矜夸自己身世的不凡与高贵。他宣扬杜姓是陶唐氏尧皇帝的后人，又以东晋杜预为远祖而自豪。他在诗文中曾反复吟咏他作为陶唐氏后裔的光荣和骄傲[79]。可见这种门阀观念在当时地主阶级中具有多么广泛的影响！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序云：“唐为国久，传世多，而诸臣亦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其材子贤孙不殒其世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呜呼，其亦盛矣！”由此可以看出，所谓“诸臣亦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实为有唐一代的世风。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在“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凡九十八族”中[80]，士族出身的宰相有一百二十五人，其余多为庶族出身的宰相[81]。这说明不仅仅是士族地主热衷于“修其家法”，就是出身于庶族寒门而登宰辅之位者，亦同样热衷于“修其家法”。这正是唐代私家谱牒能够得到发展的社会根源，也是唐代之所以成为由谱学在官向谱在私家转变的关键时期的历史原因之一。

谱系之学原与仕宦、婚姻有密切联系。由于唐代继承并且发展了隋代的科举制，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早已废除，因此簿状、谱牒日益失去了作为仕宦依据的那种重要作用。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曾下诏“依周、齐旧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内人物，品量望第，以本州门望高者领之，无品秩”[82]。然而这不是真的要恢复九品中正制，不过是给士族地主做个样子而已。因此，这不是现实本身，只是现实对于自身以往历史的回忆罢了。

但是在婚姻方面，唐代地主阶级仍然保持着较严格的门户界限。这一方面表现为某些士族地主虽然在政治上日益失意，但他们还力图维持在婚姻上的门当户对的传统，保住他们作为士族的“高贵血统”。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某些庶族地主虽在政治上有所提高，但他们为着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还必须利用社会上仍然存在着的士族的影响，不惜低声下气向士族攀亲，迎合整个社会崇尚门阀的风气。

关东士族“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孙迭为婚姻，后虽益衰，犹相夸尚”[83]，约在一个半世纪中维持着这种门当户对的“高贵”的联姻。唐太宗决定修订《氏族志》，主要目的固然是为了从政治上削弱关东士族的势力和影响，突出皇室和功臣的地位；但是“山东士人尚阀阅，后衰落，子孙犹负世望，嫁娶必多取资，故人谓之卖昏（婚）”[84]的情形，也使唐太宗极为不满，认为此种做法“甚伤教义”[85]。因此，唐太宗一方面指示高士廉等撰《氏族志》，一方面杜绝皇室与山东士族联姻，故当时“王妃、主婚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86]。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抬高皇室和新贵，着意打击山东士族。这个政策，在唐代前期是没有改变的；直到唐代中后期，随着士、庶界限的日益缩小，它才不再具有原先那样的约束力了[87]。

皇室和新贵们在婚姻方面刻意抑制山东士族，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并不是他们自己完全没有门阀等级观念。唐高宗开耀元年（681年），薛尚尚武则天女儿太平公主。武则天听说薛尚之嫂萧氏、弟媳成氏出身“非贵族”，乃曰：“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邪！”甚至要迫使萧、成二氏与薛家离婚，后经他人解释，才未予以深究[88]。此外，尽管大部分新贵不与山东士族联姻，但也有少数显赫新贵还是攀附名门士族结为姻亲，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声望；山东士族虽然“矜尚阀阅”，但对于少数名声卓著的新贵，也是乐于巴结的，从而借以延缓他们的衰落。例如，房玄龄、魏徵、李勣等与山东士族为婚，后者因此得到扶持，“故望不减”[89]，足见此种婚姻，原是互相利用。有的人甚至认为，未能与山东五大姓崔、卢等联婚，乃是人生三大憾事之一[90]。至于唐高宗时的吏部尚书李敬玄与山东士族联婚，可以说是互相利用而联婚的典型。史载：“敬玄久居选部，人多附之。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故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91]。又如，“新门”张说，“好求山东婚姻，当时皆恶之。及后与张氏为亲者，乃为甲门”[92]，也属于此类情形。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种相互利用的婚姻关系，就会误认为唐代士庶之间在婚姻上的界限已经消失，认为当时已“彻底打破了‘身分内婚制’。唐代的庶族只要有财有势，便可以与士族通婚”[93]。事实上，在唐代前期，这只是一种为数不多的现象。李敬玄终为唐高宗所贬斥，张说则为当时人们所“恶之”，证明那时的庶族并非“只要有财有势，便可以与士族通婚”。关于此，我们从以下的事实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李义府出身于庶族地主，但其门第观念极重。史书上说他：“既贵之后，又自言本出赵郡，始与诸李叙昭穆，而无赖之徒苟合，藉其权势，拜伏为兄叔者甚众。给事中李崇德初亦与同谱叙昭穆，及义府出为普州刺史，遂即除削。义府闻而衔之，及重为宰相，乃令人诬构其罪，竟下狱自杀”[94]。这不只是士、庶之间利用谱学进行勾结、角逐的一幕丑剧，而且还生动地揭示了谱牒作为婚媾依据的虚伪。李义府为了攀附士族，曾多次为其子求婚于士族，均遭拒绝。于是他一怒之下，“乃奏陇西李等七家，不得相与为婚”[95]，作为他对于那些好自矜尚的士族地主的报复。这件事，一则说明身居相位的李义府门阀观念的浓厚，同时也说明士族地主也并非是只要有财有势便可与婚，他们是要有所选择的。这里，我们还要提到的一个人，即是与李义府同时的许敬宗。许敬宗掌修国史，“嫁女与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并升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同卷”[96]，因而遭到物议。许敬宗死后，袁思古历数其错误，其中之一便是“嫁少女于夷落”，名与实爽，请谥为“缪”。许敬宗出身于士族，他的所作所为受到非议，反映了舆论的倾向仍在于崇尚门阀；而许敬宗因为贪财替钱九陇“曲叙门阀”，也正是这种崇尚门阀的社会风气的表现。这种情形，自然不能称为历史的漫画，而是漫画化的历史。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归结出这样一些认识：在唐代，旧士族以婚姻相矜尚，拒绝与庶族地主联婚，是为了保持他们“高贵”的血缘传统，并以此证明他们过去曾经是非常高贵的，现在也还是十分特殊的；皇室不与山东士族联婚，是为了打击这个历来势力最大、目前虽已削弱但仍有相当影响的旧士族集团，从而突出最高统治者和皇室在政治统治、思想传统、社会影响等方面的绝对优越地位；少数新贵与旧家的联婚，前者是仰慕旧士族的传统声望，后者则企图借此来延缓自身衰落的趋势和进程；一些庶族地主不惜以重金作为聘礼，去“高攀”旧士族的千金小姐，是企图借此来提高自己的身份，而旧士族不顾背着“卖婚”的恶名，恰是为了证明庶族地主与他们的联婚该是何等的艰难和荣耀；等等。这就是以谱学作为某种理论上和历史上的根据而表现出来的唐代地主阶级的婚姻状况。不管我们今天看起来是怎样的庸俗不堪和不可理解，但这毕竟是唐代存在着的历史现象。恩格斯在剖析中世纪的剥削阶级的婚姻关系时指出：“对于骑士或男爵，像对于王公一样，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97]唐代地主阶级在门阀观念指导下所实行的婚姻关系的本质，不正是如此吗！历时近300年的唐皇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极其宝贵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至今还给人们以种种启示和鼓舞。我们要批判地加以总结和继承这一份珍贵遗产。然而，对于这种崇尚门阀的婚姻制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庸俗的社会风气，除了对其给予科学的说明之外，实在不值得作任何肯定并应彻底摒弃之！

唐代的谱系之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它曾经起到了抑制和打击旧士族的积极作用；反之，作为地主阶级各阶层（主要是士族地主阶层）在婚姻关系上的依据，它却发挥着那种崇尚门第的庸俗透顶的婚姻关系的护法神的作用。唐代谱学在不同的领域中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和作用，怎样解释这一“矛盾的”现象呢？这是因为：唐代谱学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它只是承袭了魏晋六朝谱学的外壳（形式），而它的内核（本质）已经不是为突出士族地主的政治地位（“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服务了，而是为加强李唐皇朝的皇权和新贵的政治地位服务，并为大批庶族地主的青云直上，涌入“士流”提供依据。可是，在婚姻关系方面，唐代谱学作为讲究门户、崇尚阀阅的婚姻关系的根据，却依然保持着它历来所发挥的那种传统的作用（“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这正是魏晋六朝谱学的本质特征之一；所以它既是唐代地主阶级庸俗的社会风气的产物，同时又转而为这种庸俗的社会风气张目。

四、结语

唐代的谱系之学作为唐代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给我们提供了阐明史学发展与历史发展密不可分的有力证据。即：唐代谱系之学的兴替，既反映了士族地主、庶族地主双方力量的消长，也反映了士族地主的门阀观念（一种典型的封建等级观念）的顽固性；如果离开了唐代的士、庶矛盾斗争，离开了门阀观念所赖以存在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历史传统影响，也就无法去讨论、认识与说明唐代的谱系之学，此其一。其二，中国封建史学固然有其基本的、一般的发展规律；但它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却往往会显示出某些不同于其他阶段的特征。例如，谱系之学就是魏晋至隋唐这一时期封建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都不存在这样发展的、典型的谱系之学。声势浩大的唐末农民革命战争，使“衣冠**析”，故宋人王明清云：“唐朝崔、卢、李、郑，及城南韦、杜二家，蝉联珪组，世为显著，至本朝绝无闻人”[98]，反映出士族地主被彻底清除。郑樵认为：五代以前，“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99]。他的这个结论，大抵是不错的。

[1]原载《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1期。

[2]郑樵：《通志二十略·氏族略·氏族序》，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页。

[3]郑樵：《通志二十略·氏族略·氏族序》，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页。

[4]参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儒学传中·柳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80页。

[5]郑樵：《通志二十略·氏族略·氏族序》，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页。

[6]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儒学传中·柳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80页。

[7]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褚亮传》附《李守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84页。

[8]参见刘餗：《隋唐嘉话》上：“秦王府仓曹李守素，尤精谱学，人号为肉谱。虞秘书世南曰：‘昔任彦升善谈经籍，时称为五经笥，宜改仓曹为人物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页。

[9]欧阳修等：《新唐书·褚亮传》附《李守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78页。按：李淹，前引柳芳文作李公淹。

[10]以上均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下《儒学传下·路敬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62页。

[11]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00页。

[12]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儒学传中·路敬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66页。

[13]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下《儒学传下·柳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71页。

[14]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下《儒学传下·柳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72页。

[15]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韦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93页。

[16]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十《讨论》，赵贞信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5页。

[17]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中·萧颖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7页。

[18]参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01页。

[19]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儒学传中·孔若思传》附《孔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85页。

[20]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柳芳与韦述友善，俱为史官。述卒后，所著书有未毕者，多芳与续之成轴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0页。）

[21]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柳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36页。

[22]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九《柳登传》附《柳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33页。《唐会要》卷三十六《氏族》亦载：“永泰二年十月七日，宗正卿吴王祇奏修，史馆太常博士柳芳撰《皇室永泰谱》二十卷，上之。”

[23]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九《儒学传中·柳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