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和政治（第2页）

《通典》不仅在当时“大传于时”，“大为士君子所称”，有广泛的政治影响；它的经世致用之旨，也受到后世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的推崇。朱熹指出：“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29]。清帝乾隆《重刻通典序》说：“此书……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30]清四库馆臣称《通典》是“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31]。清人将《通典》列于“政书”类，应当说是符合杜佑的撰述主旨的，其中也包含着他们关于史学与政治之密切联系的思想。

三、史学和政治决策

唐代史学的经世致用，从史学和政治的关系来看，其重要性莫过于影响到政治决策。这种影响，大量的是通过思想领域实现的。这对唐皇朝的巩固、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唐朝继隋而起，就像汉朝承秦而兴一样。隋唐皇朝是秦汉皇朝之后又一次两个蝉联的统一政权，其中得失存亡之故，颇有相似之处。唐初史家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中，提出了对现实政治极有参考价值的认识。贞观十年（636年）成书的“五代史”中的《隋书》，在这方面是有代表性的。魏徵撰写的《隋书》史论，是这些认识中最有见地的。《隋书》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很多，大要说来，一是关于得失存亡之辨，二是关于教化和用人。隋何以亡，唐何以兴？这个问题，犹如西汉初年陆贾撰《新语》一样，是《隋书》要回答的根本问题。“隋之得失存亡，本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32]这是《隋书》对隋朝历史经验教训的最重要的概括。对于这个问题，《隋书》史论首先是从变化的观点来分析的，认为隋朝的“衰怠”“乱亡”的原因“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33]，它起于文帝而“成于炀帝”。《隋书》史论分析了隋亡“成于炀帝”的种种政治原因，指出炀帝统治时，“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34]。这些认识触及了隋朝灭亡的一些根本问题。其次，《隋书》史论分析了文帝、炀帝在政治举措上出发点的不同，阐述了“高祖之所由兴，而炀帝之所以灭”的原因[35]，指出隋文帝在统一南北的战争中，对人民的“动”是为了使其“安”，对人民的“劳”是为了使其“逸”，故能以致兴；而隋炀帝“肆其**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仇”，故必然致亡。这是说到了人心之向背，决定了隋朝的兴亡。魏徵的这个认识是带有一贯性的，他曾多次引用《荀子·王制》篇上的话劝告唐太宗：“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36]后来唐太宗本人也用这话诲谕太子[37]。这在唐初统治者中，无疑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再次，《隋书》史论还从财政、劳役、兵役等一些具体政策上总结了隋朝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到“取之以道，用之有节，故能养官之政，勖战士之功，救天灾，服方外，治国安人之大经也”的道理，以及对待人民“不夺其时，不穷其力，轻其征，薄其赋”的必要性[38]。这些见解，从阶级实质来看，是为了巩固唐皇朝的统治而提出来的；从历史观来看，是比较明确地认识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破坏，和政权的兴盛与衰亡有直接的关系。唐初统治集团注重制定发展社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各种措施，其思想基础就在于此。

唐初实行“偃武修文”的“教化”之政的重大决策，是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才制定下来的。唐太宗即位之初，“尝与群臣语及教化”。他说：“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不赞成这种看法，认为：“久安之民骄逸，骄逸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唐太宗认为魏徵说得很对。大臣封德彝反对魏徵的意见，他说：“三代以还，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徵书生，未识财务，若信虚论，必败国家。”魏徵反驳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唐太宗最后采纳了魏徵的主张，收到了很突出的政治效果，数年之后他兴奋地对长孙无忌等重臣们说：“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宜振耀威式，征讨四夷。’唯徵劝朕偃武修文。中国安，四夷来服……徵之力也。”[39]这是充分肯定了关于“教化”的决策。魏徵结合隋朝的历史，进一步阐述了“教化”之政的思想，认为：“古之善牧人者，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随其所便而处之，用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他称道隋朝的循吏梁彦光等“内怀直道，至诚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见思”的风范[40]。他还指出：“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41]。魏徵借评论历史，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统治秩序和政治环境，也对各级官吏提出了“立身从政”的目标。从上文可以看出，这对唐初的政治生活显然是十分重要的。《隋书》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见解：“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长短殊用，大小异宜，楶棁栋梁，莫可弃也。”[42]从历史观点来说，这种认识注意到众人的智慧和力量以及各种人才的不同的独特作用，比之于把历史的变化完全归于一人一谋的论点，是很大的进步。从政治上的考虑来看，它是通过肯定“有隋多士”来肯定一大批唐朝的开国元臣、宿将，并希望唐朝最高统治者继续广开言路，选拔人才。纳谏和用贤，是“贞观之治”的政治特色之一，与此不无关系。

关于得失存亡之辨，关于教化和用人，是唐初的史学对唐初的政治决策产生积极影响的两个方面。唐初史学对唐初政治的又一重要影响，是关于“封建”的讨论，其影响所及直至中唐之末，成为唐代史学上和政治上的一件大事。秦汉皇朝实行郡县制，但关于分封和郡县孰优孰劣的争论却一直延续下来。唐太宗即位后，令群臣议“封建”，即分封诸王、功臣之事。当时大致有三种意见，赞成的，反对的，还有主张“分王诸子，勿令过大”的。魏徵、李百药、于志宁、马周、长孙无忌等都持反对意见。魏徵从唐初的政治、经济状况出发，不赞成分封一事。史臣于志宁认为“古今事殊”，故“宗室、群臣袭封刺史”事，“恐非久安之道”。马周从历史教训考虑，认为分封之制易生骄逸，“则庶兆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长孙无忌虽在受封之列，也反对分封，上表称：“缅惟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两汉罢侯置守，蠲除昔弊，深协事宜。今因臣等，复有变更，恐紊圣朝纲纪。”[43]史家李百药更作长篇奏论驳世封之事，指出：“得失成败，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辙，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浇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里之间，俱为采地。是则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纪纲弛紊，断可知焉。”他批评曹冏的《六代论》、陆机的《五等论》主张分封的说法是谬妄之言，建议唐太宗“以质代文”，不要忙于“定疆理之制，议山河之赏”[44]。最后，唐太宗终于罢封建事。这对于唐皇朝的巩固，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确乎是一桩重大的决策。在这次涉及历史经验和现实政治的反复讨论中，一些史学家参与了，并且相当深入地阐述了历史进化的思想，在政治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唐以后，藩镇割据，其势盛于诸侯。于是柳宗元撰《封建论》，以说明历史而审视现实。《封建论》的理论价值在于，它提出了“不初，无以有封建”和“封建，非圣人意也”这两个前后相关联的论点。柳宗元从人类处于“草木榛榛，鹿豕狉狉”的初始阶段，为了“自奉自卫”必须“假物以为用”到“假物者必争”，从“争而不已”到“听命于能断曲直者”，从“告之以直而不改”到“君长刑政生焉”，一直说到里胥、县大夫、诸侯、方伯、连帅、天子各级统治者的出现。柳宗元认为，这个发展过程就是“封建”出现的过程，跟所谓“圣人之意”是没有关系的。《封建论》还提出“势”这个历史范畴来与“圣人之意”相对立，这是它的理论价值的又一个方面。他反复论证，殷周时代实行分封制带有必然的趋势：“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这样，自秦而下，废分封、设郡县，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不可变也固矣”，不能看作是违背了“圣人”的意愿[45]。柳宗元的这篇著名的史论，接近了把历史进程看作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之认识的边缘，从而达到了当时历史思想领域里的最高成就。而《封建论》在当时的政治意义，是为唐宪宗等人对藩镇割据势力进行斗争提供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也是在这方面对割据势力的有力的驳斥。宋人苏轼认为：关于“封建”的讨论，说者甚多，“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46]。这足以说明《封建论》在历史理论和政治影响方面的作用。

从民族关系来看，隋唐皇朝的统一政治局面，是魏晋南北朝民族斗争、迁移、融合的结果。历史发展的这一趋势深刻地启发着史学家的历史思想，对民族关系的发展不断产生出新的认识；这一种认识又反作用于当时的现实，从而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的影响。这也是唐代史学关系到政治决策的一个方面。早在隋唐之际，史家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已不满于“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的修史情况，打算“编年以备南北”[47]，在历史编纂上对南北关系和民族关系作比较合理的处置。他的这个主张，后来由李延寿撰成《南史》《北史》而得以实现。唐高祖时，初议修前朝诸史，对于汉族统治者和鲜卑族统治者建立的皇朝，是作同样看待的。唐修《晋书》，对西晋江统的《徙戎论》并不赞赏，指出：“‘徙戎’之论，实乃经国远图。然运距中衰，陵替有渐。假其言见用，恐速祸招怨，无救于将颠也。”[48]这实际上是不同意把西晋的灭亡，归咎于“戎狄”的说法。《晋书·载记》记十六国事，对各族仍不免有微词，但也并非一概骂倒，有的甚至给予很高的评价。《隋书·经籍志》史部以“霸史”类著录十六国史著，列于正史、古史、杂史三类之后，起居注类之前，并对它们所记有关十六国史事给予相当好的评价。刘知幾《史通·称谓》篇也指出：“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他批评晋人“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是“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这些，都反映了史家们力图从历史事实上严肃地看待各民族历史的态度和思想。在这方面，大史学家杜佑在《通典·边防》序中所阐述的思想，具有更高一层的理论价值。他从两个方面说明了华夏跟夷狄的关系。一是华夏、夷狄本无根本的差别，夷狄的“鄙风弊俗”，华夏原先也是有的，即所谓“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二是华夏、夷狄所处地理环境的不同，以致前者“随时拯弊”，后者“莫革旧风”，才出现了发展程度上的种种差别。这两点，反映出来史家的历史进化思想，以及在当时所达到的最为正确的民族理论。杜佑仅仅从地理环境的因素来解释华夏、夷狄在发展上出现的差别，显然是不全面的。但他的这个理论上的认识，对于江统《徙戎论》所散布的戎狄“性气贪婪，凶悍不仁”的种种偏见，是有力的批驳，是历史思想上的重大进步。唐代史家关于民族和民族关系的这些认识，是隋唐时期思想领域中“天下大同”“天下一家”观念在历史理论上的具体反映，它同当时的统一政治局面有关，又进而影响着这一政治局面的发展。看到唐初多民族相聚的局面，唐高祖很自豪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唐太宗晚年总结政治经验，把“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49]，看作是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这实际上也是唐初的一项基本国策，而它的思想基础是不能脱离当时史家所提出的关于民族和民族关系的认识的。中唐时期的不少文武重臣如郭子仪、杜佑、李德裕等，也都是这项基本国策的执行者和解释者，在政治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唐代史学对于重大政治决策所起的作用，有的是直接的、明显的，有的是间接的、不明显的，都显示出史学对于政治的不可忽视的反作用，成为促进历史进步的一种精神力量。

[1]原载《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4期。

[2]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

[3]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二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8页。

[4]吴兢：《贞观政要》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

[5]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6]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45页。

[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宣宗大中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154页。

[8]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吴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29页。

[9]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六《魏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69页。

[10]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30页。

[11]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杜正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42页。

[12]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史官”条，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00页。

[13]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修〈晋书〉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14]刘知幾：《史通》卷十《辨职》，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83页。

[15]李翰：《通典》序，见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页。

[16]姚铉：《唐文粹》卷八十二《岐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明嘉靖刻本。

[17]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3页。

[18]杜佑：《上〈通典〉表》，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七《杜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3页。

[19]杜佑：《通典》自序，见杜佑：《通典》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20]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50页。

[21]参见杜佑：《通典》卷一《食货一·田制》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