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史学发展的几种趋势1（第1页）
中唐史学发展的几种趋势[1]
这里说的“中唐”，是指从唐玄宗天宝初年（起于742年）到唐宪宗元和末年（止于820年）之间约80年的唐代历史，跟中国文学史上所说的“中唐时期”在断限上略有不同。唐玄宗开元末年，唐皇朝的盛世已出现衰败的朕兆，而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755—763年）则严重地阻滞了唐代经济、政治发展的势头，同时也使盛世时期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社会矛盾统统爆发出来。其中，如藩镇问题、土地问题、财政问题、民族关系问题等，都十分严重，成为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政治家的改革，思想家的论辩，史学家的沉思，以至诗人的咏叹，都使他们在面对严峻的现实这一点上有很多相通、相似之处。人们所熟知的“两税法”、《封建论》、“三吏”、“三别”等，都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唐代史学风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几种新的发展趋势。
一、明确提出史学的经世作用
中国史学历来跟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这个传统起源于久远的古代，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2]，可以说是它的思想的源头。《左传》一书在这方面有不少明确的记载，如隐公六年（前717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郑伯侵陈，大获。往岁，郑伯请成于陈，陈侯不许。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陈侯曰：‘宋、卫实难，郑何能为？’遂不许。”这是说陈侯没有听取五父的建议而终于给国家带来了灾难。对于这件事，《左传》发表了一大篇议论：
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按：即上文所说陈侯）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商书》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乡（向）迩，其犹可扑灭？”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蕰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殖，则善者信矣。”（按：《商书》，系指《盘庚》上篇；周任，马融《论语注》说是“古之良史”。）[3]
这一篇“君子曰”不仅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而且还引用历史文献和“古之良史”的说法，其意在强调“为国家者”应当懂得“善不可失，恶不可长”的道理。
秦汉以下，史学家对于史学跟政治的关系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发展，认为史学对于政治的作用不只是在于对一人一事之得失上的借鉴，而是要以史学来反映一个时代的发展和变化。这从司马谈临死之前对司马迁的告诫中看得很清楚。司马谈的临终嘱咐是：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4]
在司马谈看来，周公和孔子之所以为人们所称颂与效法，是因为他们用种种方式反映出了时代的面貌，而他自己身为太史却又没有做到这一点，“废天下之史文”，所以感到十分惶恐。这一方面表明史学家对于史职有一种崇高的神圣感；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史学家看来，史学跟政治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
在政治家眼里，政治跟史学之间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中唐以前的政治家对此有较深的认识和较多的言论的，当首推唐太宗。他曾赐给大臣李大亮一部荀悦著的《汉纪》，说它“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希望李大亮“公事之闲”，“宜加寻阅”[5]。贞观十年（636年），当史臣们按照他的旨意撰成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他对史臣们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6]。唐太宗为封建社会里的一代英主，他的政治统治之所以获得成功，跟他重视史学的政治作用，注意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自有一定关系，所以他有更多的感受和更深的认识。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问群臣：“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这里提出的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群臣都说：“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对于这种把自己神化的说法，唐太宗是不赞成的，他说：“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7]于是他历数了他成功的五个原因。这说明，唐太宗对于史学的重视并非说说而已。因此，他说的这句名言，无疑是出自内心的一种看法：“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8]
要之，中唐以前，人们对于史学和政治的关系是有相当深刻的认识的。但是，在中唐以前的史学家中，还不曾出现这样的情况：由史学家自己宣称，他写的史书将直接应用于政治统治。这种情况，在中唐时期是切切实实地出现了。大史学家杜佑郑重表明：“佑少尝读书，而性且蒙固，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9]这几句话，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很有分量的，因为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家第一次由本人宣布，其著述将直接用来为政治服务。前代史家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其人”[10]，“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11]等种种含蓄的说法，已经发展为一种明确的“史学宣言”了。杜佑的这一撰述宗旨，颇为同时代人所重视，所推崇。李翰认为：
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12]
李翰在这里说的“致用”“经邦”“立事”“师古”“随时”等，要紧的是“致用”和“随时”。“致用”是强调史学的实践性，即为社会所用。“随时”是要求这种“致用”应从实际出发，不是泥古不化，生搬硬套。总之，研究历史，应是“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李翰的这些说法，不独中肯地概括了《通典》的旨趣，而且也反映了他跟杜佑在思想上的相通之处。此外，曾与杜佑长期共事的权德舆认为：《通典》一书“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13]。权德舆是政治家，他的评论，自有一定的分量。后人评论《通典》，说它是“有用之实学”[14]“经国之良模”[15]，也都是着意于杜佑的经世致用思想。杜佑的撰述宗旨和《通典》的内容，的确无愧于这些评价。在中国学术史上，明清之际出现了一批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许多论者认为，这是中国经世致用之学的开端，这个说法是可以讨论的。从以上的论述中，至少可以认为，杜佑《通典》实为中国经世史学的滥觞。若此说尚可成立，则应对中国经世致用之学的发展作重新估价。
值得注意的是，中唐时期，经世思想的产生不限于史学领域。如政治家、地理学家李吉甫指出：
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16]
这是他反复阐说自己撰述《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从中不难看出，他极不满意那种“流于异端，莫切根要”的地理之学，强调地理之学应着重研究“丘壤山川，攻守利害”，以便为当时的政治统治服务。如果以李吉甫的这个撰述思想，跟明末清初顾炎武、顾祖禹关于地理之学的思想做一比较的话，似可找出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李吉甫曾撰《元和国计簿》，以“审户口之丰耗”；撰此书，以“辨州域之疆理”，其远叙先秦时期，近及贞元年间，距成书仅二三十年[17]。这种在撰述内容上论及当代的做法，跟杜佑的《通典》颇有共同之处。
元和十年（815年），大诗人白居易在长安为太子属官，其间，他给元稹写了一封信，讨论诗歌的创作目的和社会作用。信中说：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18]
这就是说，诗文的创作，应当密切结合当时的“时”“事”。有这种认识的人，又岂止一个白居易。
总的来看，中唐史学之趋向于重视经世作用，并不是偶然的或孤立的现象。一方面，这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它要求史学家把从现实去考察历史与从历史来观察现实结合起来，即把现实作为研究历史的起点和归宿。另一方面，经世思想在当时已或多或少成为一种学术文化的潮流；《通典》是这个潮流的产物，又是这个潮流的一部分，故而“大为士君子所称”[19]。
二、通史撰述上的新成就
在西汉皇朝盛世，司马迁著《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座里程碑。然而，自东汉班固撰《汉书》，改通史为断代，此后数百年间，通史撰述甚为寥落，而断代为史则风靡一时。南北朝时，梁武帝曾命史学家吴均等撰《通史》600卷，北魏元晖也曾召集史学家崔鸿等撰《科录》270卷，这两部书都是通史，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隋末，陆从典试图“续司马迁《史记》，讫于隋”[20]，但他并未实现这个著述计划。这表明，从南北朝至隋，一些政治家、史学家，还是希望在撰述通史方面能够获得新的成就。
盛唐史学家中，不少人有通变的历史思想。《隋书·经籍志》史部后序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就是这种历史思想的反映。李延寿撰《南史》《北史》180卷，“以拟司马迁《史记》”[21]。睿宗、玄宗时人韩琬曾撰《续史记》130卷[22]，可惜其书已佚。而萧颖士则“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为传百篇”[23]。这是分别采用纪传体和编年体撰写的通史，前者尊《史记》，后者崇《春秋》。萧颖士的编年体通史不曾流传下来，所以他只是作为一个文学家被人们记载在中国文学史上。其实，在司马光撰《资治通鉴》以前，萧颖士的上述撰述，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应被忽略的。
中国史学上的通史撰述工作，至中唐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成为这个时期史学发展中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概括地说，这时期的通史撰述的新成就有三个特点：一是体裁丰富，二是产生了有影响的著作，三是开拓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这不仅是唐代史学上的重要成就，也是整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转变风气之重大意义的成就。为便于浏览，兹将这一时期的通史著作列表如下：
据上表，只有姚康是中、晚唐之际的人，其所撰《统史》成书于晚唐外，其余撰者都是中唐时人，所撰各书，多成于德宗、宪宗两朝。这些书，除《建康实录》是贯通六朝历史的著作外，其余诸史多是贯穿古今的通史。如韩潭的《统载》，“采虞、夏以来至于周、隋，录其事迹善于始终者六百六十八人为立传”[24]。如杜佑的《通典》，分为9门，“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25]。如高峻《高氏小史》，“一以《太史公书》为准”[26]，钞节历代史而成，间或也有创作，下限至于唐德宗、顺宗时期。再如姚康《统史》，“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无不备载，编年为之”[27]。以上四书，分别为传记体、典制体、纪传体、编年体，它们的共同特点则都是通史。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里，能够在通史撰述方面取得这样突出的成就，这在中唐以前的史学发展史上是不曾有过的。
怎样看待和评价这一史学现象呢？
第一，这是时代的要求。隋唐统一的政治局面，赋予史学家开阔的视野和宏大的气魄。然而，由于政治形势的不同，盛唐史家和中唐史家在具体任务上和实际感受上也还是有明显区别的。盛唐时期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从撰写前朝历史中总结历史经验，为巩固本朝的统治服务。这一点，从令狐德棻向唐高祖提出的修前代史建议，以及唐高祖的《修六代史诏》和唐太宗的《修〈晋书〉诏》中，看得十分清楚。当时政治向史学提出的任务，可以用令狐德棻说的一句话来概括：“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28]中唐时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前代史的修撰任务早已完成，政治形势的变化向史学家提出新的要求。这个新的要求，一是要“经世”，二是要“通识”。所谓“经世”，从上文所引李翰《〈通典〉序》可知其主旨在“经邦”“致用”。所谓“通识”，诚如白居易所说：“庶职之重者，其史氏欤！历代以来，甚难其选。非雄文博学，辅之以通识者，则无以称命。”[29]这里明确地提出了“通识”的要求。而唐宪宗时的史官李翱说的“夫通前古治乱安危之大本者，实史臣之任也”[30]，可以看作是“通识”的核心。试观杜佑《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理道要诀》（《通典》节本）“评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31]的旨趣，姚康《统史》“纂帝王美政、善事、诏令可利于时者”[32]的目的，不是都符合这两个要求吗？
第二，这是史学发展的结果。上文讲到，《史记》以下，通史著作寥落，但自南北朝起间或也有史家试图制作，思想上的酝酿自有一个发展过程。盛唐的萧颖士在史学思想上是保守的，但他“依鲁史编年，著历代通典”[33]的尝试却是可贵的。中唐史家柳冕写了一篇《答孟判官论宇文生评史官书》的文字，其中有些话反映了他对《史记》的看法：
昔周公制礼五百年而夫子修《春秋》，夫子没五百年而子长修《史记》。迁虽不得圣人之道而继圣人之志，不得圣人之才而得圣人之旨，自以为命世而生，亦信然也。且迁之没已千载矣，迁之史未有继之者，谓之命世，不亦宜乎！噫！迁承灭学之后，修废起滞，以论天人之际，以通古今之变，而微迁叙事，广其所闻，是轩辕之道几灭矣；推而广之，亦非罪也。且迁之过，在不本于儒教，以一王法，使杨朱墨子得非圣人。此迁之罪也，不在于叙远古、示将来也。[34]
柳冕对司马迁的历史思想并不完全赞同，但这一段文字，却主要是在为作为通史的《史记》“论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叙远古，示将来”的撰述旨趣作辩护。这个辩护，恰恰反映出中唐时期一些史学家对于撰述通史的向往。
要之，中唐史学出现重视撰述通史的趋势，乃是自南北朝以来，特别隋朝和盛唐以来史学发展的结果。至于中唐史家能够采用多种体裁来表现通史的撰述，也是跟魏晋南北朝以来史学的发展，尤其是跟他们对史书体裁有过一番争论和反思相联系的。[35]
第三，这对中唐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影响最深远者首推《通典》。《通典》一书，不独在当时“大为士君子所称”，而且在后来史学的发展上，亦为不少史学家所继承和发扬。在这方面成就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马端临所著的348卷巨制《文献通考》。马端临说：
唐杜岐公（按：杜佑封岐国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后宋白尝续其书，至周显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国朝通典》。然宋之书成而传习者少，魏尝属稿而未成书。今行于世者，独杜公之书耳，天宝以后盖阙焉。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元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36]